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自動化時代的大學,如何面對功能過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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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傳統中的學校(school)一詞源於閒暇(skholee),在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先哲的眼中,勝任和享受閒暇本身就是教育與人生的目的。但在分工越發複雜、節律越發忙碌的現代社會,學校和教育都開始脫離其原生的閒暇意涵,承載起更爲多元的社會功能與大衆期望。在這種情境下,大學是否還能安放我們的靈魂?學術作爲一種志業,是否還值得追求?AI時代的求知與教育又將面臨何種困境?這些問題都不時縈繞在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現代人腦海中。

大學作爲複合體的多重功能

作爲芝加哥大學傳統的高徒,以色列教育社會學家約瑟夫·本-戴維特別擅長跨國別爬梳各種紛繁複雜的二手文獻,從中比較和總結出高等教育的特點與功能。在《學術的中心:英法德美》一書中,他通過模式識別的方式,在宏觀層面抽象出了現代大學的五種功能模式——專業訓練、通識教育、學術研究、社會批評、促進社會平等與正義。這五大功能在不同歷史階段,通過各種機制,整合入大學這個實體中,從而將現代大學形塑成一個不同功能同時存在而又相互衝突的複合體,推動其演進至今。

《學術的中心:英法德美》,[以]約瑟夫·本-戴維 著,陳洪捷 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出版

現代大學起源於中世紀的歐洲,並逐漸從教會、王權和城市的管轄中獨立出來,成爲特殊的法人團體與社會範疇,相應地,其師生也蛻變成具有社會特權的特殊身份團體,接受三科(語法、邏輯、修辭)和四藝(算術、幾何、音樂、天文)等博雅教育。這種純粹以訓練心智爲教學目標的非職業性教育雖然符合人們對於傳統教育的長久美好想象,卻在現代社會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19世紀以來,西方高等教育的一大改革動力與目標就是在以古典學或自然哲學爲價值核心的博雅教育之外,探索一條能夠打破傳統教育帶來的身份特權,並提供多種類型的專門職業教育的現代高等教育之路。

大革命後,法國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加速了財政—軍事國家的擴張和高等教育的改革,通過各種資格考試來選拔社會精英,廢除傳統教育特權,從而形成了一套二元高等教育體系,一頭是巴黎高師等籠絡精英的大學院,另一頭是面向普羅大衆的大學。英國走的則是自下而上的改革道路,在新興基層實務工作者及其協會與傳統特權行會的鬥爭中,在新式學院及其大學聯合體和牛津、劍橋兩所精英院校的競技中,專業主義應運而生,使知識和技術成爲獲取專業職業和會員資格的核心標準。

現今公共敘事中對大學的想象,很多都以19世紀末德國的研究性大學爲模板:大學裏盛行教學和研究緊密結合的學徒制,教授作爲老師傅帶着有天賦的學生學徒長年累月、堅持不懈地進行科研攻關。高等教育的精英化和學術研究的組織化成爲德國研究型大學的特點。但是隨着高等教育的大衆化,教研結合的模式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大學生不再都向往師徒制小作坊的純粹科研,而成爲了規模化大生產的勞動後備軍。爲此,美國的企業家校長與留德學者合作,形成了本科博雅教育和研究生專業與研究教育的進階梯度。這種等級劃分成功地將專業訓練與學位、教育與研究融合起來,鑄就了二戰前美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巨大成功。

《學術的中心:英法德美》全書不過200餘頁,卻縱橫200年追溯與比較了歐美各國高等教育的改革濫觴與功能衝突,通識教育、職業訓練、學術研究及各種社會職能在社會變遷中被嵌入到大學這一歷史複合體中,使其作爲變動的多目標函數,並無唯一最優解,只能留待人們不斷探索與求解。

教育通脹下的逃離高校指南

本-戴維的研究助理、美國教育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針對二戰後美國高等教育異化成用學歷換取職位,從而造成教育通貨膨脹的問題,在其《文憑社會》一書中,提出一個極其激進的解決方案——廢除文憑制度,讓學歷和勞動力市場完全脫鉤,以免重蹈中國晚清覆轍,培養出一個有功名卻無實職的舉人羣體。無疑,當學歷變成通貨、學術變爲知識生產後,高等教育的教育與研究的內在價值就有被掏空的危險。因此,逃離學術界成爲近些年高校學子和“青椒”的熱點議題。

一方面,學歷通貨膨脹的後果是永久性教職不到十分之一的供不應求,非升即走、不發表就出局、不穩定就業成了“出清”的制度性手段;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學傳承下來的將研究視爲天職的傳統,使得轉行者面臨價值失序的自我質疑。這正是拉丁文和羅馬文學學者克里斯托弗·卡特林面臨的困境——《離開學術界:實用指南》一書實際上是他通過寫作他人經驗和自我分析而實現的失範療愈,甚至可以說是他從單向度的窄化學術訓練的自我設限中抽身出來,重新開始認識自己和自我再教育的過程。

《離開學術界:實用指南》,[美]克里斯托弗·卡特林 著,何嘯風 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出版

迴歸常識並明確自己想要的生活、訪談收集信息同步打開社交網絡、提煉與美化簡歷、積累業界經驗與能力及維繫個人IP、適應新職業黑話與文化環境,這些在被社會百般“毒打”的打工人看起來再平常不過的求職技巧,卻讓出身學院派的卡特林“大書特書”,將自身從高校“青椒”轉行戰略諮詢的全程經歷完整記錄下來,並按不同時期給予了後來者以各種簡單明瞭且極具實操性的建議。《離開學術界:實用指南》的這種ABC教科書的寫作風格,配上各章節末尾的三道行動習題,何嘗不是卡特林在脫離學術界後繼續從事教育事業的另一條路徑,即通過自身經歷幫助更多面臨相似困境的學子與“青椒”打開更多求職可能性,幫助他們打破將求學從教視作慣性、將高校視爲庇護所的美好想象,直面個人所需與現實要求。

知識自動化時代的求知教育

高等教育的危機和學術圈的內卷似乎成爲信息爆炸和知識生產的時代必然,但芝加哥大學的安德魯·阿伯特教授並不認爲這是晚近纔有的新問題,在《大學教育與知識的未來》這部演講合集中,他超脫專業社會學的視角侷限,躍升到理論高度,給出了關於求知與教育本質的思考。

《大學教育與知識的未來》,[美]安德魯·阿伯特 著,王 桐 陳嘉濤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出版

通過一系列算法操作,將求知簡化爲尋找信息和列點列表,這種現象成爲現今很多人對求知的通俗理解。無論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操作的是老舊的統計推斷封裝軟件包(SPSS),還是調用新潮的具有深度推理功能的通用語言大模型(ChatGPT、DeepSeek),可能在阿伯特看來都並無二致——21世紀我們自詡爲偉大革命的搜索引擎或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在本質上跟20世紀初的大型通用圖書館推廣的編目和索引功能並無不同。前者雖然加載了深度神經網絡等高深理論,但與後者一樣,都是人們應對知識過載的簡化策略,都在基於主題詞索引和詞頻分析等基礎邏輯來應對海量的新生信息。如果無法拆開這些黑箱模型,不明就裏地檢索信息和調用算法,那麼與其說是我們作爲人類求知者在進行求知,不如說是各種新奇機器和模型作爲求知者在對知識進行自動化處理,將其加工爲商品,而組織這個求知生產與加工過程的大型組織將其產出視爲私有產權,並順理成章地徵收知識地租。

在知識自動化生產愈演愈烈的現實情境下,阿伯特作爲一名老派教育家就顯得有點不合時宜。他堅持認爲,芝加哥大學這種精英高等院校的本科教育無法給學生帶來世俗成功、良好職業和認知與通用能力。對學生來說,教育並非學習技術或者獲得名利的手段,經歷教育本身就是目的;而對教師來說,教育則是有可能實現自我成長的贈予。在商品化的知識教育之外建立具身性的師徒制、在線性推理之外學會關聯性想象、在認知取向之外培養道德與情感,從而認識複雜性與接受不確定性,凡此種種纔是阿伯特眼中高等教育的最終歸旨。

學校本是教育發生的閒暇之地,當專業成爲職業生涯敲門磚、學術研究變成不穩定就業時,大學作爲師生的棲身之所也就捲入了太多前置和複雜的社會需求。在承續歷史傳統與面向未來科技的平衡中留存教育、研究和知識的多重可能性,理應成爲大學這個複合體在未來時代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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