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作家J.M.庫切：是時候公佈了，我其實還是個攝影師
J.M.庫切是當代最具影響力作家之一，曾於2003年獲諾貝文學獎，也是歷史上第一位兩次獲得布克獎的作家。
諾獎評委會如此評價他的作品：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的小說以其精湛的構圖、意味深長的對話和優異的分析而聞名。但與此同時，他也是一個謹慎的懷疑論者，對西方文明中殘酷的理性主義和僞善的道德進行無情的批評。
正是在對人性脆弱和失敗的深刻探索中，庫切捕捉到了人類內在的神祕之光。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投身寫作之前，庫切的夢想是成爲攝影師，這一理想主要實踐於庫切十五六歲，也就是他自傳三部曲中的《男孩》時代。他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在攝影上，是當時學校攝影協會的主要推動者，留下來約130張照片。庫切認爲照片有左右人心的力量，他曾在書中寫下：“我對照片的有感如同我對鉛字的無感。”
近期出版的《天生異鄉人》既是J.M庫切的攝影集，也是他的圖像自傳。書中那些庫切拍攝於少年時代的照片，忠實地反應了他的成長曆程。包括他和家人、朋友、學校、他所生長的環境等等。庫切親自爲這些照片寫了說明，並引用其自傳作品《男孩》中的片段對照片進行解說。這些照片大量涉及了庫切的閱讀和寫作生活，而在他日後的文學作品中，攝影也經常佔據重要位置；在庫切的攝影手法中，也可以看到他日後的寫作方式。庫切說：“從一開始，攝影的痕跡就遍佈於我的作品之中，直至所有作品。”
本書的編者、西開普大學的副教授赫爾曼·威滕伯格不僅詳細介紹了照片的由來、庫切的攝影生涯，以及這些照片所反映的當時的社會背景。更是分析了庫切的攝影和寫作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的。他說：“攝影”（Photography）一詞的字面意思是“用光影寫作”。十幾歲的庫切先後用間諜相機和貴翔照相機拍攝的照片，可以看作是他早期嘗試通過相機鏡頭捕捉的光影來講述自己的故事。
《天生異鄉人》作者：[澳大利亞] J.M.庫切 幼時文化·四川美術出版社
憶攝影
赫爾曼·威膝伯格：你是如何接觸到攝影的？你的母親是家庭攝影師，她是你攝影的第一任老師嗎？你曾用過哪些相機？
J.M.庫切：我母親和她兄弟在1936年（我想是這一年）前往歐洲旅遊之前，買了一臺盒式照相機。她用照片記錄了她眼中的歐洲，後來她把這些照片都放進相冊中。她在1940年和1943年生下我和弟弟後，用相機記錄了我們的成長過程，後來把這些照片放進了更多的相冊中。所以，攝影算是我們家庭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許多中產階級家庭的一部分。通過這些相冊，這些家庭可以爲他們自己構建一部歷史，一種過去。
赫爾曼·威滕伯格：你買了照片放大器後，還建了自己的暗房。我對你這一段經歷很好奇。你肯定在攝影方面花了許多時間（和零花錢）吧。你是在那時候買的貴翔35毫米照相機嗎？是什麼讓你把攝影當作一個真正的愛好呢？
J.M.庫切：我的第一臺相機是郵購來的。它是個新玩意兒，廣告上說是那種間諜用的相機。它拍攝的照片尺寸約15毫米x15毫米，所以不得不進行擴印。而開普敦只有一家商店賣那種相機的膠捲。貴翔照相機花了我約40英鎊，這款相機是模仿徠卡照相機的，但是價格要便宜多了。我從買貴翔照相機和暗房器材起，便開始“認真”對待攝影了。是什麼吸引我去攝影呢？我無需說出一些深層次的原因。我只能說，在20世紀50年代，“認真”對待攝影會顯得很有文化。這也是男性化的活動，與那些偏女性的活動，如作詩、彈鋼琴不同。
赫爾曼·威滕伯格：你在聖約瑟夫聖母中學時是攝影協會的成員，這個攝影協會是學校社團嗎？你能不能爲我們多講講你參加的那些活動，如攝影比賽或攝影展呢？
J.M.庫切：我是聖約瑟夫聖母中學攝影協會的主導者。有一段時間，攝影在我們學生中風靡一時，然後又被其他的潮流取代。修士允許我們將存放實驗室器材的房間用作暗房。我們也會將照片釘在佈告欄上。我們還舉辦了一場攝影比賽，邀請了一名修士擔任裁判。
赫爾曼·威滕伯格：你不僅拍攝了許多在學校和運動會上的照片，在學校拍攝集體照時，你也有參與。你是得到了某種校方認可的攝影師嗎？在坎尼米耶寫的傳記中，你的朋友尼克·斯泰撒基斯講述了你未經別人允許偷拍照片的事情，你能再談談這些照片嗎？很明顯，你用的是貴翔照相機，你也用過一部更小、更隱蔽的照相機。
J.M.庫切：那部小照相機就是所謂的間諜照相機。學校僱傭了一位商業攝影師拍集體照和其他照片。我和攝影協會其他成員的拍攝行爲是被允許，但不是被授權。
赫爾曼·威滕伯格：你拍攝的許多照片的主題——開普敦街景、家庭生活、學校活動等，其實並不是特別引人注目，但許多照片都揭示了你對構圖的關注，以及你在比較困難的條件下（如強光線下或光線不足的條件下拍照、抓拍）的專業攝影意識。這表現了這些照片的創意性、試驗性和超越性。除幾張構圖精美的照片外，似乎大多數照片是你隨意、即興拍的。你可以介紹一下自己是如何運用相機拍攝的嗎？
J.M.庫切：我讀了介紹攝影方面的書，並盡最大努力去模仿我在《生活》或其他雜誌裏看到的照片。我認爲自己曾醉心於捕捉真實顯現的瞬間，一半是發現，一半是創建。我認爲，這就是卡蒂埃-佈列松這類攝影師使用的美學。不幸的是，我在嘗試了一段時間之後，發現自己缺少攝影藝術家的慧眼。曾有一段時間，我告訴自己這是因爲我拍的照片不夠多：我在書中瞭解到的攝影師們認爲，對單個主題拍攝36張照片並不算什麼，而我必須限量拍攝。但真正的原因是，我對外界，特別是對他人的經驗，從來沒有保持足夠開放的心態。我太過醉心於自我，這在那個年齡倒也司空見慣。
赫爾曼·威滕伯格：《凶年紀事》中的一個“觀點”提到了塞繆爾·貝克特在不請自來的攝影師面前那“被獵取”的表情。你的許多照片有一個明顯特點，即拍攝對象似乎沒有注意到你和你的相機。要是他們注意到了的話，就不會擺出那些姿勢了。這是你在使用照相機時故意爲之嗎？
J.M.庫切：在照相機鏡頭的注視下，一個人需要有天生足夠的自戀才能拍好照。
赫爾曼·威滕伯格：在你的幾部小說中，故事情節都與照片有直接的關係，如《幽暗之地》［書中的尤金·唐恩（Eugene Dawn）迷戀24幅殘忍的戰爭照片］、《慢人》（書中的主角是一名專業的攝影師）。攝影，以及你對攝影的忘我投入，是如何影響你觀察世界，又是如何影響你的寫作生涯的呢？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攝影是如何在你構思小說時起作用的呢？
J.M.庫切：從一開始的創作（《越南計劃》），直至我其他所有的文學作品，攝影點點滴滴的痕跡（或電影畫面的痕跡。就目前而言，我們不需要將兩者區分開來）都遍佈其中。但是把這些點滴連起來不是我要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