當下青年作家沒有帶來新氣象，我們需要活力、衝勁和勇氣 | 李浩專訪之一

記者：以我的閱讀和了解，你是不多見的兼擅創作和批評的“70後”作家之一，難能可貴的是，你多年以來都對文學批評投注熱情。所謂“新‘小說革命’”，不是作家、批評家呼籲就能達成的，它有賴於作家們新的寫作探索，也有賴於評論家們新的批評發現。

李浩：這話，一萬個贊同。庫切和納博科夫都說過類似的話，他們認爲某個時代的或明或暗有賴於“強勢作家”的表現，當然這樣的“強勢作家”肯定不世出，是極少的少數。衡量，更多應放在對“強勢作家”的理解和解讀上。

記者：對作家來說，更加需要的是對正在急劇變化的時代做出分析和觀察，但時代急速變遷與創作相對平靜之間巨大的不對稱，確實會讓人焦慮。

李浩：是的，生活和社會，給予作家的總是很多很多，比我們意識到的甚至還要多——從這點上來講中國社會的種種的確是富礦，而且是豐富、珍貴而龐大的富礦，我們應當出諸多“強勢作家”、影響世界文化進程的大作家纔對。是的，從礦藏上來說，的確如此。但它需要開礦者有匹配的智力、知識和能力，需要勇氣和才華，需要與生活的貼近同時又要有豐富刻苦的書齋生活……問題是我們有沒有不計利益傷害試圖將自己放在作品中的決心？

記者：不管怎樣，誠實地寫是前提，真實地反映我們置身其中的這個時代，也是題中應有之意。只是相比小說，非虛構寫作與時代之間反倒多一些短兵相接的意味，也似乎更具範本的意義。而且就前些年而言，相對於非虛構寫作的異軍突起，或者說廣被議論，小說領域顯得太安靜了。

李浩：文學的安靜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你所說的，它不回應社會問題和這個時代的精神疑難，憑什麼吸引讀者；而另一方面，在學者中、作家中、編輯中和批評家中，多少人還願意刁難自己一下，讓自己讀一些對自己的智力、固執和偏見有所挑戰的書？我們對新書籍的評判，包括對某些經典的評判，不是依賴宣傳冊、教科書上的人云亦云？我們能經得起他者對其中故事、結構和細節的追問嗎？

記者：只要說到文學與時代的關係，我們會比較多強調作家缺思想能力。不過，在小說範疇裏談思想其實有一定的風險。一個作家再有思想，他也得通過文學化的書寫，或者說是通過小說這種文體呈現出來。但小說這種文體發展到眼下這個階段，似乎出現了一些問題。鑑於當下世界範圍內小說的平淡表現，我有時忍不住想，小說是不是幾乎已經窮盡了所有的可能，後世作家所能做的，不過是在即將封頂的小說大廈上修修補補，或是添磚加瓦。

李浩：我也不認爲小說大廈即將封頂——我倒是建議我們要警惕這一理念，它很可能意味着我們的自我限度，意味我們創造力和想象力的有限。和阿來的閱讀感受相同的是，抱着先期熱情閱讀的有些獲獎的作家作品是讓人失望，它們的提供並不足以讓我驚豔和耳目一新；不同的是，好作家好作品其實異常豐富，有時覺得一輩子的時間真不夠用。而且有些書，反覆閱讀才更有意味，更能品啜出它的天才滋味。在閱讀卡爾維諾的小說之前，我認爲“線性結構”的小說是沒前途的，它難以容納現代性的豐富、複雜和多歧，但卡爾維諾讓我意識到它有可能，說不可能只是我的不可能，是我的侷限；在閱讀君特·格拉斯、薩爾曼·拉什迪的小說之前，我從未想象過小說可以如此地寬宏、凝滯、美妙而繁蕪，他們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所以，我和赫爾曼·布洛赫一樣認爲“發現是小說唯一的道德”，我們要不斷地發現、提供新質和可能，當然這裏的新質和可能不僅僅是技藝變化，還包含巨大的智力因素。

記者：讀你的評論文章或是批評論著，感覺你對當下文學大體上是肯定的，但也有直率的批評。你的一些批評，實際上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下小說創作存在的問題。應該說，這也合乎不少讀者的閱讀印象，尤其是在一些專業讀者看來，當今大多數小說，即使是其中被普遍叫好的部分，也不能讓人滿意，不是那麼讓人信服，更是很少給人以欣喜之感。

李浩：在我看來，大約有以下幾個原因：一、創新氛圍不夠，我們對文學創新的推動、獎掖不夠；二、作家們世俗心過重，太和生活妥協，太知道自我的世俗需要，太能猜度批評家、評委和社會的好惡和需要；三、我們的寫作普遍缺乏問題意識和思想追問，匱乏哲學和社會學認識，匱乏自我開掘和靈魂追問；四、文學教育滯後；五、缺乏真正的閱讀氛圍。

記者：能列出這麼多切中要害的理由，可見你對當下文學充滿關切。因爲有種種問題，大家才特別期待當下文學能有一些革命性的變化，這或許得更多仰賴青年作家或青年寫作者的努力。

李浩：就我有限的閱讀而言，我認爲當下青年作家沒有帶來新氣象。我看到的多是質地還算不錯的“規訓之物”，達不到讓我驚豔的程度，尤其是拿他們的作品和世界文學已有的高格來比較的話。我覺得，他們爲“文學未有”做出的遠不及我期待的更多。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的崛起與興盛——在我固執而偏執的印象裏，那是中國文學少有的黃金時期，它可能包含有草創的某些粗陋和不完美，但其中貯含的活力、衝勁和爭當弄潮兒的勇氣依然讓我充滿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