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28年，當中國學者在安陽殷墟小心翼翼地拂去甲骨上的塵土時，西方學術界還在爭論商朝是否真實存在。

儘管《史記》早有記載，但直到甲骨文實證破土而出，國際學界才勉強承認這個三千年前的王朝。

更令人深思的是，當中國學者試圖證明更早的夏朝時，西方立即豎起“考古證據不足”的標尺——儘管他們講述特洛伊傳說時，僅憑荷馬史詩便足夠。

這種雙重標準背後，是一場持續百年的歷史話語權爭奪戰。

石頭與竹簡：文明認證的荒謬標尺

西方史學界有個不成文的“認證體系”：文明存在的證據必須是石質建築與可破譯文字。

埃及金字塔因其花崗岩材質屹立4800年，自然獲得“認證”；古希臘帕特農神廟遺蹟雖只剩石柱，仍被奉爲西方文明源頭。

而中國早期土木結構建築因材料易朽，遺蹟難尋，成爲西方否定夏商存在的理由——哪怕《尚書》《史記》有數十處關於夏朝的記載。

這種標準暴露了話語權的不對稱：當中國考古隊在二里頭發現距今3700年的宮城基址、青銅作坊時，西方學者質疑“這可能是商朝遺蹟”；

但面對希臘克里特島米諾斯宮殿（僅存地基和部分牆體），他們卻欣然標註“歐洲最早文明”。

更諷刺的是，歐洲中世紀史研究大量依賴修道院手抄本，卻要求中國早期王朝必須“文獻加遺址加文字”三重驗證。

考古實證主義在此成爲選擇性武器：2025年某國際學術會議上，中國學者展示陶寺遺址觀象臺數據，證明堯舜時期已有天文觀測體系。

一位歐洲教授卻打斷道：“沒有線性文字A那樣的文字系統，如何確認這是國家文明？”——儘管他剛用荷馬史詩論證過邁錫尼王國。

教科書裏的殖民幽靈

翻開歐美通用世界史教材，你會看到一條清晰的“文明傳播鏈”：兩河流域（蘇美爾）→埃及→希臘→羅馬→歐洲→美洲。

中國被排在古印度之後，標註爲“受中亞文明影響的邊緣文明”。

這種敘事將青銅技術、車輪、文字等發明全部歸爲西亞源頭，暗示東亞文明是次生品。

香港歷史教育曾暴露這種話語操控的惡果：2020年中學文憑考試題竟要求學生分析“1900–1945年間，日本爲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

近四成考生在卷面上寫出“日本促進中國現代化”的荒謬結論，這正是長期接受西方殖民史觀教育的產物。

當歷史教育弱化反侵略敘事，民族記憶便可能被改寫。

更深層的操控在理論層面。後現代史學以“解構宏大敘事”爲名，鼓勵對非西方歷史進行碎片化處理。

中國五千年文明連續體被拆解成“可疑的傳說”“未證實的王朝”，而歐洲的羅馬帝國譜系卻很少遭遇同等質疑。

福柯的話語權理論在此顯現威力：誰掌握歷史解釋權，誰就掌控文明合法性的定義。

學術霸權的隱形鐵幕

歷史學研究本應是真理的競技場，現實中卻佈滿話語權藩籬。

國際權威期刊《過去與現在》2024年發佈的數據顯示：近五年刊載論文中，歐美學者佔比83%，中國學者僅佔4.7%。

更值得玩味的是，凡涉及中國早期文明的投稿，審稿人必要求補充“西方理論框架”——彷彿不用韋伯概念分析秦制，研究就失去合法性。

某些領域甚至存在學術禁區。

希臘雅典衛城博物館明確拒絕中國學者對帕特農石材進行碳十四測年，理由竟是“可能破壞文物完整性”——儘管中國二里頭陶片已接受上百次同類檢測。

當中國考古界發現新疆小河墓地保存着距今4000年的印歐人種乾屍時，西方學界集體沉默，因爲這可能改寫“印歐人東遷”的既定敘事。

這種霸權延伸到史料解讀。

18世紀傳教士帶回的《永樂大典》被大英博物館收藏百年，中國學者申請調閱需經三道審批；而斯坦因從敦煌掠走的萬卷文書，西方卻可自由研究並建立“敦煌學”。

2023年某次數字檔案共享會議上，中方提議建立全球史料數據庫，遭到三家歐洲機構明確反對——知識開放的前提，是壟斷者自願放棄特權。

文明反擊戰：從三星堆到全球史觀

面對話語圍堵，中國史學界正多路徑突圍。

三星堆遺址的黃金面具與青銅神樹震撼世界後，考古隊主動邀請國際專家參與檢測，用碳十四數據確證長江流域存在獨立青銅文明。

這種“以科技破話語”的策略效果顯著：德國考古研究院2024年報告首次承認“中國青銅文明具有多源性”。

在理論構建上，“新天下體系”的提出具有突破意義。

不同於西方“民族國家”範式，該理論從周朝分封制提煉出“文化認同超越政治實體”的治理智慧。

當美國用“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指責中國時，中國學者回擊：我們的規則實驗從三千年前就開始了，比《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早二十個世紀。

最生動的實踐在公共歷史領域。紀錄片《中國》用4K技術再現孔子與老子辯論場景，海外播放量破億；遊戲《黑神話：悟空》將敦煌壁畫妖怪變成文化符號。

年輕人在B站發起#史圖館挑戰#，用動態地圖對比漢朝與羅馬疆域變遷——當學術爭論進入大衆文化場域，話語權爭奪便有了新戰場。

重寫歷史的代價與希望

爭奪歷史話語權不是學術意氣之爭，而是文明存續的剛需。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曾出現持續十年的“歷史虛無潮”：衛國戰爭英雄被污名化，沙皇暴行被放大宣傳，導致國民認同危機。

直到2005年頒佈《衛國戰爭歷史真相法》，才遏制了歷史領域的認知戰。

當前西方對中國歷史的解構更具隱蔽性。通過質疑夏商周斷代工程，他們試圖動搖中華文明源頭；

通過強調元清非中國，他們割裂多民族國家形成史；通過誇大殖民現代化貢獻，他們美化侵略行爲。這套組合拳的終極目標，是將中國崛起包裝成“背離普世價值的例外”。

真正的破局點可能在非洲。

當坦桑尼亞學者用斯瓦希里語檔案證明鄭和船隊從未從事奴隸貿易時，當埃塞俄比亞出土的明朝青花瓷改寫“中非交往史”時，全球南方正在成爲歷史多元化的同盟軍。

歷史終將證明：所有拒絕被他人定義的文明，終將在時間長河中找回自己的座標。

當我們站在大英博物館中國廳，凝視那些未標註出處的敦煌經卷，或聽到導遊將司母戊鼎簡化爲“古代烹飪器”，便懂得這場話語權之爭遠未結束。

歷史從不是躺在泥土中的骸骨，而是握在生者手中的文明羅盤——指針的每一次偏轉，都關乎一個民族未來將去往何方。

當某些人仍在用希臘大理石丈量中國夯土臺基時，或許該問：如果歷史真有標準答案，人類又何必留下如此多彩的文明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