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關於人生道路，你想做“檯球”還是“雲朵”？-文化-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在崇尚情緒穩定的時代，做一個情感豐富的人有錯嗎？如果人生沒有標準答案，那麼是否也可以選擇隨波逐流？在道路遍佈的今天，爲何我們仍覺無路可走？

本文節選自茅盾文學獎得主格非全新隨筆集《雲朵的道路》中《道路》一文。

《人面桃花》故事的起始點源於一個名爲“普濟”的寂靜江村。事實上，我外婆家所在的那個村子就叫普濟。它有三個捱得很近的村落連成了一體：普慶、普豐和普收，合在一起就叫“慶豐收”。

這個名爲普濟的村莊，坐落在長江環繞的一片沙洲上，地勢低窪，遍地竹林。村莊呈狹窄的長條狀，兩邊各有一條南北向的河流，將它夾在了當中。河道上的用泥土堆成的堤壩，就成了村子通向外界的一條條道路。

普濟村的每一戶人家，都隱伏在茂密的竹林中。那些覆蓋着稻草的泥坯房，也有着大致相同的格局和規制。到了過年時節，家家戶戶飄出來的做飯的香味都是一樣的。小時候，我每次去外婆家做客，不論是走在村子的東側還是西側，總會有一種本能的緊張、眩暈、乃至恐懼：眼前那一條條橫亙在河流上的平行道路，究竟哪一條路通往外婆家？如果沒有母親領着，我和弟弟因走錯人家而鬧出笑話的事，也時有發生。

我想，《人面桃花》中的那個連蜜蜂都會迷路的“花家舍”，大概就是兒時那種眩暈感的饋贈吧。有時候，事物的複雜性，往往並非來自它的眼花繚亂或雜亂無章，反而源於它自我複製的整齊劃一。

二〇〇三年春天，我在韓國南部的慶州動筆寫作《人面桃花》時，其實並沒有認真思考過道路、村莊與場所之間到底是個什麼關係，所有的地點、人物和事件都像是“自動”展開的。通常，哪裏出現了村落、河流、溪澗、山丘、溝壑以及遠近不同的場所，哪裏就會有一條條道路將它們聯結在一起。對我來說，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在這部小說問世後的二十年間，從未有人就小說的“地理線索”提出過任何問題。不過，等到它前年被譯成日文時，慶應義塾大學的關根謙教授以他一貫的嚴謹和細緻，終於開始認真琢磨村莊、道路、風景標誌物與地理方位之間的空間關係了。他先是畫了一張陸秀米家的草圖，逐一標示出院落、正房、東西廂房、天井、賬房、假山、涼亭、荼靡架以及柴屋的位置，接着，他給我發來一個微信，讓我幫他覈對一下小說中所涉及的主要場所、地點與道路之間的地理關係，並列出了令他感到疑惑的一些問題。雖說我沒有重讀自己作品的習慣，但也不得不放下手中正在做的事情，在擱筆近二十年後，立即開始重讀這個作品。

還好，由於漫長時光的間隔，這次閱讀並沒有讓我感到任何不適。打個不太確切的比方，我就好像是在閱讀別人的作品一樣感到輕鬆自在。不過，這次重讀和核校，不僅幫我修正了有關地理方位的一兩處錯誤，也給了我許多全新的體驗，並促使我對久存於心中的一些問題展開了思考。

比如說，我意識到，在小說中“自然生長”的道路，與各處場所、地點或風景標誌物之間的關係，若是按照嚴格的現代地理觀念來考量，是很難完全準確地進行還原的。因爲，傳統地理關係源於一種習焉不察的估算和“尋視”，而非測量與定位。

另外，我意識到，不論是從實際功能方面，還是從隱喻和象徵意義的層面，“道路”一詞的意義，在今天都已經發生了令人喫驚的變化。換句話說，“鄉村道路”所隱含的意義，與今天常見的城市道路完全不同。在過去，如果說“道路”預示着人的命運的話，到了今天，道路已被簡化爲了“規則”或“法則”。而在日益繁密的規則和法則的約束下，原子化的個體，實際上已經沒有任何命運可言了。

道路有寬有窄，有直有彎，有平坦有崎嶇，但若要說到衡量道路的最重要的指標，或許只有兩個，那就是“方位”和“距離”。而這兩者，在傳統的鄉村生活中都是相當模糊的。

當你經由某條路，由一個村莊走向另一個村莊的時候，有時候免不了會停下來問路。如果你問的是“怎麼走”，人們的回答，通常不會涉及東南西北的具體方位。他們可能會說，看見前面那個磨坊了嗎？過了磨坊之後，就可以望見不遠處的那條小河，河上有一座單邊護欄的石橋，過了橋之後，即可見到一座聳立在竹林邊的寺廟，到了寺廟跟前，你再找人問。

在《金瓶梅》的第六十八回，陳敬濟就是如此這般地給玳安指點道路的。

也就是說，當人們在給你指路時，方位並不重要。其着眼點往往是道路上的標誌物。這種指點路徑的方式，可以被概括爲“某物後面有某物”。而如果你問的是距離目的地還有多遠，人們大概不會用5公里或3.5公里這樣的長度概念來預估距離，而是直接把距離換算爲更加模糊的時間概念：“約莫一袋煙工夫”或者“就到了”，甚至是“還得走上一陣子”。

那麼，“一袋煙工夫”到底有多長，這恐怕涉及到你對於抽菸速度的大致估算，而“一陣子”則可長可短——你可以理解爲十分鐘，半個小時，當然有可能是一兩個小時。這取決於你對指路人語氣如何判斷。

這種大差不差的對距離及方位的理解，所忽略的正是“道路”本身。相對來說，標誌物與場所是恆久不變的。從根本上來說，“道路”不過是兩個標誌物之間的一片虛空。它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可以這樣存在，也可以那樣存在。

在傳統的鄉村社會中，除了爲數不多的官道、驛道和通衢大道之外，絕大部分的道路都是可以權宜變化的。你可以選擇人煙稠密的“康莊大道”，以避開強人剪徑的“猛惡林子”，遇有急事，也可以偶爾“抄近路”。你如果害怕村口的大黃狗，也可以從村旁的田間小道“斜刺着穿過去”。

有時候，你走着走着，路就斷了。但路斷了，並不表示無路可走。有時，你被一條又寬又深的溝塹擋住了去路時，仍然可以發現溝壑的草叢中的羊腸小路，以及溝底水流中預先有人墊上的磚頭、石塊或樹幹。在我的兒時記憶中，很少有什麼道路是堅實、平坦，一通到底的，你總得不時跨越隨時可能出現在眼前的溝溝坎坎。

因此，道路可以被看作是，在“尋視”的意義上，將不同的標誌物、目的地串聯在一起的結締組織。重要的是聯結，而非道路本身。在鄉村社會中，道路絕非是嚴格佈局和精確測量的產物，它帶有某種隨機性乃至任意性，因爲沒有什麼地方是不可抵達的，也沒有什麼障礙是不能越過的。只要有人，就會有人積聚的部落或村莊，就會有勞作、娛樂或遊戲的一個個場所。在這些目標物或場所之間，道路隨時隨地被行人的腳步“開啓”出來，擴展、交錯、延伸，成爲越來越多的人遵循沿襲的某種蹤跡。

如果被開啓的道路很久沒有人走，它也就漸漸地荒廢，其蹤跡或被時間抹除，或被雜草覆蓋，最後無一例外地被一望無垠而總是沉默不語的大地回收。

鄉村道路的這種模糊性、隨機性和任意性，所象徵的是生存本身的無規定性。而所謂的人的命運，正是這種無規定性的產物。人在一生中所經歷的，不是可以被精確測量並被預先知曉的均質化時間，而只是一種“綿延”。在綿延之中，你選擇什麼樣的道路，就會有怎樣的命運。它無法被確切地預知，也充滿了神祕莫測的變數。

在《沒有個性的人》中，羅伯特·穆齊爾曾經區分過人類社會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道路”。其中之一是“檯球”的道路——它一旦被擊出，只能一味向前，伴隨着一個不可改變的既定軌跡。不用說，我們今天就行走在這樣一個被計算出來的、可以提前預知的、甚至是不可更改的道路上。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也是無命運的。

另一條則是“雲朵”的道路。雲朵在聚合、離散和移動時的軌跡是不可預測的。它可以走走停停，也可以站住不動；它可以快速移動，也可以四下張望；它可以在一個瞬間突然消失，也可以在下一個瞬間重新聚合；它想去某個地方，但命運或許最終會將它帶往另一個完全陌生的地域。

不久前我與一位友人在北京有過一次公開對談。在回答聽衆有關“人生道路”的提問時，他不假思索地這樣說道：在我們小時候，沒有多少道路可供選擇，可你仍會覺得生命有無窮的可能性。而在今天的社會中，道路隨處可見，但你反而時常會覺得無路可走。

我覺得這位朋友也是從“蹤跡”與“開啓”的意義上來理解道路的。沒有開啓的願望、決心和行動，就不可能有所謂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