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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高宗年間，由弘福寺的和尚懷仁集王羲之字跡書成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是中國書法史上鼎鼎大名的劇跡，而碑文所涉及的事件——唐玄奘西天取經——更是著名，經由明代文人吳承恩所著章回體小說《西遊記》的演繹渲染，在中華文化圈中，可謂是家喻戶曉。
當然，現實中的玄奘法師杖策孤征，遠遊印度，可沒有孫悟空、豬八戒等大羅金仙的輔佐，完全是一種基於虔誠宗教熱情的壯舉。玄奘遠遊十餘年，從印度帶回梵文經藏六百五十七部，引慈雲法雨於東土。這一壯舉、善舉在當時連皇帝李世民也大受感動。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唐太宗即命玄奘於弘福寺將諸經譯成漢文，同時爲之作序一篇，以拉開整個大規模譯經活動之序幕。其時，還是東宮皇太子的李治亦撰《述三藏聖記》一篇。
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弘福寺沙門懷仁開始集王羲之書法，摹寫《大唐三藏聖教序》。經二十餘年潛心收集、研究摹習，至高宗李治咸亨三年（六七二），碑文集字始成。此次集字書碑，較之刻立於永徽四年（六五三）的褚遂良書《雁塔聖教序》、龍朔三年（六六三）的褚遂良書《同州聖教序》二碑，在碑文內容上多了唐太宗、唐高宗的兩道簡短答敕以及玄奘新譯出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正文。
懷仁集書之碑，碑通高三百五十釐米、寬一百零八釐米、厚二十八釐米。碑文三十行，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爲釋懷仁集王羲之行書，諸葛神力勒石，朱靜藏鎸字。碑螭首方座，且碑首雕刻七佛像，故此碑亦稱爲“七佛聖教序”。碑原立於長安修德坊弘福寺，唐末天祐元年（九〇四），朱溫脅迫昭宗東遷洛陽，大毀長安宮室民居，“集王聖教序碑”也和其他許多名碑一樣，散落於縮建後的長安城郊野，至北宋時期，才被移到京兆府文廟保護起來，成爲組成“碑林”的最早名碑之一。
碑文所記之歷史事件，時過境遷，如今除了史學、宗教學的專家，可能不再有人感興趣；此碑之所以著名，完全是因爲其書法的特出。
中國書法經過魏晉時代的發展，已然出現一個高峯，而鍾繇和王羲之、獻之父子便是這座高峯上三顆璀璨的明珠。自六朝齊、梁以來，此三家之優劣已成爲歷代文士圈的一個話題。有人喜歡鍾繇的肥古，有人喜歡王獻之的妍媚，也有人深賞王羲之的不古不今、中道而行，三家各有各的粉絲，各有各的擁躉。至唐初李世民以帝王之尊提倡王羲之，遂使三家優劣之爭定於一尊，從此“書聖”的桂冠也就毫無爭議地加到了王羲之頭上。唐初纂修《晉書》，其《王羲之傳》的讚語竟由皇帝李世民親自撰定，其中“盡善盡美”的評語也幾乎成了王羲之書法的千古定評。至少，在唐初士人的書法審美觀念中，王羲之簡直就是一種不可撼動的信仰，同樣撰寫於唐初的孫過庭《書譜序》便充分地反映了這點。這也就是懷仁以集王羲之字跡來書寫《聖教序》的時代背景。
王羲之的真跡傳到清代更是稀如星鳳，一件唐代精勾細摹的“響拓本”右軍書帖，到後世已被視同王羲之真跡。而普通人要欣賞學習右軍書法，主要就是憑藉碑帖刻拓。北宋時由皇家主持的《淳化閣帖》《大觀帖》收有王羲之大量的手札，但這些帖的原拓本也並非普通人可以得到的。到了後世，一般人只能看到再三翻刻的《淳化閣帖》，裏頭的書跡可能早就走了樣。此時再回頭去看看《集王聖教序》，儘管作爲集字作品，章法、行氣上大有可議之處，但裏頭的字跡到底是沒有經過輾轉翻摹的唐石原刻，碑裏的近兩千個字的底本可都是唐初懷仁親見的王羲之真跡，那比之後世翻刻走了樣的王羲之書跡豈不好了許多？倘若其拓本的年代較早，那就更是上上佳選了。
正因爲《集王聖教序》對於右軍書法的學習有如上述之妙用，故該碑早就很受重視，有沒有唐拓不好說，但傳至於今日的宋拓，僅張彥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發表的《懷仁集王書聖教序拓本概述》（《文物》一九六三年第三期）記載，已有十六種之多。凡物以稀爲貴，一般的碑帖，宋拓本都已非常了不起了。而《集王聖教序》的存世宋拓既如此之多，於是收藏家、鑑定家們又開始在宋拓中區別出北宋拓、南宋拓之不同，不消說，當然是北宋拓更爲珍貴。
但傳統的區別北宋拓、南宋拓的辦法並不科學，藏家或其友人總傾向於將自家的藏本往早了說，而剪裱、塗描等碑帖拓本中的常見事項也對斷代產生了重大幹擾。一九七三年，西安碑林在整修“石臺孝經”時，發現了一件整幅的《集王聖教序》拓本，由其伴隨的出土物品可以考訂，該整幅拓本的時代下限是金大定十九年（一一七九），相當於南宋早年——宋孝宗的淳熙六年（參劉最長、朱捷元《西安碑林發現女真文書、南宋拓全幅集王〈聖教序〉及版畫》，載《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五期）。這一發現，可以說是爲《集王聖教序》的拓本鑑定提供了時代標杆。該整幅本《聖教》第十六行“聖慈所被”之“慈”字右上角泐，第二十一行“久植勝緣”之“緣”字左下角與石花泐連。然則，“慈”字不損、“緣”字未連石花者，大體可視之爲北宋拓本了。現在影印的這件《集王聖教序》就是這樣的一個北宋拓本。
本爲剪裱冊頁，冊高四十四釐米、寬二十七點六釐米。共十八開，每半開五行，行十一至十二字不等。此拓本爲淡黃麻紙，拓工精湛，墨色濃淡相宜，字口鋒利神足，筆畫肥潤有神。拓本前後有明人董其昌及清人郭尚先的題跋。是本明末清初時由官至文華殿大學士的劉正宗所藏，如今一般稱爲“劉正宗本”，即因其曾經劉氏收藏故也。至清嘉慶、道光間，轉由雲南昆明籍進士倪應觀收藏。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郭尚先在鷺門（即今日之廈門）於倪應觀處見到此本，上述郭氏跋文即書於此時。至近代，是本則爲民國財政專家，曾任北京大學監督的浙江石門人吳乃琛收藏。後來可能又爲活動在河南鄭州的篆刻家楊實若遞藏。一九三九年由河南鄭晴湖送往北京，存北京文物商店，一九六三年又由原國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長從北京文物商店購得，後轉捐當時的陝西省歷史博物館（一九九一年，陝歷博新館開放，碑林單獨成館），即今西安碑林博物館。
本次由寶玥齋策劃，西安碑林博物館授權，經過專業拍攝，高精圖像採集，達到七千九百萬像素！並進行多次打樣與原件校色，以求達到最佳的還原效果。
△原件重新拍攝
△第三次打樣稿與原件校色
最終成品效果▽
印本掃描圖與拍攝原圖比較，細節幾無缺失，最大程度保留原本信息，掃描印本偏色比較嚴重，色彩可忽略，以實物爲準！
開本宏大，較已出版名品寬大許多。
採用中式布面四合函套，裝幀方式爲蝴蝶裝，附解說副冊，微塗層藝術紙，初版印量1000部，市場可售數量僅有800冊。
△函套設計圖稿
函套爲黃文新老師題簽，青年書法家。現爲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編審、書法編輯室主任，中國書協會員，天津書協理事，天津青年書協副主席。
封面採用可打印裝幀布，仿原件圖紋印刷，內襯海綿，既美觀且耐用。
贈品一：《聖教序》碑文全本原大臨帖卡一套，90張雙面印刷，成品尺寸：28.9cm×4.8cm，300線四色精印，微塗層藝術紙，夜晚燈下臨寫可無憂，《北宋拓聖教序》由博物館授權原大影印臨帖卡，此爲國內首次！
贈品二：《聖教序》碑文首開單頁一張，可欣賞亦可裝框作爲裝飾！
定製專用運輸盒，天地蓋包裝方式，材料爲美國牛卡+三層加強瓦楞，四角處達24層防護，另包裹兩層氣泡膜，確保書品完好到手，給愛書人更放心的服務！（運輸盒若有磕碰破損，內書無損情況下不予退換。）
最後再來個全家福，本次印製將給書友帶來全新的觀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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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滿足不同書友的需求，同步推出簡裝版，定價親民，同爲300線印刷，微塗層藝術紙，帖芯原大，裸脊鎖線裝，可平鋪展平，欣賞、臨帖皆可，題跋未輯入。
採用裸脊鎖線裝幀，任意打開一頁，均可平鋪展平。（實物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