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校三大國際頂刊發文數創新高，是科研實力提升還是又一輪“論文競賽”？
今年前5個月，滬上高校已接連在俗稱三大頂刊的《細胞》《自然》《科學》（注：三大頂級刊物合稱“CNS”）上發表了50項左右的科研成果，發文數刷新近年紀錄，其中，復旦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兩校第一作者的CNS論文就達28篇。
與此同時，施普林格·自然旗下機構編制的自然指數近日也正式發佈。結果顯示，2024年前20名上榜的科研機構中，中國的高校和科研機構超過半數。
不過，伴隨着本土學者頻頻在頂刊上論文，質疑的聲音也冒出來。比如，有人就問：這究竟是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實力在提升，還是掀起了又一輪的“論文競賽”？對此，多位學者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直言，就近年來本市在科研方面的投入以及在探路科研範式變革方面的進展而言，頂刊發文“豐收”並不令人意外。但眼下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讓這些頂刊論文，轉化爲上海創新策源的強勁“引擎”？
從量變到質變，頂刊發文數增量明顯
從追求SCI論文的數量到重視高被引率，再到如今實現在國際頂刊上文章數量的快速攀升——不少學者解讀，隨着高校近年來對原創性科研成果的重視，在頂刊上發文數量上有所突破，其實是水到渠成，不能簡單歸結爲“高校一味追求頂刊論文”。
在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曾小勤看來，科研投入的量變必然會帶來質變；同時，隨着高校對原創性科研成果的日益重視，對一些相對“冷門”、短期內看不到成效但卻具一定前瞻性的研究，也在加大“耐心”投入。以上海交大爲例，學校對於包括凝聚態可控相變的熱管理技術、深海微生物研究等一些“冷門”方向，都提供了十多年如一日的穩定支持。而這可以從一個維度解釋，爲何上海高校在CNS的發文數上有了明顯增量。
施普林格·自然大中華區總裁安諾傑（Arnout Jacobs）對中國科研發展的感受，也更加直觀。他告訴記者，以旗下《自然》期刊爲例，1997年該刊發表的原創科學論文中，只有4篇涉及中國作者，而2024年《自然》發表的、作者以中國科研人員爲主的論文，就已超過百篇。“中國正逐步成爲全球重要的科研力量，這主要得益於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對研發投入的持續增加，以及與國際科研合作的加強。”安諾傑說。
從統計數據來看，2024年中國的總體研發投入已位居全球第二。在自然指數全球科研城市排名中，上海近年已上升至第二名。
科研的“生產關係”，正在被重塑
除了科研整體實力上升，科研範式的改變也帶來科研生產力的提升。盤點今年以來登上頂刊的那些科研成果，有不少都引入了人工智能研究工具，或通過科研組織形式的變革爲科研加速。
復旦大學科研院執行副院長徐曉創告訴記者，復旦大學今年以來在CNS上發表了20篇左右的論文，其中大部分的成果，都在研究中引入了大模型等人工智能工具。與之相關，學校近年來構建的電鏡中心、智算中心等校級科研資源共享服務平臺，也爲科研範式的變革提供了基礎，“這也是科研成果爆發式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工程院院士、之江實驗室主任王堅就敏銳地發現，今年DeepSeek誕生後，《自然》作爲科學雜誌，在一週內就連續發表了5篇文章談論它，關心的焦點就是DeepSeek能不能推動科技的發展。
還有學者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直言，隨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用於科研，它正在重塑科研的“生產關係”。比如，過去一些大科學項目都需要科研界的“大牛”帶着大團隊一起埋頭苦幹，才能完成。但現在，人工智能開始“接手”一些耗時耗力的工作，使得年輕人或小團隊也可以做出不俗的成果。
比如，不久前在《科學》雜誌上剛發佈最新科研成果的華東理工大學教授侯宇，就是一名85後；上海交大最近在物理學領域頂刊《物理評論快報》上發表最新科研成果的李濤，則是一名90後助理研究員。
除了人工智能對科研範式的變革，近年來上海正在推進的工程化研究範式，即有組織科研，同樣對科研帶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冠華不久前參加上海交大海南研究院的一次科研相關的研討會，在論及科研創新策源的變化時就分析說，最近10年，人工智能的發展凸顯了兩大變化，其一是數據驅動研究的科研範式變化，其二是工程化研究範式，即有組織科研對科研。這兩者相輔相成，爲科學研究帶來的巨大變化。簡言之，就是新的工程化研究範式系統地產生了全面的、高質量的數據，而高質量的數據則又位工程化的研究提供了基礎，“可以說，是‘白箱研究’與‘黑箱研究’相互驅動發展，這可以帶來無與倫比的驅動力。”
比起“遲到的關心”，更渴望“不被打擾”
但就科研本身來說，發表頂刊論文還只是過程中的一環。如何把高質量論文轉化成真正推動產業創新發展的生產力，不斷增強上海的科技創新策源功能？對此，滬上高校多位學者和相關負責人還有話要說。
某高校生物醫藥領域的學者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到自己的親身經歷。他的一項針對高發疑難病症的新藥成果在頂刊發表後，卻不知不覺讓自己陷入了兩難。這是因爲，他最初的願望是該成果能在國內企業完成轉化，但國內企業和投資機構爲了“求穩”，更希望看到有海外知名企業或者投資“背書”後才願意投入。而找上門來的跨國藥企，則都希望能單獨和他合作，因爲他們研判這一成果轉化爲臨牀新藥有50%的成功率，遠高於一般醫藥研發成果10-20%的轉化成功概率。
另一位高校的青年科學家也談到自己的親歷，他在過去十多年中沒有申請到一個重點課題，原因是他的研究太過前沿，國外也沒有類似的研究成果，每次課題都申報無門。爲此，他借了一筆經費進行研究。去年，他的成果獲得了一個知名獎項後，各相關部門的負責人都帶着資源來了。讓人啼笑皆非的是，這些“遲到的關心”讓原本潛心科研的他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應對，甚至投入在研究上的時間從原來的80%減少到了50%。
某高校相關負責人也就此談到，雖然現在上海有了基礎研究創新特區計劃，各高校也有配套政策，但在營造創新生態方面，要真正做到錦上添花、雪中送炭，還有不少細節工作要做。“我們不僅要從制度層面，讓包括年輕人在內的科研工作者獲得強有力的長效支持，讓他們敢於且不受干擾地做高風險的、‘從0到1’的創新研究，在‘從0到1’之後，如何繼續給予他們支持和幫助，還需多方共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