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學模有哪些鮮爲人知的筆名？
著名經濟學家蔣學模早年從事過很長一段時間翻譯工作，1945年夏至1949年期間，他曾擔任復旦大學文摘社編輯。很少有人瞭解的是，蔣學模與《文摘》的淵源可追溯至1941年夏，除了衆所周知的《基度山恩仇記》，他在文摘社其實還有不少其他譯作。更鮮爲人知的是，除“蔣學模”“學模”之外，他還用過其他一些筆名。筆者基於館藏檔案及相關文獻，對蔣學模與《文摘》的關係略爲敘述，或有助於更全面地瞭解蔣學模的人生經歷。
寧波慈溪觀海衛鎮蔣學模故居圖
與《文摘》的初次結緣
《文摘》於1937年1月由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孫寒冰在上海創刊。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後，復旦大學西遷廬山，再遷重慶，最後落腳北碚。文摘社隨黎明書局遷至漢口，孫寒冰因病不能離滬，由自己在上海勞動大學兼課時的學生馮和法赴漢口主持《文摘》。馮和法當時還兼辦羣力書店，黎明書局、文摘社與羣力書店三家機構一起擠在一個弄堂小房子的前後兩間廂房內。1937年11月《文摘戰時旬刊》刊出時，主編仍署孫寒冰。1940年5月，孫寒冰不幸死於日軍轟炸，由張志讓接替主編。是年9月《孫寒冰先生紀念號》起，蔣學楷也列爲委員。這一時期的文摘社僅設編輯部，無發行機構，出版及盈虧全由黎明書局負責。
1938年春，蔣學模到羣力書店當出版主任。此前他因戰亂中斷了東吳大學的學業，在上海淪陷後一度到湖南平江參加抗日工作，後因肺病發作輾轉於武漢。應馮和法的約稿，蔣學模於是年5月在羣力書店出版了一本名爲《出動中的新四軍》的小冊子，署名“孜琴”，以紀實筆法講述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隊集結組編開赴前線的故事。這是蔣學模爲滿足大衆需求、積極宣傳抗戰而作，因所署筆名少見，很少有人知道該書的真正作者就是蔣學模。
蔣學模著《出動中的新四軍》
1941年夏，蔣學模從四川大學經濟系畢業，因兄長蔣學楷之邀，準備赴香港任《財政評論》編譯，在重慶等候飛機時，他到文摘社寄住了一個多月。早先，文摘社已於1938年冬從武漢遷至重慶，在臨江門川鹽三里租了一幢樓房，並脫離黎明書局，單獨成立了復旦大學文摘出版社來負責發行。此一時期的《文摘》，大體與漢口時期相似，仍爲16開本，主要翻譯或摘譯外國期刊上的文章。蔣學模寄住文摘社期間，正逢蘇軍和德軍在莫斯科附近大戰，是年6月30日下午，文摘社由張志讓出面邀請七八人，在重慶匯利飯店舉行了一次蘇德戰爭座談會，由蔣學模擔任記錄。這次座談會的記錄後印成32開本的小冊子，以《蘇德戰爭——復旦大學文摘社徵求言論特集》爲名作爲《文摘》附刊出版。這是蔣學模同文摘社發生的第一次編輯關係。
《蘇德戰爭——復旦大學文摘社徵求言論特集》
文摘出版社出版的譯作
前述蔣學模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香港《財政評論》編譯。然工作僅幾月，因香港被日軍佔領，財政評論社內遷。兄長蔣學楷在香港被日軍槍殺，蔣學模則幾經顛沛流離，於1945年回到重慶。是年10月正式接受文摘社的邀請，擔任該社編輯。《文摘》此時不僅出版刊物，也編譯出版書籍。據1965年7月《蔣學模自述》（此係未刊手稿，承蔣學模先生之子蔣維新老師惠示），“我在文摘社譯的書有：《五分鐘名人傳》《英語自修全書》《基度山恩仇記》《長生論》《蘇聯行》《俄羅斯——最後到來的巨人》《人與地》”。
《基度山恩仇記》於1946年11月起由文摘出版社在上海陸續分冊出版，1947年至1949年間不斷再版，至今暢銷不衰。其他作品還有：1946年3月出版的《五分鐘名人傳》，著者是美國的卡尼基，譯者署名“龍潔清”，這個筆名，此後未見再用；1946年出版的《人與地》，著者是美國桑達雅那，譯者署名“蔣學模”；1949年8月出版的《長生論》，著者是蘇聯波哥摩萊茲，譯者署名“蔣學模”；《蘇聯行》《俄羅斯——最後到來的巨人》，均與賈開基合譯，先後於1948年、1949年發行。其中，《五分鐘名人傳》以一人一傳的單篇形式介紹羅斯福、威爾遜、莎士比亞等人生平，《人與地》則是出生於西班牙的美國哲學家、小說家桑達雅那的一部自傳，由此不難窺見蔣學模對人物傳記的興趣所在。
鮮爲人知的筆名
據《蔣學模自述》：“我在《文摘》上的譯文，除了使用蔣學模的本名之外，有時還用我的一些熟人的真名，如聶轟、蔣玉瑛、許庭星等，還有我常用的筆名孜琴，此外還隨便採用一些筆名，現在想不起來了。”關於“孜琴”這個筆名，除上文提及《出動中的新四軍》見署之外，他還多次用過，如1945年《文摘》第10卷第1期、1946年《文摘》第10卷第5期上發表譯文《釋否決權》《我的復活經驗談》時。同年在《文摘副刊》第1卷第3期、第4期上發表譯文《影星祕史》《數學奇談》，亦用此名。而《文摘副刊》第1卷第5期上《打開“世界屋頂”之迷》一文署名“趙孜琴”，也當是蔣學模的筆名。
蔣玉瑛、許庭星、聶轟是蔣學模在《文摘》發表譯文時常用的三個筆名，其中署名“蔣玉瑛”的譯文數量多達20篇，包括《從去年數字看今年美國經濟》（1948年第12卷第10期）、《丘吉爾的大戰回憶錄》（1948年第13卷第8期）等；1947年《文摘》第11卷第9期《美國大學生的轉變》、第12卷第4期《蘇聯外交的決策者》等均署名“許庭星”；1945年《文摘》第10卷第4期《揭開巴勒斯坦的迷霧》、同年《文摘》復員紀念號《我們降落在中國的大地上》等則署“聶轟”的筆名。當然，他署名次數最多的還是“蔣學模”，“學模”是原名的簡化，他在《卡秋莎：紅軍的祕密武器》（1945年《文摘》復員紀念號）即署“學模”。
1946年《文摘》在上海復刊以後，蔣學模承擔了該刊主要的翻譯工作，每月兩期翻譯十萬字左右，其勤奮實非常人所能及。翻覽此期的《文摘》，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蔣學模的幾個筆名常一併出現在同一期上，如1947年《文摘》第12期第2捲上的《蘇聯有沒有原子彈》《一個新型獨裁者的興起》《東歐的革命》《美國再借不借錢給英國》《剃刀邊緣的西歐》五篇譯文，所用筆名依次爲“聶轟”“蔣玉瑛”“許庭星”“學模”“蔣學模”，譯者實爲一人，篇幅卻幾佔一半。1948年底《文摘》在外埠禁止發售，只准在上海發行，以致《文摘》不得不停刊。上海解放後，美國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稿源斷絕，更無法復刊。如此文摘社停辦，該社人員調至復旦大學的有關部門，蔣學模到經濟系任教，至此結束了他在文摘社的編輯生涯。
1947年《文摘》第12卷第2期封面
（作者爲復旦大學檔案館副研究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