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51年，東漢皇宮裏，光武帝劉秀面對武將們“滅匈奴、立萬世功”的激昂陳詞，提筆寫下八字詔書：“不如息民。”

他大手一揮，允許南匈奴遷入河套平原。

這個被贊爲“光武中興”的仁政，卻在三百年後引發漢人幾乎滅絕的“五胡亂華”——當匈奴騎兵把漢人女子稱作“兩腳羊”充作軍糧時，劉秀的仁慈顯露出歷史最猙獰的反諷。

開元盛世的巔峯，長安城胡商雲集，李白醉寫《清平調》。唐玄宗李隆基爲防禦邊患設立十大節度使，授予他們軍權、財權、人事權三把利劍。

755年冬，身兼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率十五萬鐵騎南下，繁華東都被付之一炬。

可笑的是，當叛軍殺到驪山腳下，玄宗正與楊貴妃共賞《霓裳羽衣曲》。藩鎮這把雙刃劍，最終刺穿了盛唐的心臟。

1433年，福建長樂港，世界上最大的木質寶船在完成第七次遠航後永遠停泊。

明宣宗朱瞻基頒佈寸板不許下海的禁令，將鄭和航海檔案付之一炬。當葡萄牙探險家迪亞士繞過好望角時，明朝水師正在拆毀沿海民船。

這道海禁持續四百年，直到英國艦隊用炮火轟開國門——此時中國戰艦技術水平，竟比鄭和時代倒退兩百年。

當懷柔豢養了餓狼

劉秀的決策在當時堪稱高明。

歷經十二年戰亂，東漢初年全國人口“十存其二”，河套平原荒草叢生。讓南匈奴屯墾戍邊，既省軍費又拓荒地，短期內邊境安寧、賦稅增長。

但他忽略兩個致命變量：遊牧民族的生育爆發力與農耕文明的脆弱性。

南遷匈奴在肥美牧場人口激增，卻始終未被真正同化。

西晉“八王之亂”內戰正酣時，匈奴首領劉淵在離石祭天稱帝：“吾乃漢氏之甥，今晉室昏亂，當復高祖之業！”

隨後的135年裏，匈奴、鮮卑、羯、氐、羌五大部族輪番蹂躪中原。洛陽宮殿成爲牧羊場，鄴城水井塞滿貴婦屍體。

當倖存的漢人踉蹌“衣冠南渡”，他們攜帶的不是金銀細軟，而是寫在羊皮上的《論語》殘卷——文明火種在血海中飄搖欲滅。

光武帝的失誤不在仁心，而在對人性貪婪的誤判。

草原部落視耕地爲戰利品而非家園，當晉朝守軍連弓都拉不開時，當年被收留的“客人”便亮出了屠刀。

節度使如何掏空大唐

玄宗設置藩鎮時絕非昏聵。唐朝疆域達1237萬平方公里，從安西都護府到渤海都督府，快馬傳令需跑三個月。

爲對抗吐蕃騎兵，他創造性地把邊境劃分爲十大軍區，節度使可“便宜行事”。這招立竿見影：高仙芝翻越帕米爾高原奇襲小勃律，哥舒翰夜收九曲黃河地。

致命漏洞藏在制度細節：經濟自主權河北三鎮年稅收留用率100%，中央分文不取。

兵源私有化范陽軍鎮士兵只知安祿山，不知唐天子。職位世襲制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傳位四代，形同獨立王國

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暴露更荒誕的現實：中原武備廢弛到“三人共用一弓”，而安祿山倉庫裏堆着十年喫不完的糧食。

當長安陷落的消息傳來，揚州富商竟問：“長安？不是早就賣給吐蕃了嗎？”——盛唐的崩潰，始於中央與地方的信息割裂。

海禁鎖死中國未來

永樂年間的南京龍江船廠，能同時建造200艘寶船。

鄭和船隊配備象限儀、航海圖、水密隔艙，航程遠達非洲摩加迪沙。這本可讓中國成爲海洋霸主，卻因三個認知誤區葬送前程

倭寇恐懼症，嘉靖年間，一股五十人的倭寇竟橫掃皖浙，殺傷四千明軍。

朝廷不去整頓海防，反而強遷沿海居民內撤三十里，製造百萬流民。結果倭寇反用廢棄漁村作據點，劫掠更方便。

朝貢虛榮心，鄭和船隊七下西洋耗銀六百萬兩，換回長頸鹿、鴕鳥等“祥瑞”，朝臣們陶醉在“萬國來朝”的幻夢中。卻不知葡萄牙商船正用火槍換走印尼香料，每趟獲利百倍。

技術傲慢症，當傳教士利瑪竇獻上《坤輿萬國全圖》，萬曆皇帝輕哼：“西夷畫技尚可。”便鎖進庫房。

此時歐洲船長已在用中國發明的羅盤測繪新大陸，而明朝水師將領仍靠《鄭和航海圖》的二百年前舊數據指揮。

最痛心的對比發生在1592年：明朝水師在露梁海戰用火攻戰術殲滅日本艦隊時，英國德雷克船長正駕“金鹿號”完成環球航行——前者在重複祖先榮光，後者在開創新紀元。

歷史輪迴中的決策陷阱

這些悲劇決策有驚人共性：劉秀以爲草原民族定居就會漢化，明廷覺得鎖國就能防倭

藩鎮本爲臨時邊防設計，卻被玄宗制度化爲常設機構。反對開海的江南地主怕海外貿易衝擊絲綢壟斷

更值得玩味的是決策者心態。

劉秀下詔“息民”時，案頭擺着“十存其二”的人口報告；唐玄宗增設節度使那年，吐蕃騎兵距長安僅三日路程；

朱瞻基燒燬海圖前，剛收到倭寇洗劫浙江的急報。恐懼催生保守，焦慮誘發封閉，這古今皆然。

站在洛陽城頭，劉秀看見的是戰後休養生息的迫切；站在大明殿上，朱瞻基聽見的是倭寇登陸的警報；站在驪山華清宮，唐玄宗感受的是吐蕃壓境的寒流。

但歷史懲罰從不看初衷是否良善——它只計算代價是否付得起。

五胡亂華讓北方漢人銳減80%，安史之亂使唐朝人口從5288萬暴跌至1699萬，1840年鴉片戰爭賠款相當於清廷十年財政收入。

這些天文數字背後，是無數被踩進泥濘的平凡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