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褚水敖伯伯 | 顧文豔

褚水敖伯伯離開我們將近半年了。

再過幾天，就是整整半年。半年來，我總是會在一些很日常的、莫名其妙的時刻想起他。

拿紫砂壺泡巖茶，在每一壺快倒完、茶水滴滴答答的時候，我會很清晰地聽到褚伯伯的聲音，就在耳邊，一句“滴滴香濃”——肯定是他，連說個四字短語都那麼認真，抑揚頓挫；拿出大紅色日記本寫日記，我腦中出現的是每年的1月1日，褚伯伯一個人開心地坐公車跑去福州路書店買紅色的新年日記本，那場隱祕而得意的跨年儀式：每年我都對他說，明年我陪你一起去買，但我從來沒有做到過；在網上買書的時候，我總會想加購幾本褚伯伯想買的新書；還有每次經過盧浦大橋、鉅鹿路、陝西大廈、瑞金醫院……每當我感覺自己是真實地生活在上海這座城市的時候，我都會想起褚伯伯……然後我會想起我所在的是一個已經沒有褚伯伯的上海。接着，我會感到迷失；我會想到逃離。

在過去的六個月裏，2025年，我極力地想要逃離上海，逃離有關褚伯伯的記憶。我不再喝巖茶，很少記日記，不怎麼上網買書，儘可能不去市中心那些跟褚伯伯有關的街道，並且在每一個不必要去單位工作的日子裏第一時間開車回湖州老家，連續住上幾天到幾周……2025年是從褚伯伯的離世開始的，我的2025，2025的上海……2025年以後，我只能在這座城市的街道上沉默地描摹褚伯伯精神蹤跡……或者，就這樣任其消失……

有關褚伯伯年輕時的人生故事，我記得最深的有兩件。

一件是他參加高考。褚伯伯是1963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的。他的老家在浙江餘姚的一個小村莊。高考那幾天，他一個人帶着幾條小魚乾，幾小袋米，一頂蚊帳，從村子裏走了很遠的路去縣城參加考試。有關那次高考的經歷，包括小魚乾、米和蚊帳的細節，還有當年的高考作文題目，褚伯伯跟我繪聲繪色地講過不下十次。有幾次，他還會很驕傲地背誦起五十多年前的作文內容，神采飛揚，好像一瞬間又變回了那個獨行在鄉間小路、沉浸在文學夢裏的男孩，年輕又幸福。褚伯伯講這個故事的時間是2015年——他之所以反覆講，主要是爲了鼓勵當時正在沒日沒夜地準備復旦中文系博士統考的我。那時候我很慌，因爲我沒參加過什麼正式考試，也沒念過中文系，需要在一年的時間裏惡補，看大量的書，背知識點，還得從頭學一遍最薄弱的古代文學。我很沒信心，但褚伯伯一直鼓勵我。他說他相信我能做到，他說我志在必得。說這些話的時候——尤其是說“志在必得”這樣的四字成語時——他總是抑揚頓挫，像在唸詩。最後，他還會高高地抬起下巴，露出一個很大很神氣的笑，就好像他已經看到了我的“得”，看到了一個妙不可言的未來。

另一件是他在北大唸書時候的事情。其實褚伯伯跟我講過很多很多他在北大的故事，講過他的老師、同學，講過未名湖畔的友誼和歡樂，還講過和某個東歐來的外國留學生結伴交流，生平第一次在留學生食堂喫到牛排的經歷——那些生命中閃閃發光的、幸福的日子。但他也跟我講起過求學時遭遇的挫折，突然斷裂的時間：當世界的時間和個人的時間一併斷裂，從外到裏；外面是狂暴的“文革”，裏面是人生的偶然和意外——唸書期間，有一次他不小心從雙槓上摔了下來受了傷，只得休學回家靜養。褚伯伯跟我講這個故事，也還是爲了鼓勵我：時間來到2016年，我博士入學不到兩週，就因爲一次騎行訓練，摔斷了右手手臂的兩根骨頭，手術住院，也算是遭遇了人生的一場意外，一個小挫折。得知我摔斷了胳膊，褚伯伯急瘋了。在醫院裏，他很嚴厲地批評我粗心大意，然後又用自己的人生經驗反覆告訴我，遭遇挫折是爲了吸取教訓，在未來的道路上我必須更加謹慎、小心，小心小心再小心，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然的話，你將來不會有太大的成就的，他這樣對我說。

我摔斷胳膊住院的事，是我的博士生導師陳思和先生打電話告訴褚伯伯的。陳老師和褚伯伯很多年前一起在上海作協共事過，而一開始建議並介紹我考陳老師博士的人，就是褚伯伯。

2014年年底，我從德國回國，一邊在杭州四處晃盪，無所事事，一邊寫着我的碩士論文。一天，經浙江作協的英姿阿姨介紹，我在西湖邊的一家餐館裏認識了褚伯伯和他的夫人張小南阿姨。那時候褚伯伯從上海作協退休沒幾年，非常熱情，詳細地問我的經歷、我的寫作情況，還有我未來的打算。我說我沒什麼打算，應該會回德國繼續讀博士，但得先跟我母親爭鬥一番，因爲她想逼我回國工作、找對象。褚伯伯哈哈大笑。沒過多久，他和張阿姨就邀請我去上海玩，我第一次去了他們在盧浦大橋附近的家裏，參觀了褚伯伯的書房。褚伯伯對我說：上海是中國最好的城市。我不置可否。接着他又說：你必須來上海，你可以在這裏讀博、寫作。

一開始，我以爲褚伯伯只是隨便說說。畢竟我們還沒有太深的交往，他沒有任何理由爲我的未來操勞。後來我才慢慢發現，對待任何事，褚伯伯從來都不會“隨便說說”——“言行必果”和“知行合一”是褚伯伯平時最常用的四字成語。他和張阿姨很快就行動起來。他們先是和我母親交流了這個想法，希望我母親同意我在上海讀博士的計劃。沒多久，他們就陪我一起去拜望陳老師。接下來的一年，我一邊在復旦旁聽陳老師的課，一邊準備入學統考。一開始，爲了每天能去圖書館自習，我和陌生人一起合租在上海圖書館附近一間狹小的公寓裏，沒有單獨的房間。褚伯伯和張阿姨去看了那間公寓之後，覺得那裏環境太差，開始頻繁地催促我搬到他們家裏。他們給我騰出了一間臥室，於是我就在裏面住了一陣子，一直住到我在復旦附近租到新的公寓。搬去新公寓的時候，他們也陪着我一起，看到那個房間環境還可以，才放下心來。入學時，褚伯伯和張阿姨又專程把我送到宿舍。我記得那天很熱，那種很瘋狂的九月高溫天。褚伯伯爬上五樓，大汗淋漓地坐在還沒有鋪好的牀板上，喘着氣，很開心地說：蠻好，蠻好。

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理解褚伯伯爲我的人生計劃所耗費的心力。一個人究竟爲什麼要爲一個和自己沒有任何親緣關係，並且無法爲自己帶來任何利益價值的人盡心盡力呢？這個問題如果有答案，那應該是一個很大的詞。我很害怕用這個詞。特別是在想起褚伯伯的時候，“愛”這個詞總是會哽住。因爲每每想到這裏，我就很難不陷入一種無力回應、無以回報的悵然。事實是，我爲褚伯伯做的實在太少了。褚伯伯最後那幾個月裏，我只去醫院看望了他兩次，平時也很少給他發送問候的微信消息。我知道他在等着我，這個他在生命的最後十年寄予了極大的期望、極深的關愛和持久惦念的我。可我沒有回報他。

褚伯伯是2025年1月11日傍晚去世的。我最後一次給褚伯伯發消息是在1月1日那天。我祝他新年快樂，祝他新年迎接勝利和健康。過了一會兒，褚伯伯回覆我：

“祝文豔寶寶新年快樂！祝新年各方面有新的飛躍，成爲上海著名才俊！”

褚伯伯是一名詩人。他主要寫舊體詩詞，喜好研究古典詩詞，也爲很多新詩寫評論。由於我不寫詩，古典詩詞方面的知識很薄弱，所以我和褚伯伯在古詩詞方面的交流僅限於每年讀他發來的元旦詠懷，以及閒時翻閱他推薦給我的古詩詞研究新著。

褚伯伯身上的詩人氣質也是偏古典的，率真而不乏理性。我以前問過褚伯伯最喜歡哪位詩人，他說當然是蘇軾。我想這個答案在他那一代的文人那裏應該是比較典型的。他們嚮往的不是浪漫的暴烈和疏狂，他們總是想要平衡生活和哲思，入與出，進與退。

在生活中，褚伯伯很少會表現得很激烈。從來沒有過放縱的狂妄和狂飲，也從來沒有表露過陰鬱或感傷的神情。他總是很樂觀，習慣用真誠、積極又很有分量的話語鼓勵他身邊的每一個人，特別是年輕人。大多數時候，我看到的褚伯伯是一個熱情洋溢、充滿活力的詩人，總是站在陽光下，向世界露出一個大大的笑，好像隨時準備爲美好的生活吟詩高歌。

褚伯伯與詩詞相伴，也與人相伴。與他人相處、交往的時候，他總是首先看到他人的優點，認真地對待每一個人，無論年歲還是身份。在我面前說起文學圈裏的人時，褚伯伯總是會說出他非常欣賞他們的地方，用一種在我看來時常略顯誇張的方式大加稱讚，從來不會細述任何一個人的瑕疵——後來我發現，每次他在別人面前談起我、介紹我的時候，那種用力稱讚的誇張程度還會加劇、加倍。但是，如果我在他面前表現出對他人的傲慢和不屑，他就會嚴肅地批評我，告訴我人必須嚴於律己，寬以待人。

褚伯伯對自己也的確相當嚴苛。他每天早晨5點起牀，泡一壺茶，就一兩塊小餅乾，花幾個小時一個人在書房看書、寫作，雷打不動。他很喜歡在我面前炫耀自己勤奮的閱讀和寫作。每次我去家中拜訪，他都會從書房裏捧出最近看的新書，或者拿出新寫的詩作或評論，一沓漂亮的手寫稿，很得意地向我述說最新的文學工作成果。我會誇他勤奮、厲害。他聽我誇他自然很高興，但過一會兒，他的眼裏又會流露出淡淡的悵惘，彷彿眼前忽然閃過了生命中許多虛度的光陰。“人的惰性是很難克服的。”他總是這麼說，一邊感嘆着過去的自己不夠努力，沒有充分利用業餘時間鑽研學問——褚伯伯長期在文壇任職，他把人生最好的時間和最充沛的精力獻給了集體文藝事業的發展，留給自己個人的寫作時間很少。退休以後，他一直堅持學習，努力提升自我，從不怠息，還經常在我面前引用魯迅那句名言：“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我知道他不僅是在激勵自己，更是在勉勵我。他想告訴我，我雖然還年輕，但如果要在文學的道路上堅持走下去，還需要很強的毅力、勇氣和決心。他希望我能更努力，克服我的惰性，改正我身上的諸多缺點，虛心接受批評。

他希望我能和他一樣，堅持學習、寫作，努力去做正確的事，做正直的人。他希望我永遠不要放棄。

2024年五一長假前一天，褚伯伯約我去上海作協。退休以後的十幾年裏，褚伯伯每週二上午依然會坐公交車去他退休前的工作單位，走進他心愛的愛神花園，看看曾經的同事，處理一些詩詞學會的事務。那天也是一個週二，褚伯伯提前幾天很鄭重地打語音給我，說希望帶我去一趟作協的創聯室。我知道他是在提醒我辦理作協會員的轉會手續。從好幾年以前開始，褚伯伯就一直建議我把作協會員關係從浙江轉到上海，因爲我已經在上海快十年了。每次我口頭上都答應說好，但由於我對作協系統的會員制度並不瞭解，也從不在意，所以一直拖延着這件事。

於是那天我第一次去了褚伯伯在作協的辦公室，和辦公室裏的兩位同事老師聊了會兒天。接着，褚伯伯帶我去了創聯室，向創聯室的老師介紹我，詢問轉會手續的辦理步驟。創聯室的老師說，轉會員關係只要填一張表格就可以了，並且馬上通過微信發送給我。事情這時其實已經辦完了，但褚伯伯繼續在辦公室裏坐着，在辦公室幾位老師們面前用力地誇讚了我一番。我很拘謹地坐着，僵硬地微笑，有點尷尬。褚伯伯坐在我對面，不停地說着話，眉飛色舞。他的臉上放着光，詞句在呼吸中閃耀。那時褚伯伯已經生病一年多，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看到他這麼興奮、歡快了。那天最後我們一起走出辦公室，穿過愛神花園的綠蔭。褚伯伯再次囑咐我不要忘記填寫表格，然後滿面幸福地說，現在你終於也在上海作協了。

褚伯伯去世以後，我在他的遺物裏看到了他保存的一張發黃的報紙，上面有一篇我2021年在《文匯報》“筆會”發表的文章。我想起他第一次在《文匯報》上看到我的文章的時候，曾經很激動地給我打電話祝賀我，然後到處發微信消息給他的文友們吹噓我的文章，週二去作協的時候也拿着那張報紙給他的同事們傳閱。然後我還第一次在公衆號上讀到了他二十多年前寫的文章，裏面寫到了他很久以前來上海作協辦轉會手續的那天。他說他把上海作協看作他的福地：“我最有活力的生命以文學爲依託……我的精神最熱烈、最有力、最富於深思與激情的領域，是文學的天地。”

我的褚伯伯一直愛着他的工作。他毫無保留地愛着文學，愛着他奉獻了一生的文學事業。上海作協不僅是他的工作單位，也是他安放精神的所在——他那“最熱烈、最有力、最富於深思與激情的精神”。文學是他的生命信仰，而上海作協是支撐這個虔誠信仰的所在，一個近乎神聖的空間：這裏是他的福地，是“文學的天堂”。於是褚伯伯把我帶到了他的所在之地，一座他深愛的城市，還有這座城市裏他認爲最接近文學與永恆的地方，他的福地。他希望我也能和他一樣，愛上這個地方，毫無保留地愛着神聖的文學事業。然後——這時我看見他就在我眼前，又一次對我露出了那個飽滿的、大大的微笑，篤定地對我說——總有一天，這裏也會愛上你的。文學也會愛上我的。

2025年7月7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