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造紙術時間從“蔡侯紙”向前推進200年的，竟始於一樁漢宮祕案
中國古人創造的植物纖維紙起源於西漢；東漢蔡倫改進“蔡侯紙”，紙張的性能和造紙工藝大爲提高；漢末魏晉時，紙張作爲文房用具逐漸普及；到南北朝時期，許多我們熟悉的日用品也加入了紙製品的陣營；至唐宋時期，中國的各色紙種爭奇鬥豔、品質精良，紙製品種類繁多、琳琅滿目，已然成爲世界之最。誠如明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所言，“萬卷百家基從此起”，不僅中華文明璀璨輝煌的智慧結晶在紙上譜寫出恢宏的篇章，就連衣、食、住、行等日常所需也都離不開紙的身影——中國絲毫不愧於兩千餘年來“紙張大國”的歷史地位。
近期出版的《嘆爲觀紙》一書以敘事的方式打開了紙張的新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紙張是如何起源、發展和普及的？這其中有哪些引人入勝的故事？在看似紛繁複雜的紙張演進史中，有哪些主線脈絡可尋？
趙洪雅 著記號Mark｜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一張紙引發的世紀之爭
後三日，（田）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籍）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
——《漢書》
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一名男嬰在西漢成帝劉驁的後宮中呱呱墜地，他的母親中宮史曹宮雖籍籍無名，卻是西漢寵冠後宮、豔名遠播的孝成皇后趙飛燕身邊的女官。在成帝即位以來整整20年的時間裏，不僅盛寵不衰的飛燕、合德姐妹未能孕育子嗣，就連後宮中的其他佳麗也接連流產。當朝天子膝下無子的窘境一直困擾着朝野。因此，曹宮誕下的這名男嬰，縱使身份卑微，卻是彼時大漢天子的唯一子嗣。
不難想見趙飛燕得知這一消息後的嫉恨與震怒。在趙合德的慫恿下，孩子剛出生不久，漢成帝便密令內廷宦官田客傳詔掖庭獄丞籍武，將曹宮母子緝拿關押：“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不出半月，宦官又將一個小綠篋祕密交予獄丞籍武，打開後，裏面是一個很薄的小紙包，其中裝着兩枚藥丸，紙上寫道：“告偉能（即曹宮）：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曹宮讀罷，含恨控訴說：“趙氏姐妹果然意欲掌控天下啊！”之後，便在暴室獄中服毒而亡。
這就是史書中最早以紙作爲書寫材料的文獻記載。紙上只有很短的一句話：告訴曹宮，乖乖把毒藥喝了，不要再入宮來，你好自爲之！
這段史料出自官方正史《漢書》，據東漢應劭註釋，所謂“赫蹏”，就是“薄小紙”。三國時期的孟康也持同樣觀點，認爲“蹏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也就是說，裝在綠匣子中的“赫蹏書”，應該是一種染成紅色的輕薄小紙片。
這段宮闈祕案，在史學家看來未必真有其事，因爲這段供詞實則出自權臣大司馬王莽掌權之後，是爲推翻當時已身爲皇太后的趙飛燕和外戚集團而網羅的罪證之一。但這一指控卻結結實實地爲趙飛燕扣上了“嫉妒專上”“親滅繼嗣”的罪名，從此，陰狠毒辣、權慾薰心的負面形象就烙印在了趙飛燕身上，而且還在後世《西京雜記》《飛燕外傳》《東漢演義》等傳奇小說的演繹下愈抹愈黑。最終，當初這對“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娛漢王”的趙氏姐妹被王莽集團一貶再貶，揹着“漢嗣中絕”的罵名，落得和曹宮一樣被逼自殺的下場。
無論案情本身是否屬實，正史中似乎已有跡象表明，成帝宮廷中已開始使用紙張作爲書寫載體。這一記載比東漢元興元年（105年）蔡倫發明“蔡侯紙”，早了1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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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倫創造“蔡侯紙”之前，究竟是否已有植物纖維製成的紙製品存在呢？若想結束爭論，紙史研究者亟需拿出早期古紙的實物樣品予以佐證。
好在，自20世紀以來的幾次重大探險和考古發現爲我們逐漸撥開了迷霧。
1933年，日軍攻破山海關，北平全城戒嚴，形勢危如累卵。在當年的一次外交集會上，長袖善舞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年）結識了時任外交部常務次長的劉崇傑，建議修建一條從西安到新疆的公路（即後來的蘭新鐵路），宣稱自己可以組建一個公路考察團做前期勘測。在當時緊張的戰爭局勢下，國民政府有意經略新疆，居然同意了這一計劃，委任斯文·赫定以國民政府鐵道部顧問的身份再次進入西北。年近古稀的斯文·赫定欣喜若狂，打算借公路勘探的名義再探羅布泊。有了馬克·奧里爾·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年）、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等人盜取文物的前車之鑑，國民政府對這些素來肆無忌憚的外國探險家顯然也有提防。考察團即將出發時，畢業於北京大學、參加過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的中國考古學家黃文弼（1893—1966年）“從天而降”，名義上同行去視察新疆學校，實則被國民政府派來密切監視斯文·赫定。
於是，這對奇怪的組合，就這樣一路各懷心思、磕磕絆絆地深入了西北大漠。但這次“勘探”的成果卻委實震動了當時的考古學界。據黃文弼在《羅布淖爾考古記》中的記載，他們在羅布泊北岸一處名爲“土垠”的漢代烽燧遺址中，發現了一方10cm×4cm的紙張殘片。紙上沒有文字，“麻質，白色，作方塊薄片，四周不完整”。據黃文弼觀察，這張紙“質甚粗糙，不勻淨，紙面尚存麻筋，蓋爲初造時所作，故不精細也”。與這張紙同時出土的還有70餘枚漢簡，其中紀年最早的爲漢宣帝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最晚的也在漢成帝時期（公元前32—前7年）。因此，將這張古紙判斷爲公元前1世紀的西漢遺物，應當是沒有疑議的。
陝西扶風中顏村發現的“中顏紙”，定爲漢宣帝時期
令人痛惜的是，這張珍貴的“羅布淖爾紙”在1937年的戰火中被付之一炬，其是否能夠符合現代對紙的定義，我們再也無法知曉。但斯文·赫定與黃文弼的這一發現，卻宛若撬動了冰山的一角。自此之後，數以萬計的古紙樣品接連出土，一次又一次地革新着學術界的認知。其中可以判定爲西漢古紙的發現，就有五六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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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懸泉置出土的西漢古紙之一，上書“付子”二字
時至今日，雖然“蔡倫造紙說”和“蔡倫改良說”兩派觀點仍然存在，但認爲“我國在東漢蔡倫前就發明了紙，蔡倫是改良者而非發明者”的觀點漸成主流。在我國的歷史教科書和公共博物館中，“蔡倫發明造紙術”也已被修改爲“蔡倫改進和推廣了造紙術”。實際上，這場跨越近半個世紀的爭論無外乎聚焦於兩個核心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紙的定義，也就是這些出土紙狀物是否真的是“紙”；第二個問題是出土紙狀物的斷代。就第一點來說，學術界目前仍未達成一致；但就第二點而言，以上所列的數種古紙，大部分經過科學的考古發掘，有地層學、類型學等斷代依據，且並非孤證，其結論在整體上還是可靠的。因此，從當前出土實物來看，植物纖維紙出現的年代就算不能上推至西漢初期，也可以穩妥地判定爲西漢中後期。那時，不僅較爲成熟的紙張已經被創造出來，甚至傳播至大漢疆域以外，被匈奴貴族所使用和珍藏了。
如此一來，這些從黃沙之下、古墓之中出土的“小紙片”，便將我國造紙術的發明時間從“蔡侯紙”問世的公元105年直接向前推進了約2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