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黎文 | 殖民賬簿的價值觀——東印度公司的“貿易修辭”

在17世紀第一個十年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航行志中，記錄的已不止艱險的航程，還有一衆關於市場、商品和利潤的數據。在東印度公司眼中，世界是一本記錄可榨取資源的賬簿。異域風土和人種都被物化，可用會計與交易的語言來統攝，文化差異也都被轉化成貿易上可識別的符號。這種看待世界的方式，被稱爲“商業凝視”。

芒特馬蒂大學的年輕學者布蘭登·泰勒近日挖掘了東印度公司的早期文獻，呈現其中的貿易話語如何演變進階，最終異化爲英國殖民活動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

1600年12月31日，伊麗莎白一世批下東印度公司特許狀。與同時代的重要競爭對手弗吉尼亞公司的特許狀相比，雖然共享資本主義萌芽期的基礎法理結構，後者以宗教道德包裝其使命，即強調這一事業的基督教屬性，將原住民皈依列爲首要目標，還會猶疑“牟利是否道德”。東印度公司的特許狀則壓根沒有此類條款——他們並未將東印度羣島居民視爲需要改造的“無主地（terra nullius）”佔有者，而是看作可交易謀利的商人羣體。

自誕生之初，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企業話語就有更明確的全球定位，核心目標就是逐利。最早的東印度公司航行志已開始以經濟視角描摹世界。匿名著作《東印度航程實錄詳述》記錄了1601年2月詹姆斯·蘭開斯特爵士率領的首航。這部1603年出版的編年體文獻詳述了首航經歷的種種險境：反覆遭遇的風暴、致命事故、奪走水手性命的疫病。這位航海者持續關注各地居民與文化形態，同時鉅細靡遺地記載船貨清單。

例如，在簡單描述“松巴哇人”之後，馬上轉向了對島嶼經濟價值的評估：此處出產“適合作主桅杆”的優質木材。當航海者面見蘇門答臘國王時，盛宴上閃光的金器、貴逾黃金的鐘銅、來自中國的瓷器都被悉數記錄。即便有對文化習俗的長篇探討，最終也還是落到商品價值上。

這些話語裏夾雜着民族誌的好奇和商業上的評估，恰恰印證了早期東印度公司的記述者還在摸索認知異域之道。到1612年，這種搖擺消失了。當年刊行的科弗特報告展現出更縝密的商業邏輯。

羅伯特·科弗特的《真實奇聞錄》是早期東印度公司的核心文獻，其中詳細記錄了船員沿途買賣、交換及損毀物品的清單，也如實反映了公司對東印度羣島族羣及國際貿易複雜性的極度陌生。其典型記述如：探訪“班尼亞人大城拿德巴利，彼處市集廣闊，銅器琳琅”，隨即羅列貨品。當地風土民情已不再吸引記述者，他只是想到“布匹在此必爲暢銷商品……金銀礦藏豐饒，與這些善賈者交易甚佳”。

“商業凝視”以貿易邏輯重構認知新環境與新社羣的框架。它依據價值攫取原則，對感官體驗進行重組——蒼翠的原始森林不再是一種生態奇觀，而是有待開發的木材儲備庫。這種轉變預示了日後東印度公司運作的邏輯雛形，商業認知也慢慢被調適爲一種控制工具，可以說，貿易修辭塑造了英國海外殖民活動的基礎。

如此觀察與記錄世界的方式反映了當時新興的世界觀：以價值規律支配認知，以貿易框架詮釋文化差異。無怪乎再過一百年，就有了笛福（1660—1731）——英國資產階級文學先鋒。伊格爾頓在《英國小說》中說到笛福撰有一篇題爲《貿易的神聖性》的文章：

笛福將自然本身也視爲一種資本家，它有着深不可測的資產階級智慧，造出讓物體漂浮的水面，讓我們能夠建造用來貿易的船隻；懸掛星星，爲商人導航；開闢河流，可以直接通往其他國家那些可供掠奪的資源；讓動物順從，以便我們可以將它們作爲工具或原材料；深思熟慮地修改出崎嶇的海岸線，可用來建造避風的港口；而各種原材料則以極佳的便利分發在全球範圍內，讓每個國家都有一些東西可以賣，有一些東西需要買。

此時，以商業眼光打量世界，已經進入文學，成了英國的“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