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夜將盡》：在社會議題中透視時代症候與人生哲思
編者按：
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落幕，王通執導的電影《長夜將盡》拿下“評委會大獎”和“最佳女演員獎”兩大重磅獎項。演員鄧超更表示：“這是我今年看過最好的電影。”那麼，這部電影的魅力何在？影片從藝術層面又有哪些遺憾？
社會新聞一直是電影創作的重要題材來源。中國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韓國的《殺人回憶》，美國的《十二宮》等無數經典之作，都證明了這一創作路徑的恆久魅力。當然，那些駭人聽聞的兇殺案、匪夷所思的倫理悲劇或是離奇驚悚的社會奇觀，只是爲電影提供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敘事外殼，真正決定作品藝術成就高低的因素，在於創作者能否透過社會新聞的表象，挖掘出更具普遍意義的人性內涵和時代症候，並在新聞素材的骨架上賦予人情的溫度、哲理的深度。
《長夜將盡》以十年前震驚中國的“保姆弒老案”爲敘事支點，有媒體認爲影片“以冷峻的影像風格和犯罪類型片的外殼，包裹着厚重的人文關懷”，“用手術刀般的鏡頭語言，精準地剖開了當代社會的養老議題”。導演王通也在訪談中坦言，正是對現實的持續觀察與思考，促使他選擇這個充滿現實主義質地的故事作爲表達載體。事實上，影片的藝術野心不止於展現養老困境，或親屬面對失能老人產生的倫理衝突，而是希望由具體社會現象昇華爲深邃的生命拷問。
作爲犯罪片的《長夜將盡》令人錯愕
《長夜將盡》中，萬茜飾演的“毒保姆”葉曉霖照顧失能老人時通常只能維持幾天的耐心便會痛下殺手。然而，在護理馬德勇父親期間，馬德勇眼中的她“溫柔體貼、耐心細緻，像個天使，笑起來特別好看”，這讓他不由自主地墜入了愛河。
可見，葉曉霖是《長夜將盡》的關鍵角色，正是她推動了情節發展，引發了馬德勇的愛慕與追隨。但是，影片刻意隱去了葉曉霖的家庭背景、成長經歷、婚姻狀況等關鍵信息，僅以“37歲”“患有心臟病”等碎片化特徵勾勒人物輪廓。這種留白手法暗藏巨大的敘事風險。當觀衆無法從常識層面理解葉曉霖的犯罪動因時，這個本應紮根現實的人物形象難免顯得抽象而懸浮，甚至會削弱故事的可信度與說服力。
慶幸的是，萬茜以剋制又有張力的表演，努力彌補了這一敘事缺憾，並在有限的角色空間中構建出豐富的人物光譜：狠毒中透着溫柔，平靜下暗藏瘋狂，冷峻外表包裹着脆弱內核。尤其結尾處，在感受到馬德勇的深情與善意時，葉曉霖堅硬如冰的心靈也有了一絲鬆動，她表情困惑但又留戀地回望馬德勇，面容一如既往地剛毅，但眼睛裏的感激與羞愧仍有隱約的流露。正是這種細膩入微的演繹，使葉曉霖擺脫了“冷血殺手”的符號化指稱，而是凸顯了人性的複雜性。萬茜憑此角色斬獲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最佳女演員獎，可謂實至名歸。
影片對葉曉霖的出場設計頗具深意：在一個跟拍長鏡頭中，她始終以背影示人，逆着人流獨行。這個開場暗示了葉曉霖作爲“異類”的敘事定位，她似乎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在芸芸衆生中煢煢孑立。
這種“與衆不同”很快在她找到僱主後得到了印證。觀衆目睹她以近乎儀式化的方式完成“死亡操作”：一邊溫柔地哼唱着搖籃曲，一邊平靜地爲老人餵食安眠藥，繼而毫不遲疑地注射農藥。這種反差極大的行爲模式，塑造出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人間惡魔”形象。隨後，葉曉霖在職業介紹所繼續求職時，面對老闆娘的羞辱，她不發一言，卻在離開時冷靜地點燃對方的燈箱廣告。這種不動聲色的報復，進一步強化了她行事狠辣、睚眥必報的性格特徵。
遺憾的是，觀衆雖然能清晰地感知到葉曉霖的行爲特徵，卻始終無法觸及她的內心世界。當葉曉霖對老人實施令人毛骨悚然的“安樂死”時，觀衆既找不到弗洛伊德式的童年創傷解釋，也看不到明顯的社會壓迫因素。影片如此徹底地放棄對人物心理的描摹，難免會讓角色顯得抽象而疏離。
葉曉霖是一個精於算計的功利主義者，堅持“做不滿一個月也要按整月支付工資”的苛刻條款，可這樣一個無情的“死亡天使”，卻有着端莊秀麗的面容，溫婉平和的氣質。從現實經驗和新聞原型來看，長期從事這種卑劣殘忍勾當的人，很難保持如此純淨的氣質；而一個相貌出衆的年輕女性選擇做養老保姆，也缺乏足夠的邏輯支撐。這些矛盾點，放在一部風格化的黑色電影或心理驚悚片中或許成立，但在一部標榜現實主義的社會題材犯罪片中，就顯得格外突兀。
這種創作困境暴露出影片在類型定位上的曖昧態度：它既想保持犯罪類型片的敘事框架，又不願遵循這類影片的編劇邏輯。這隻有兩種解釋：要麼是編劇在人物塑造上出現了重大失誤，要麼說明影片只是借用犯罪片的外殼來探討其他主題。顯然，影片的志向在後一種。
作爲時代切片的《長夜將盡》令人驚醒
影片通過電視新聞中“火星探測計劃”“世界末日”的報道，將故事背景錨定在2012年左右。這個看似隨意的時代標記，實則暗含深意：當人類關心宏大命題時，那些被嫌棄的暮年生命，纔是最切實，也最尖銳的痛點。
馬德勇父親的命運軌跡，堪稱中國社會轉型期的一個鮮活註腳。父親作爲“礦霸”的歲月，雖然充斥着暴力與野蠻，卻仍保留着江湖道義的底線。當這位草莽英雄試圖轉型房地產時，卻發現自己熟悉的生存法則已然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道德讓位於利益的新世界。父親傾家蕩產之後，只留下兩套執意不肯變賣的爛尾樓，這既是一個失敗者的最後倔強，也傾注了父親對那個狂飆突進年代的孤獨守望。
這種時代變遷的痛感在父親癱瘓後被無限放大。子女們對贍養責任的推諉，在父親病危時的冷漠算計，乃至在父親去世後的遺產爭奪，構成了一幅令人心寒的當代家庭圖景。尤其當老人因尿失禁而痛苦呻吟時，孫輩們像看到一出喜劇般大笑不已。這種代際間的冷漠，比任何直白的批判都更具衝擊力。
從重視道義的江湖年代，到金錢至上的房地產時代，再到親情淪喪的養老困局，馬德勇一家的遭遇不僅是個體悲劇，更是世相的一個橫截面。甚至，葉曉霖相較於那些爲金錢反目的手足，那些對親人痛苦無動於衷的眼神，真的更邪惡嗎？由此，影片追問的不僅是一個保姆爲何殺人，更是在質問：當社會陷入功利主義的泥沼時，我們該如何守護最後的人性微光？
馬德勇飼養的那頭老態龍鍾的獅子，堪稱影片最精妙的隱喻符號。這頭曾經威風凜凜的猛獸，如今只能在鐵籠中蹣跚度日，恰似馬德勇父親。導演的鏡頭並未止步於對衰老本身的悲憫，而是以更爲凜冽的目光，審視着時代如何對待這些“過時的強者”。正如獅子的最終下場是被賣到酒廠，榨乾最後一點價值，父親的早日死亡，就是他對兒女的最大貢獻。
影片還通過兩組電視畫面的對比，巧妙地呈現了現代社會的精神分裂：馬德勇值班室裏經常播放的極限衝關節目，恰是消費社會的真實寫照，將一切價值消解爲娛樂至死的空洞符號；癱瘓的父親喜歡觀看火星探索紀錄片，則呼應了人類擺脫庸常俗世的心願。這兩個並置的影像世界，折射出大多數人的精神苦痛：一邊是粗俗功利的現世沉淪，一邊是對超越性價值的永恆渴求。
在這樣的語境下，葉曉霖的出現就變得含義複雜。她對老人實施的“安樂死”，對有的家庭來說無疑是巨大的倫理傷痛，但對部分家庭，甚至對於老人來說，則可能是一種解脫。父親自殺未遂後，看着葉曉霖對自己執行死亡流程時異常平靜，就暗示了父親的價值立場：與其在屈辱中苟延殘喘，不如在體面中戛然而止。
作爲人生隱喻的《長夜將盡》發人深省
《長夜將盡》對葉曉霖的塑造確實存在抽象空洞之感，但我們跳出傳統犯罪片對兇手動機的寫實要求，便會發現導演刻意將葉曉霖打造成一個充滿矛盾的形象：她是“惡”的終極化身，卻披着溫柔體貼的外衣；她實施着最邪惡的罪行，卻散發着令人難以抗拒的魅力。這種“罪與美”的悖論式結合，使葉曉霖超越了普通反派角色，成爲一個蘊藉的象徵物。
葉曉霖身上的雙重性，對應的正是人性的複雜性，也對應這個世界的斑駁與含混。正如馬德勇的姐姐和弟弟，對待父親和馬德勇不近人情，但面對自己的孩子時則格外溫柔慈愛，這是不是一種“罪與美”？馬德勇知道獅子皮皮的最終下場，葉曉霖勸他殺了皮皮，但馬德勇於心不忍。假如，馬德勇狠心“成全”皮皮，是不是一種“罪與美”？凡此種種，影片通過葉曉霖告誡觀衆，在評價人性，認識世界時，很難用一套非此即彼的是非標準。
馬德勇是一個一生被親情背叛、被社會遺忘的男人，他對葉曉霖的執着追求，本質上是對抗生存荒誕的最後掙扎：寧願擁抱致命的溫暖，也不願繼續活在毫無希望的冰冷現實中。只是，當象徵主義遇上社會現實題材，這種美學冒險要麼成就一部傑作，要麼就會淪爲故弄玄虛的失敗實驗。《長夜將盡》引起的爭議可能也在這裏。影片的題材來自一則社會新聞，但最後的呈現形態卻充滿了隱喻和象徵，離真實的社會現實已經距離遙遠。
此外，馬德勇對葉曉霖的病態迷戀，還映照出人性深處共有的執念與慾望。人性的獵奇本能決定了，我們總是對一覽無餘的事物興味索然；而那些毫無神祕感可言的“表裏如一”者，只會讓人意興闌珊。葉曉霖代表了世界上既神祕又危險的意象，折射着人類不滅的迷思：“神祕”纔會激發人的探究欲，“危險”纔會刺激人的征服欲。
《長夜將盡》是一部充滿勇氣的作品，也是一部有着不俗的藝術追求的電影。影片關於葉曉霖的所作所爲，沒有滿足於單純的道德或法律審判，而是藉此思考這個時代更深層的內涵。因爲，相較於葉曉霖這種帶着溫柔面目的惡意，影片中那些溫情脈脈面紗下的算計、歹毒、虛僞，同樣令人心寒。葉曉霖的形象之所以複雜，正因她既是施害者，也是那個時代的產物與鏡子，並抵達一種形而上的人生隱喻。影片甚至還警示觀衆：如果人心變得越來越粗鄙貪婪，我們是否正在親手製造下一個葉曉霖？這種讓人坐立不安的思考，或許正是這部電影最大的價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