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視野下的法國大革命史觀

19世紀以來，有關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敘事和學術研究與革命本身一樣，在各個時代成爲了壓倒一切的主流史學。在兩個多世紀的時間中，國內外學者先後分別從英雄主義、現代化、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或修正主義等角度展開法國大革命史敘事或研究。而在中國，法國史研究在改革開放後進入高速發展時期，一方面，1979年中國法國史研究會的成立爲學術研究提供了組織支持和傳播渠道；另一方面，世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史家阿爾貝·索布爾於1981年來華講學，對中國法國史研究的方法與視角產生了具有深意的影響。當時的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作爲法國史研究的重鎮，在學校的支持以及學界的協助下，展開和深耕於法國大革命史研究，而《法國大革命史》便是其厚重和創新的研究成果。

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王養衝教授開始了這部著作的編寫，前後歷經數十載。2007年，由王養衝、王令愉編著的《法國大革命史》上部（1789-1794）首次出版，標誌着第一部由國內學者撰寫的法國大革命通史類著作問世；2018年，《法國大革命史》上部再版。2025年初，完整的《法國大革命史》以三卷本的形式再次出版，它既是“繼往”，也是“開來”。新版學術價值頗高，展現了中國學者在這一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

新版《法國大革命史》書寫了自舊制度末期到1814年拿破崙帝國覆滅、波旁王朝復辟之間的歷史。全書共七編，將法國大革命分爲七個階段，分別是：舊制度末期、君主立憲派統治時期、吉倫特派統治時期、雅各賓派統治時期、熱月黨督政府時期、執政府時期以及拿破崙第一帝國時期。

《法國大革命史》（上），王養衝、王令愉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關於法國革命的起訖標誌，國內外學界經歷了較長時間的討論。王養衝在1979年就在《關於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分期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提出，要將督政府至拿破崙時期納入爲大革命的組成部分。以此爲主旨，這部《法國大革命史》在分期和對各個時期的描述上與之前諸多大革命傳統史學著述不盡相同，將曾在大革命過程中主要黨派的出現、消亡與相互承接爲主要分期標誌。從歷史敘事的角度來說，這種分期充分“體現出了大革命的反覆性與曲折性”，也有助於對每個時期由意識形態衝突所產生的歷史複雜性與偶然性進行敘述，從而說明法國大革命的曲折性是各個黨派羣體政見衝突與同時期社會變革相互作用的結果，而非簡單地歸因於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等之間的鬥爭與衝突。

在既往的大革命敘事中，普通民衆的行動常常會與“煽動”和“暴力”等詞彙結合在一起,而這部《法國大革命史》十分客觀地敘述並評價了平民大衆在革命中的行動和影響。它一方面駁斥了弱化人民羣衆角色的“側滑論”（在“精英革命論”的基礎上，弗朗索瓦·弗雷與阿爾弗雷德·科本等爲代表的修正主義史學家認爲，平民大衆的參與導致了原本由精英領導的起義和階段革命普遍失敗），同時也注意與傳統派的“暴力必要論”以及“資產階級與人民同盟”等觀點保持距離。例如該書對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其人以及雅各賓派的評價，以及通過對雅各賓派統治時期的綜合敘述，向讀者提供了更爲全面理解與評判的視角。

《法國大革命史》（中），王養衝、王令愉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由此可見，《法國大革命史》並未與蘇聯範式和傳統革命史學完全同路，也並沒有輕易地接受來自修正主義的“反叛”，而是在這兩者之間，在中國的視野下構築了獨特的法國大革命史觀。這一主旨的實現也得益於該書從大量史實出發，深入時代本身對革命人物及事件進行系統地評價，極力避免了“妖魔化”的誤讀。同時，該書更傾向於用“歷史性”與“社會背景”等詞彙解釋或評價普通民衆的行動，這也將對革命本身的討論帶離政治史的框架侷限，帶向了更爲溫和且更廣闊的社會層面。

長久以來，政治變革一直都被視爲法國大革命的核心。新版《法國大革命史》儘管以黨派更迭作爲分期標準，但它只是將政治變革視爲整體社會變革下的“微動”，從而明確了一個認識：革命各階段的根本目標並不在於改造政治制度，政治變革起於社會變革，更導向了更廣泛的社會變革。這也是該書研究範式的基礎。在首章中，《法國大革命史》詳細鋪墊了革命開始前法國社會的整體狀況，其中包括了經濟與思想文化等要素。這意味着法國大革命無意承認和保留傳統社會，它將是一場綜合全面的社會革命，要摧毀王權、特權和神權的“舊制度”，建立新社會，引導法國走向現代。從經濟層面看，革命既是經濟轉型過程中各階層利益衝突的複雜集合，也是激發城鄉經濟重構，推動農業、手工業乃至早期工業經濟發展的契機。

該書對思想文化變革的論述更加深入，可以被分成兩個層面。首先，思想文化層面的變革無疑是社會變革的組成部分。《法國大革命史》頗爲關注各時期各黨派在其他不同面向上的建設與改革，尤其是四大方面：文教、法律、宗教以及軍事。同時，對於這些改革的作用，該書給予了頗爲中肯的評價：儘管改革會因爲特殊社會環境的影響而無法達到預期目的，但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在一次次的改革中逐步確立並完善，推動了法國現代化的進程。

更重要的是，《法國大革命史》認可這些涉及社會方方面面的改革是各派別對“舊法國”進行的全面改造，進一步支持了“社會革命”說。而這些變革的基礎又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性的，因爲啓蒙的世紀恰是反對“舊制度下宗教、社會結構、國家形式、傳統、習俗等一切並進行全面批判的世紀”。思想的變革又是社會變革的源頭。該書通過突出這種斷裂性以及徹底性，讓讀者對啓蒙背景下大革命的激進社會實驗思想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法國大革命史》（下），王養衝、王令愉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於此，《法國大革命史》的精彩之處便在於，在看似“斷裂”之中，又未完全忽略各時期社會變革之間的細微繼承關係。例如該書對君主立憲派、雅各賓派、督政府以及拿破崙等四個時期的教育改革進行了完整敘述，明確了文教方面的三個共性原則：機會與公平原則、實用原則以及國家原則。該書既寫出了不同時期教育政策改革循序漸進的過程，又表現出社會變革有時並不能完全脫離部分舊形式的殘餘而進行。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張芝聯曾在文章中回憶法國學者索布爾的來華講學，索布爾經常向中國歷史學者強調“歷史研究中廣博考證與批判精神”的重要性。如今以完整面世的《法國大革命史》觀之，作者們正是紮實地踐行着這一點：不僅力圖全面而客觀地爲後世呈現法國革命史的精彩之處，也嘗試着能夠在多個層面上衝破非此即彼的固有歷史思維，以中國學者自身的視野進行歷史書寫，並深化了綜合性和實證性這一史學研究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