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和菸袋的故事 | 趙武平-文化-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二哥在村裏長大，不光會地裏活兒，似乎還學過打鐵，因爲爺爺是鐵匠。和二哥最對脾氣的，是趕馬車的王良弼，他同學王趙的大，——老家位於太行山南麓，恰在豫晉接壤之處，說的土話在外頭人耳朵裏，跟山西話沒分別：人們無分大小，稱呼父母，不叫爹孃，也不喊爸媽，一律用“大”和“悶”。冬閒修水庫，二哥跟王趙大上山，起石料，割荊，編籮頭。他們住馬房，擠土炕，還半夜三更起來喂牲口。“一九二九不出手”，山裏入夜更冷，耳朵凍得生疼，王趙大就教二哥學吸菸。夜黑天干活，下炕前來一袋，給身子帶點兒暖和氣兒。和我爸一樣，他倆吸的是旱菸。菸袋是用竹根做的：我爸在六十里外的鄰縣博愛工作，縣城西面成片的細長的筠竹，隨便砍哪一根，做菸袋都合用。慢慢地，二哥煙癮大了，以至於後來幹臨時工，當老師，都離不開菸袋。

一九七八年合影中的二哥（前排左二）

高中畢業，二哥報名參軍，沒走成。運動一開始，我爸媽就倒了黴；二哥的當兵夢，不知道是不是因爲受了他們的影響。我爸從縣委下放，在城北十里外的石料廠勞動；我媽則離開教了十幾年書的九街小學，抱着才幾個月大的我，回村同我爺爺奶奶一起住窯洞。好像沒過多久，我媽就又聽從號召，孤身去另一山村教書。那個村不大，幾十戶人家，名字叫柿園，與我大嫂孃家艾曲村只隔一道嶺，從柿園往北過山，就是山西陵川地界。從我們村到柿園，沒有直路，要走一段幹河道，還得爬山嶺。我媽年過四十，體弱，走路不快，趕到學校要花兩三個小時。有一回黃昏纔出村，沒承想在半道上，還碰見一條耷拉着大尾巴的狼：只隔幾道土稜，狼兇巴巴瞪着眼，——我媽看過去甭提心多慌了。荒山野嶺的，哪裏還有人影啊。

學校在一個老院裏，其實只是兩間房，一間老師住，一間學生上課。一個“複式班”，從一年級到五年級，每個年級四五個學生，一共二十來個，大的十三歲，小的八歲，都是村裏孩子。老師就我媽一個。她給一年級講好課，安排他們寫作業，然後是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和五年級，從低年級到高年級，一個接着一個，輪番上課、佈置作業。山裏生活單調，難得放回露天電影。這天的黑白片，是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舒繡文配音，講一個城裏的女老師瓦爾瓦拉，自願去苦寒的西伯利亞一個偏遠的村子裏，一個人教一村學生。村裏人看完很激動，見我媽就說：楊老師可是咱村的瓦爾瓦拉啊。

我媽在村裏，喫的是“派飯”，——全村各家輪流給她做飯。山裏靠天喫飯，每頓都是玉黍、小米，也喫高粱、紅薯和南瓜，白麪基本喫不上。靠蘿蔔乾和酸黃菜下飯。誰也不覺得，喫不飽飯不正常。每一家都當我媽爲親人，只要輪上，就給她做最好的飯食。有一家的新媳婦，飯時捧出一碗羊肉餃子，大冒熱氣；我媽喫一口，嚐出肉臭了。羊是過年殺的，一家人捨不得喫完，還剩了不大一塊，五黃六月了，還在背陰的牆頭上掛着。自家的孩子眼巴巴望着，還不許往飯桌前湊。“俺們就楊老師這一個鄉村女教師”，不能虧待她，村裏人都這樣想。

學生在暮色裏放學了，我媽點起煤油燈批作業，經常熬到半夜。她忙得顧不上家，很少見到上中學的二哥、三哥和姐姐。他們的學校就在柿園東南面的大南坡。後來，我媽八十多，行動都不便了，還記得二哥只要去柿園，就是爲了零花錢。他每一回來去都很匆忙，拿到一兩毛錢，頭也不扭就下山了。

大南坡離我們村很遠，走過去差不多得一晌午。哥哥和姐姐幾個帶乾糧住校。他們禮拜六一回村，我奶奶就張羅着打燒餅，——每一回都打很多，夠他們在家裏喫飽，也夠他們第二天揹回學校，再喫一禮拜。

一九七四年，我媽病了，我爸接她回縣城，帶了四哥和我，住清化北關一戶農民爲兒子蓋的新房。

我們一家八口人，這時住同一屋檐下的，只有一半：大哥在硫鐵礦下井；二哥和姐姐的戶口還在老家生產隊，他們跟着爺爺奶奶種地掙工分。十七歲的三哥戴着大紅花，在敲鑼打鼓聲中，上了下鄉的卡車，——我拉着我爸的手，同車去送，一進村就望見紅色橫幅在竹林邊迎風招展，上面是斗大的字寫的毛主席語錄：“知識青年在廣闊天地裏大有作爲。”

二哥兩年後也從山裏出來，到縣植保站當臨時工。說是“農業工人”，其實是防治病蟲害，——我記得他還養過圓骨碌碌的大柞蠶。同事中年齡大的，多是學農林的老大學生，只有他是回鄉務農的中學生。

恢復高考那年，已在胭粉莊當老師的三哥，和在北關玻璃廠做燈管質量檢測工的姐姐，受到爸媽的鼓勵，都抓緊時間，邊工作邊複習，唯有二哥還是我行我素，不爲所動。他正談對象，不順心，整天黑個臉，頭髮長了也不剪，有幾根在頭頂直豎豎的，看着扎眼得很，——二哥人犟，像老舍說的，“泥人也有個土性兒”，誰勸也不頂用。他實際上和我姐一樣，擔心考不上，臨時工也幹不成。

媽媽急得不行，當着我的面，氣狠狠罵了一句：

“怒髮衝冠的，看你二哥啥樣兒！”

我剛上二年級，對與人物有關的成語，像臥薪嚐膽、完璧歸趙和毛遂自薦一類，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興趣。於是，我就把二哥與“怒髮衝冠”掛上鉤，似乎他是一個什麼朝代裏的名人。只是二哥從不戴帽。他沒當上兵，可還是喜歡軍裝，不知道打哪兒弄來一身。

二哥過後勉強進了考場，還真就考上了。

縣城那年有一個新聞，就是說我兩個哥哥和姐姐高考的事：

“清化街楊老師三個孩子一起考上大學了。”

那一年，二哥二十三，三哥二十一，姐姐十九。但最後去外地念大學的，是三哥和姐姐。二哥仍在縣裏，上的是師範班。他的頭髮開始剪得齊整，脾氣也順和了，——城北馬營地頭桃花開了，二哥第一個帶我去看；我戴上紅領巾的第一天，又是二哥領着我進了照相館，拍下有生以來第一張單人照。那些年，縣城的時髦青年，流行玩相機。拍好一卷，匆忙跑回家，用棉被擋上小房間的窗戶，打開紅燈泡，一張一張沖洗照片。相紙那時緊俏，捨不得多用，加上曝光難把握，好照片洗不出幾張。我小學時唯一拍得周正，色調也均勻的大頭照，是二哥攝影手藝的代表作。

唸完二年師範班，二哥當上地理老師。先在東關十中教補習班，後去南廣場縣一中兼作團委書記，——我的初中和高中也在這兩個學校。上大學前的六年，我都和二哥在一起。二哥講地理有一套，班上學生的高考成績，在縣裏排第一。我卻沒上過二哥一堂課，——他講地理出了名，常給請到別的學校兼課。倆人天天見面，他卻不問我的功課。我的地理老師慄佔富，是他師範班的同學。

我高中住校，沒有擠集體宿舍，住的是二哥的辦公室。二哥是班主任，天不亮喊學生起牀；出操，上早自習，他都陪着。他每天起得早，睡覺卻不早，——三十不到，玩心很重：釣魚，下棋，打撲克，哪樣也不落。最迷象棋，一下就到後半夜。下好回來也不馬上睡，得再抽一袋煙，想一會兒心事。

二哥一說中外地理，就如數家珍。可他最熟的，是身邊的山川，物產，和風俗。

有一年暮春，外甥和我一起回去，陪我媽住了幾天。二哥領我倆上了一趟月山寺。在半山腰歇腳，二哥點起一根菸，俯眺蜿蜒而過的焦枝線，說這條鐵路起點並非地理書上講的焦作，而是剛纔過鐵道時繞過的月山站。它是一個交通樞紐：焦枝線向西連通華北與西南，往東在新鄉接入京廣線；縱貫河南山西的太焦線，在月山穿太行北行，經晉城、長治，直通太原。

二哥在月山當過鎮黨委書記，知道舊名寶光寺的月山寺有殘碑，鐫刻一篇《元明月山新印藏經記》，提到“覃懷天壤間，號稱地之秀者，以北負行山之陽，南臨天塹之陰，中則丹水分灌，沁流交潤，是致竹葦之青青，桑麻之鬱郁，稻麥之肥饒，果蔌之甘美也”。碑記所述“覃懷”，即明、清二季之懷慶府，轄河內、修武、武陟、濟源、溫、孟六縣。民國二年，即一九一三年，廢府存縣，河內更名沁陽；越十四年，沁河以北、丹河以東部分，即原清化鎮轄區析出，置博愛縣，——我爸媽以前分別在焦作（舊名焦家作，原系修武一鎮）和新鄉念師範，一九五〇年畢業，到博愛擔任文化教員。

1974年的博愛竹編（孫樹清攝）

縣裏有一萬多畝竹林，在華北獨一無二；“清化竹貨”更是自古聞名，當地有“只要竹刀響，不怕糧價漲”之說流傳。二哥也告訴我們，北京動物園大熊貓每天喫的，就是下水磨的竹子。村裏每週採竹兩次，採好打包運往月山站，上火車當天即送至首都。

從本地竹園、竹器和竹菸袋，二哥連帶扯到東北“三大怪”，——時隔二十餘年，兩怪是什麼，我都忘了，惟有一怪還在腦裏：“大姑娘叼個大煙袋。”

我琢磨過：二哥尺把長的那種，如果到了東北，怕輪不上叫“大煙袋”。

3 比二哥的長得多的菸袋，其實北京就有。

陳寶國說，拍《大宅門》時，爲找一個道具菸袋，導演郭寶昌帶他上了十里河古玩市場：

到了那兒，一家一家地進了門兒就問，您這兒有菸袋鍋子沒有？就開始一件件看，還真有好材料做的。那菸嘴我記得有翡翠的，也有玉的，還有象牙的。他一邊看就一邊嘀咕，說，嘶——這不是七老爺的那菸袋。

他沒相中。結果在一家店裏，他回頭一看角落裏，呦！他問那掌櫃的，這一堆是什麼東西啊？掌櫃的說，柺棍兒，菸袋唄。趕緊就拿過來擦去塵土，擺在了櫃檯之上。他定眼一看，一眼就瞅準了一根兒，拿過來愛不釋手啊。他說，這就是七爺的那根菸袋！

這根菸袋話說得有一米來長，很大一銅鍋兒，杆兒我記得是疙瘩木的。他說，掌櫃的，給我包好嘍，我結賬走人。掌櫃的一打愣，說，先生，這東西呀是真的。他說我知道，是真的，包了漿了都。掌櫃的說，您也不詢個價兒，討個價兒？“此物在我眼中乃無價之寶，您包上，我付費。”他說。

這根菸袋一米來長。拿回去以後，我裝上了煙，菸嘴叼在嘴裏頭，我自己倆手點不着那火兒。我說，寶爺這怎麼辦呀？他答，七老爺，大戶人家，還用得着自個兒點菸啊？

往事沒講完，陳寶國差點兒抹了淚，——真是又一出“懸劍空壟”。

我在感動中，猛孤丁的，想通一個困惑多年的謎疙瘩：虎妞罵祥子的歇後語，“韃子拔菸袋，不傻假充傻”。

貨攤上待售的菸袋

問過老北京，它的出典和喻義，都喫不準。“韃子”是蒙古人，爲什麼蒙古人“拔菸袋”，會不傻裝傻？

原來，一根好菸袋，像陳寶國說的，貴就貴在菸嘴。二哥的菸袋，不安煙鍋，更沒什麼金貴的菸嘴，假使裝菸嘴，頂多也就一個塑料的。誰掏（非“拔”）出一根菸袋，鑲着瑪瑙，翡翠，或者象牙菸嘴，可不把人就全震了嘛。而菸嘴貴重的菸袋，非公子哥兒莫屬。到人多地方，菸袋惹人眼紅，不留神就給拔了去，——北京土話中，趁亂摸去人家菸袋，要用“拔”字。小偷失手被逮，假裝鎮靜，——“不傻假充傻”。

“拔菸袋”的意思，《駱駝祥子》譯者都不懂：有譯“叼菸袋”（A Tartar dangling a pipe, pretending to be stupid when you’re not stupid at all.），也有譯“抽菸袋”（You act like a big dumb oaf, like a Tartar sucking on a pipe.），更有譯成“扔煙荷包”的（A Mongol may throw away a tobacco pouch but he’s no fool even though he pretends to be.）。

其實，在華北傳教的美國人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早在一八八三年的《通報》上，就解釋過另外一個歇後語，——“梅先生拔菸袋，不得已而爲之”，說一個酸秀才，窮得喫不上飯，偷人煙袋被抓個正着，還爲自己狡辯，振振有詞。

點菸袋的老人

大煙袋，——《大宅門》裏的那種，一米長，怎個拔法？

恐怕只能搶。

二哥尺把長的那種，或更短的，如拃把長的，插在口袋，或者隨身的包（清化土話叫提兜）裏，要拔至爲容易，——二哥過去的同事，像他同學慄老師，我的班主任郜宏武老師，和一口陝西話的化學老師龐剛，是人手一根。他們的菸袋，一頭粗一頭細，粗頭是鑽了孔的竹根疙瘩，往孔裏摁進一撮菸絲，點上足以神仙半天。這種菸袋，仨錢不值倆錢，誰也懶得偷。

老師不上課時，菸袋不在嘴裏，手裏，就跟課本一起，擱在提兜裏。他們的提兜，黑色人造革的，裝飾圖案五花八門，——最多的是北京火車站，上海海關大樓，和南京長江大橋。在四十年前的縣城，這種提兜，可大街都是。

七年前，我和六歲的女兒從美國回來，到老家過年，也去父母墳頭看看。大哥開車帶我進山，也去柿園看了我媽教學生的老院。

“你二哥新平的乾孃是這個村的。”大哥往回開過一個村子時說。

“知道。”我答着話，順了他的視線，望見遠處坡上的窯洞。

記得廟河我姑說過，二哥一落地，我媽就生了病。二哥是我姑抱到乾孃家寄養的。

二哥乾孃家的村，叫圪料返，也是我嬸子的孃家。它有過一個初中，大哥和二哥在那裏讀書時，我媽和我叔是他們的老師。嬸子過門後，在我們村小學當老師。她抱堂妹回孃家，還帶上了我。那時我五歲，正嘴饞，老想着她家豬圈上頭的一樹大白杏。我抱着半個西瓜，在山路上東搖西晃，結果一個趔趄，把瓜扔進了路溝。

“真氣人。”嬸子心疼得嘟嚕了好些年。山裏長年旱，西瓜是稀罕物兒。

圪料返的意思，我沒向嬸子打聽過。大哥在路上告訴我，“返”就是坡；村子依着的山坡，曲裏拐彎的，所以叫圪料返，——土話“圪料”，或“圪了”，就是不直。老村沒平以前，我家做飯窯前有一棵很老的圪料石榴，它的脖子是歪的。

道光己亥年刻的《修武縣志》，卷二輿地篇，有我老家左近村落的記錄：

“其北有柿園……；度小嶺爲劉溝、黃厓，復度羅漢洞、小嶺北至史圪臺、阪底村。越阪頭嶺，山外五里，爲鳳臺縣桃園界，其西北即接長腳嶺、焦坡，之前東案村、西案村，偏東有磨石坡、西村，迤西焦嶺後、西大掌、東焦口、西焦口、峪村等村；龍興寺、圓融寺正在嶺下，又南度坡陀至平地，則山西南爲峪山口，東南由窪村、劉掌、西圪料阪、東圪料阪而至小西坡。”

這些村，我多沒去過，但不少打小聽說過。窪村是我們村，它東北面的東、西圪料阪，即如今的圪料返；它西南的峪村，應是現在的當陽峪，一個在宋時有過規模不小瓷窯的山村。當陽峪瓷史志原無記載。上世紀二十年代，河北商賈販碎片至北京，外人始知。一九五一年四月，故宮博物院專家陳萬里實地勘察後說：“我以爲在黃河以北的宋瓷，除了曲陽之定，臨汝之汝以外，沒有一處足與當陽媲美。”

窪、峪和阪，在方言裏，即山溝，山谷，和山坡，古字書裏有錄：

“窪，溝也，深也，地之低下處也。”（《匯音寶鑑》）

“谷，峪。《爾雅》：‘水注谿曰谷。’或從山。”（《集韻》）

“阪，坡者曰阪，一曰澤障，一曰山脅也。……府遠切。”（《說文解字》）

文字改革後，峪字尚存，窪和阪，或簡化爲窪，或爲“返”替代，——圪料阪改爲圪料返，阪底村成了返底村。“返”與阪同音，並無“坡”義；阪也讀板，用於日本地名。這麼一改，村名本義爲村中後代不解，外頭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村名古有，擅改欠妥，本是常識，可因與縣南一村同名，我們村遷到新址，名字又給改成了北窪村。

縣誌裏的窪村，已蕩然無存，——爲采地下的煤，老村在四十二年前給平了，世代居住的土窯，一孔沒剩。現在的村，位於老村以北二里，建在地勢高的一塊平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