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與“邊富邊老”並存，中國特色養老服務體系怎麼建

編者按黨的二十大報告系統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特徵，其中首要特徵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我國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艱鉅性和複雜性前所未有，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如何立足國情實際，走好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本報今刊發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相關研究成果，以饗讀者。

構建中國特色養老服務體系

■ 張熠

人口老齡化是21世紀全球共同面臨的重大課題。構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自主知識體系，不是閉門造車、拒絕國際經驗，忽視各國老齡化的相似性和普遍規律，也不是機械套用，忽視我國與發達國家和其他東亞經濟體老齡化方面的差異性和非典型特徵。關鍵在於立足國情實際，系統把握經濟、地理、文化和制度特徵，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探索符合中國發展階段的現代化治理路徑。這一知識體系的構建，需要實現從現象觀察到理論提煉、從實踐探索到制度創新的完整躍升，最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範式、實踐方案和制度設計。

經濟國情：發展中的老齡化

中國老齡化進程與發達國家的老齡化進程存在本質差異。多數國家步入老齡化社會時，已完成工業化進程，進入經濟低速增長階段；而中國仍處於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特別是作爲世界上人力資本積累最快的國家，充沛的發展動力使我國老齡化呈現出“未富先老”與“邊富邊老”並存的獨特特徵。這一特殊國情，深刻影響着我國養老保障體系的設計邏輯。

在養老金制度改革方面，國際社會曾長期推崇個人賬戶積累制。20世紀80年代智利率先實施養老金私有化改革，從現收現付制轉向完全積累制，這一模式一度被世界銀行列爲標準方案向各國推廣。然而實踐表明，現收現付制在中國的可持續性不僅取決於人口數量，更得益於快速提升的人力資本。隨着年輕一代受教育程度和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提高，這種人力資本的顯著改善有效彌補了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壓力。對於一個人口結構從數量型向質量型快速轉變的經濟體，如果盲從他國經驗而轉向積累制，不利於老年羣體分享社會發展的成果。

人力資本對人口結構的“補償效應”在養老服務領域難以顯現。對於需要大量勞動時間投入的養老服務體系而言，人力資本提升不僅無法抵消數量減少的影響，反而形成雙重壓力：一方面適齡勞動力規模縮減直接減少照料資源供給；另一方面勞動力素質提高又推高服務成本。當前養老服務機構普遍面臨專業護理人員短缺與經營成本攀升並存的困境。破解這一難題，必須通過專業化培訓、藉助智能化手段提升服務效率，帶動用工成本和服務價格下降，才能激發和釋放養老服務有效需求。

由此可見，若忽視中國經濟轉型期的特殊國情，不僅難以制定有效的應對方案，更可能誤判老齡化問題的本質特徵。這一分析表明，中國在應對老齡化過程中，必須充分重視人力資本進步等特殊經濟因素。

地理國情：人口流動中的老齡化

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不僅體現爲時間維度的結構轉型，更呈現出顯著的空間重構特徵。與其他亞洲國家相比，我國作爲大國，區域發展差異明顯，特別是大規模人口流動帶來的空間再分佈，使得老齡化進程呈現出獨特的區域異質性。這導致在整體人口尚未嚴重老齡化時，老齡化已經嚴重影響到一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民生保障體系。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東北三省及川渝等地區已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而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活躍區域則因持續的人口集聚效應維持着相對年輕的人口結構。

老齡化在區域層面的異質性不僅影響了地方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性，也加劇了區域間發展的不均衡。在這種背景下，僅依靠現有縱向財政轉移支付已難以有效緩解問題。“人口流出-贍養負擔上升-實際費率上調-勞動力繼續流出”的路徑會導致養老保險基金與人口流動的“惡性循環”。

解決這種區域老齡化問題需要發展中國式的社會保障區域協調模式。例如，提高社會統籌層次，由上一級或中央政府承擔基本的養老責任。允許部分養老保險繳費由流動人口自願按比例劃轉至其戶籍地、家庭所在地或父母居住地，用於支持當地老年人的基本養老開支。通過基本養老服務隨人走，一方面可以解決流動人口養老服務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候鳥式養老”、新型養老地產的發展，更充分地利用我國廣闊的國土提供的豐富養老資源。

文化國情：家國同構中的老齡化

人口老齡化不僅是經濟社會的轉型過程，更是深層的文化命題。中華傳統文化歷來崇尚“尊老愛幼”“百善孝爲先”的家國倫理。相對於其他東亞國家，中國的家國傳統仍展現出強大生命力和韌性。儘管面臨少子化、家庭小型化等挑戰，但代際互助的傳統依然穩固。父母支持子女成長，重視子女教育，子女贍養年邁父母，甚至普遍存在隔代照料、隔代贍養的現象。這種文化傳承，使敬老養老不僅是道德要求，更爲養老政策提供了價值基礎和社會情感基礎。

當然文化並非萬能，也無法替代制度保障。隨着少子化趨勢加劇、獨生子女照護壓力上升、女性就業角色轉變等因素交織，我國傳統家庭養老功能正在遭遇現實挑戰，公共政策的託底功能亟待強化。文化的傳承不應停留於表象認同，更要在制度體系與治理邏輯中得到深度體現。因此，在應對老齡化過程中需要堅守“家國文化”的精神內核，在對文化國情的深刻理解基礎上建構自主理論體系，將文化價值與現代制度有機融合，制定符合中國國情、體現東方智慧的治理路徑。

制度國情：社會主義下的老齡化

作爲當今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應對人口老齡化方面具有獨特的制度優勢。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是抵禦個體風險的屏障、糾正市場失靈的工具，更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爲社會穩定團結和諧提供了根本保障。

這一制度國情決定了我國應對老齡化過程中始終堅持共擔風險和共享發展利益的基本原則。西方國家曾長期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社會保障風險共擔和利益共享功能一度被邊緣化，過度強調個人責任、自由選擇和市場機制。然而在多次經濟金融危機衝擊下，歐美國家也不得不重新重視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與風險共擔的基本功能。人口老齡化是一個長期的、系統性的風險挑戰，必須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堅守馬克思主義的“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強化風險共擔和社會團結，統籌協調代際和代內利益，將挑戰轉化爲發展機遇。

（作者爲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