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戰精英阮氏三雄爲什麼只能在家打魚？他們悲慘結局體現階級固化-歷史-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作者：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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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戰精英阮氏三雄爲什麼只能在家打魚？他們悲慘結局體現階級的嚴重固化

我們研究《水滸傳》阮氏三雄的命運軌跡，這是阮家發生的一場大悲劇，也是北宋社會的大悲劇。阮家兄弟都是優秀的軍事人才，本可以成爲海軍精英。但由於北宋時期森嚴的階級壁壘，他們卻被迫以捕魚爲業，連餬口都非常困難，更別說發揮自己的能力。強悍和不甘於平庸的性格，讓他們走上犯罪的道路。然而，歷經梁山的血雨腥風之後，最終只有小弟一人僥倖存活。聽薩沙說一說吧。

阮氏三雄是親兄弟三個人：立地太歲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閻羅阮小七。

首先我們簡單的解讀一下他們的外號和名字。

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並非說阮家有七個親兄弟，實際上他們只有三人。

和今天不一樣，古代很多家庭的兄弟排名要根據族譜的記載，將整個家族堂兄弟們放在一起進行統一排名。

也就是說，一個家族中所有男孩的排行，是由父親、伯父、叔父們所生下的所有堂兄弟共同決定的。

如我是父母最大的男孩，似乎應該叫做王老大。

然而我父親的哥哥，也就是我的伯父生的兩個兒子年齡比我大，也就是我有兩個堂哥。

那麼，在整個家族的男性排行中，我只能排到第三位，叫作王小三。

明代小說《儒林外史》中，杜慎卿和杜少卿是堂兄弟，分別被稱爲杜十七爺和杜二十五爺。

這不是說杜家父母生了25個孩子，而是杜家這一代至少有25個堂兄弟。

由此類推，阮小二應該有個堂哥，他排行第二。

我們再看看阮氏三雄的外號：

立地太歲阮小二：

什麼是太歲？可不是當年陝西最萌女記者口中的那個“太歲”，而是中國民間的一個凶神。

太歲凶神平時倒不會害人，然而一旦被人類觸怒就會兇相畢露，向冒犯者施以猛烈的報復，引發一系列人間的災難。

大家都應該聽說過“犯太歲”“太歲頭上動土”這種俗語，足見人們對太歲的敬畏之情。因此，在元明清時期，政府出面每年祭祀太歲神，以祈求避免厄運。

立地太歲就是盤踞一方的凶神，這恰如其分地刻畫了阮小二在石碣漁村中的形象。

短命二郎阮小五：短命不是說阮小五的壽命短，而是山東的方言。

在當地，短路就是搶劫或者殺人搶劫的意思，短命就是“要你命”的意思。

那麼，二郎是什麼？

二郎是山東當地神話中的勾魂使者。

短命二郎就是要你命的勾魂使者，可見阮小五是多麼令人生畏。

活閻羅阮小七：大家都知道陰間的主宰閻羅王，普通人看到閻羅的時候一定是死人了。

一旦遇到阮小七這個活閻羅，你就會變成鬼。

阮氏三雄的外號，就是三個凶神，充分彰顯了他們在地方和江湖上令人聞風喪膽的威名。

那麼，阮氏三雄有沒有真才實學呢？答案是肯定的。

他們是非常強悍的水戰高手。

從梁山泊建立水軍開始，阮氏三雄就是水軍的中流砥柱。

相比起來，梁山陸軍曾經打過多次敗仗，如被呼延灼的連環馬打敗、被曾頭市射死了大寨主晁蓋、被祝家莊兩次擊敗等等。

然而，梁山水軍可以說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在梁山水泊中，水軍從沒有打過一場敗仗。阮氏三雄是水軍的開山元老，自然功不可沒。

晁蓋初掌梁山時的第一次大戰，就是以阮氏三雄爲主力，全殲了緝捕使臣何濤率領的500個精銳捕快、廂軍士兵（類似於今天的武警）。

倒黴的何濤，被割掉了兩個耳朵後釋放。這一役不僅奠定了梁山水軍的威名，也充分展現了阮氏三雄強悍的實戰能力。

大家知道殲滅這500官兵的阮氏三雄，他們的麾下有多少人馬？

書中說的很明確“東岸兩個是晁蓋、阮小五；西岸兩個是阮小二、阮小七；船上那個先生，便是祭風的公孫勝。五位好漢引着十數個打魚的莊家，把這夥官兵都搠死在蘆葦蕩裏。單單隻剩得一個何觀察，捆做糉子也似，丟在船艙裏。”

阮氏三雄帶着十多個人，就殺光了500個官兵，平均每個人都殺了四十多個人。

要知道，電影中的“英雄”葉問尚且只能一個打十個，阮家兄弟絕對是牛到了極點，堪稱開了掛的戰神。

但這還只是開胃小菜。

晁蓋一夥剛剛火拼王倫奪取梁山，立足未穩，就遭到濟州府團練使大規模的圍剿。

濟州府團練使黃安帶着千餘官兵、四五百艘戰船殺氣騰騰地圍剿過來。

黃安麾下的雖然不是正規軍，畢竟是有政府編制的民兵部隊，戰鬥力比何濤當年帶領的500多個捕快公差要強了不止一個檔次，他們配屬的戰馬就有600多匹。

結果如何？

黃安一夥又被阮氏三雄殺得片甲不留，黃安本人被活捉後關進梁山大牢，沒幾天就又氣又恨生了重病，直接去見了閻王爺。

黃安戰敗後，被嚇破了膽的濟州府就不敢派兵攻打梁山：府尹聽了，只叫得苦。向太師府幹辦說道“何濤先折了許多人馬，獨自一個是逃得性命回來，已被割了兩個耳朵，自回家將息，至今不能痊。去的五百人，無一個回來。因此又差團練使黃安並本府捕盜官，帶領軍兵前去追捉，亦皆失陷。黃安已被活捉上山，殺死官軍不知其數，又不能取勝，怎生是好？”

宋江掌權後，因阮氏三雄是晁蓋嫡系，沒有受到重用，但憑其卓越的水戰才能，三人依然在關鍵時刻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最典型的便是梁山接受招安前最關鍵的“三敗高俅”戰役。

第一次高俅派來的劉夢龍、黨世雄、牛邦喜的1萬多水軍被基本殲滅，數百艘戰船被阮氏三雄等人全部摧毀。黨世雄被生擒，劉夢龍和牛邦喜被殺，政府水軍一敗塗地。

此次大敗以後，不甘失敗的高俅孤注一擲，不惜代價的發動了第二次水上攻勢。高俅利用政府強大的財力優勢，動用巨資打造了先進的海鰍船，試圖在裝備上碾壓梁山水軍獲勝。

面對強悍戰艦海鰍戰船，阮氏三雄則輕鬆應對。

他們率領精銳水軍潛水鑿穿船底，又縱火焚燒，再次全殲政府水軍，甚至生擒了大BOSS高俅，爲梁山泊贏得了最爲輝煌的一場勝利。

顯然，阮氏三雄的戰績極佳，他們絕對是無可爭議的水軍靈魂人物。

梁山每一次水戰的勝利，都離不開阮家兄弟的英勇表現。

而水軍是梁山的保護神，由此可見阮氏三雄的重大作用。

可以這麼說，整個北宋朝廷的水軍將領中，沒有誰的能力超過阮氏三雄。

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麼傑出的強悍軍人，上梁山之前卻混的非常悽慘。

搶劫生辰綱之前的阮氏三雄，僅僅是山東濟州府石碣村的漁民。

很多人不理解古代漁民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狀況，他們是社會底層中的底層，比普通農民還要差很多。

相比擁有土地的農民來說，漁民面臨着三大困境。

第一，收入不穩定；第二，投入高但回報低；第三，危險係數太高。

相比每年糧食產量穩定的農民，漁民每天的捕撈量是完全無法預測的，釣魚佬對此應該深有體會。

明明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時間點，同一種天氣去釣魚，今天可能收穫很多，明天可能連一條小魚都釣不上來。

所以，漁民同獵戶一樣，很大程度上要碰運氣喫飯，生活根本沒有什麼保證。

尤其倒黴的是，漁民捕捉的水產品往往是難以長期保存的。古代的食鹽的價格高昂，根本無法將水產醃製後長期出售，只能捉到就賣。一旦魚蝦死了變質，也就一錢不值。

說來說去，漁民的收入很不穩定，難以養家餬口。

雖然收入不高，漁民的投入卻大於普通農民。

農民的生產工具主要是各種農具，價格有限，漁民則需要擁有船隻和漁具。

宋代一艘的小型漁船價格不菲，一般至少需要超過二三十兩白銀，相當於今天的10萬元人民幣以上。

而宋代漁民一個月純收入，還不到1兩銀子，需要辛勤勞作兩年才能購置最廉價的漁船。

相比農具來說，漁具以漁網爲主，價格高昂。

一張普通的麻織漁網，就要賣二三兩銀子，相當於漁民二三個月的純收入。

關鍵在於，漁網是一種易耗品，需要經常維護保養，定期還要更換，維護成本巨大。

如果你是窮困的底層窮人，連做漁民都是沒有資格的，必須有一定的本錢購置船隻和漁具。

如果說以上兩點還能克服，漁民最大的問題是工作有危險。

古人說“離岸三尺、性命攸關”，古代漁民更是極爲迷信，有很多禁忌。

船上絕對不能提到“翻”“沉”“坐”這些禁忌字；喫魚不能翻面，這預兆着翻船；孕婦或者來月經的女人不能碰船舵、船槳；任何人不能在船頭大小便等等。

南方漁民篤信媽祖，尊稱爲天后、天妃娘娘、聖母等等，沿海隨處可見媽祖廟，每個廟的香火都極其旺盛。

媽祖信仰維持了上千年之久，堪稱長盛不衰，就是因爲媽祖娘娘是保佑漁民的海洋女神。

很多人不知道捕魚的危險性，漁民是用性命混飯喫！

古代捕魚基本都是小船，少則可以容納一兩人，最多不過二三十人（重不過十幾噸）。

這麼小的船，別說在海上，就算距離岸邊僅有幾百米的江河湖泊和近海，一旦遭遇風浪就是危在旦夕。

民國時期，有一對父子在距離岸邊不到1裏的海上用小船捕魚。當年沒有天氣預報，夏季的暴風雨說來就來，幾分鐘內就將小船捲入茫茫大海中。

萬幸的是，經過一夜的狂風暴雨，小船竟然沒有翻掉，卻漂入遠洋。

期間，父親將僅少量的淡水留給兒子飲用，10天后因高溫脫水而死。

這個少年憑藉驚人的毅力，靠喝雨水甚至自己的尿液，以及船上零星的魚蝦，堅持了整整23天，最終被一艘路過的客輪救活。

對漁民而言，此類慘劇早已司空見慣，不足爲奇。

由於以上的種種問題，阮氏三雄這種漁民的社會地位，比底層農民還要低不少，屬於社會的最底層，也是邊緣人羣。

南宋時期，乾脆將南方的水上漁民定爲疍戶，屬於“賤民”階層，受到制度性歧視。

他們終生被禁錮在船上，只允許偶爾上岸購買基本生活品和販賣魚蝦。

那麼，阮氏三雄的經濟情況如何？

只能用一貧如洗來形容。

書中生動形容了他們赤貧的生活：吳學究自來認得，不用問人，來到石碣村中，徑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看時，只見枯樁上纜着數只小漁船，疏籬外曬着一張破魚網。倚山傍水，約有十數間草房。

阮家曬得一張漁網破舊不堪，全家住在簡陋的草屋內。

在古代，只有最底層的平民纔會住在草屋內。草屋的造價最低，只需要一些泥土和茅草就可以搭建。

然而，只需要幾個月後，茅草就會腐爛，草屋立即會屋頂漏雨，四面漏風，讓居民苦不堪言。所以，古代稍微有點積蓄的家庭，會盡量選擇住在木屋或者磚石結構的屋子內。

由此可見，阮氏三雄的家庭生活非常貧窮。

阮氏三雄沒見過什麼世面，也沒有經歷過富貴的滋味。

書中這麼寫：四個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來。店小二把四隻大盞子擺開，鋪下四雙箸，放下四般菜蔬，打一桶酒放在桌子上。阮小七道“有甚麼下口？”小二哥道“新宰得一頭黃牛，花糕也相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塊切十斤來。”阮小五道“教授休笑話，沒甚孝順。”吳用道“倒來相擾，多激惱你們。”阮小二道“休恁地說。”催促小二哥只顧篩酒，早把牛肉切做兩盤，將來放在桌上。阮家三兄弟讓吳用喫了幾塊，便喫不得了。那三個狼餐虎食，喫了一回。

在中國古代，歷朝歷代都嚴禁宰殺耕牛，因爲牛是不可或缺的農業勞動力。

到了北宋後期，國內耕牛數量激增，到了飽和的地步，政府才特許民間部分屠夫殺牛賣肉。

即便如此，牛肉也是比較高級的肉食，類似於今天的進口牛排，普通老百姓是喫不起的。

吳用作爲一名鄉下的私塾教師，因爲經常與富有的地主晁蓋來往，曾品嚐過不少高檔美食，因此對喫牛肉並不稀罕：吳用“喫了幾塊，便喫不得了”。

相反，阮氏三雄則是“狼餐虎食，喫了一回”，可見他們極少有機會喫牛肉。

阮氏三雄平時喫酒，只能喫一些自己捕捉的小魚：阮小七道“教授，我的船裏有一桶小活魚，就把來喫酒。”阮小七便去船內取將一桶小魚上來。約有五七斤，自去竈上安排，盛做三盤，把來放在桌上。阮小七道“教授，胡亂喫些個。”

阮氏三雄的居住條件和飲食都很差，穿的又如何呢？

同樣很不上檔次。

書中寫到：那阮小二走將出來，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赤着雙腳。那阮小五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鬢邊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領舊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鬱郁一個豹子來

大家看看，阮小二和阮小五的衣服、頭巾不是破的，就是舊的。

只有年齡最輕的小夥子阮小七，可能比較愛漂亮，衣着才相對齊整：這阮小七頭戴一頂遮日黑箬笠，身上穿個棋子布背心，腰繫着一條生布裙。

阮小七沒有穿舊衣服，卻穿着檔次很低的生布裙。

所謂生布裙，就是沒有處理過的麻布裙，價格非常低廉，屬於最便宜的工作服飾。

那麼，這豈不是一個悖論。

阮氏三雄明明武藝超羣，是極爲優秀的水軍將領，怎麼會混到生活極端貧困且毫無社會地位的境地？

很簡單，就是北宋封建等級社會壓迫的必然結果。

很多人無底線的鼓吹，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化多麼先進和優秀。

作爲歷史和文化的研究者，薩沙認爲這些先進和優秀是存在的，最終只能維持到中國明代後期而已。

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先進的核心在於，很早就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以及相應的文化體系，並且能夠一直延續到近代。

秦朝在公元前200多年建立統一王朝，隨後漢朝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以及相應的文化。

客觀來說，在同時期的世界範圍內，這是極爲先進的。

同時期的希臘城邦、古埃及、古羅馬帝國儘管有類似的制度和文化，然而它們都沒有傳承下來，逐步滅亡消失了。

以歐洲中世紀爲例，在相對文明的10到15世紀仍然流行落後殘忍的農奴制度。在西歐莊園制度下，農民被嚴格束縛於土地，實際上淪爲領主的私有財產。這些農奴不可能隨意離開莊園，沒有主人的允許不能結婚、不能轉讓財產。

主人雖然不可以隨意殺死農奴，卻可以隨意體罰他們，甚至能將農奴連同土地一同買賣、抵押或轉讓。

最重要的是，農奴的子孫仍然是農奴，世世代代無法翻身。

經濟上，農奴需要每週2到3天無償爲主人勞作，每年還要上繳名目繁多的各種苛捐雜稅。

中世紀的歐洲只有12%的老百姓是自由民，其餘不是農奴就是半農奴。

西歐的農奴制度直到15世紀才消亡，當時是中國的明朝初期。

相比起來，中國社會制度就要開明的多，也先進得多。中國農民至少不用受到農奴那樣的種種限制，也有相對的人身自由，社會也相對穩定。

因此，在中世紀的在公元500年至1500年的漫長時期內，中國農業的生產力長期碾壓歐洲。中國不僅在糧食畝產上具有絕對優勢，而且在應對人口增長的農業技術手段上也更爲成熟。

然而，這不代表中國的制度和文化沒有問題。

它的最大問題是，慢慢形成了一個完整又自閉的體系，拒絕一切形式的進步。

如果我們仔細審視歷史就會發現，漢代的國家制度和文化，同明代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漢代的漢人皇帝用中央集權制度管理着國家的一草一木，利用愚民制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文字獄進行文化洗腦。甚至清代的滿族皇帝也完全仿效，只是手段更爲老辣和嚴密。

自然，在這套制度和文化建立後大部分時期，也就是到了宋代和明朝都不算是落後的。

爲啥？上面也說了，即便是西歐的中世紀也大大落後中國。

更別說，古羅馬帝國、古波斯帝國、阿拉伯帝國那種奴隸制社會，甚至是非洲和美洲的氏族社會、未開化的野蠻社會。

相比這些落後地區，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和文化算是相當先進的。

它可以維持國家內的穩定和繁榮，還有能力使用大量部隊對外用兵，擴張國家領土，保護文明的延續。

然而，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的最大問題，就是慢慢徹底淪落爲等級壓迫的殘酷工具。

中國古代的歷史文化，完全是等級壓迫文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比印度的種姓制度也好不到哪裏去。

中國的統治階層以及他們豢養的官僚軍官階層，共同壓榨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底層平民。

中國統治階層逐步意識到，任何一種社會變革或者科技進步，都有可能威脅到自己的統治，因此，他們轉而極力鼓吹制度與文化的“恆定不變”，甚至採取閉關鎖國的策略，又藉助文字獄扼殺所有可能得革新。

古代中國知識分子最常說的話就是“祖宗制定的東西是不能改變”“古代聖人說的道理就是最完美的”！

在這樣的語境下，任何試圖推動制度或技術進步的先行者，往往都要面臨身敗名裂甚至滅頂之災的結局。

自秦漢大一統以來，中國有過多次改革變法的嘗試，如王莽變法、永貞改革、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戊戌變法等，結果毫無例外都失敗了。

這些變法必然會失敗，它們都被統治集團定義爲可能威脅到自己的利益，一定會被百般打壓消滅。

因此，中國的制度和文化的先進僅僅維持到明代後期而已，隨後反而成爲中國發展進步的絆腳石。

從明代後期開始，西歐結束了黑暗的中世紀，各國普遍建立起不亞於中國的政治制度。西歐各國很快強大起來，開始向外擴張，建立了大片殖民地。

尤其重要的是，歐洲各國普遍推行重商主義政策，使得新興的資產階級逐步掌握國家權力，進而建立了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這纔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英國在十七世紀末期，也就是清朝康熙時代，建立了資產階級掌權的君主立憲制度。

法國的中央集權制度較爲牢固，直到十八世紀末期，也就是中國乾隆時期的爆發了法國大革命，制定君主立憲制度，由資產階級掌權。

同時代的美國，在1776年發表《獨立宣言》，在1789年實施《美國憲法》，同樣在乾隆時期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

從清朝初期開始，西方的制度、文化、科技甚至宗教，都開始全面超越中國。

這種差距的不斷累積，最終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引爆了工業革命，隨後各國相繼跟進，紛紛由農業國轉型爲工業國，將固步自封的清朝遠遠甩在身後。

清末的百年國恥是偶然現象嗎？並不是如此。

在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中國和英國的差距最小。當時英國已經完成工業革命，成爲一個工業國，鋼鐵產量高達140萬噸。而中國仍然是農業國，鋼鐵產量僅有2萬噸。

而鋼鐵產量是一個國家工業實力強弱的標誌，換句話說英國的工業實力是當時滿清的70倍。

所以英軍只用1萬多人遠征軍，就能擊敗擁有80萬大軍的滿清，讓後者屈膝投降。

扯遠了。

古代的中國統治者爲了維持自己的地位，必須嚴格保證封建等級制度，從根本上杜絕階級躍升。

畢竟，任何一個國家的資源都是有限的，蛋糕就那麼大，不能允許很多人來分食。只要允許階級躍升，等於統治階層的蛋糕就變小了，這在當時是絕對不被允許的。

中國古代的和平時期，階級躍升是極其罕見的。

平民想要跨越階級，基本只能依靠科舉考試和武舉考試這兩條獨木橋。

以北宋與南宋共計320年的歷史爲例，考取進士從而獲得做官資格的讀書人，只有3萬9000多人，平均每年只有120人。

而北宋和南宋很多時期，全國人口接近或者超過1億人。

放在今天，相當於每年各省高考排行前4的狀元們，纔有做官的資格，實現階層跨越。

然而，考中進士僅意味着拿到了做官的“入場券”，絕不等同於成爲中高級官員。

3萬9000名進士中的絕大部分，終其一生只是個芝麻綠豆大的小官。

南宋文壇四大家之一的楊萬里28歲考中進士，被授以從八品的贛州司戶參軍，還要等待兩年後才赴任；到了32歲，他才被授以正八品的零陵縣丞；37歲因結識後來成爲宰相的名臣張浚，才被任命爲臨安府府學教授，終於成爲正七品的小官，前後耗費了整整9年光陰。

再看《鶴林玉露》的作者羅大經，考中進士8年後，才被授予從八品的廣西容州司法參軍，又過了18年，他只是擔任從八品的從事郎。

整整26年時間，他竟連正七品（相當於縣長級別）的門檻都未能邁過。

由此可見，即便你是“超級學霸”，依靠科舉實現階級躍升基本是天方夜譚。這條路本質上更像是一種概率極低的“博彩”，雖在理論上存在中獎可能，但對絕大多數人而言，終其一生也不過是做個美夢罷了。

阮氏三雄是武人，不可能通過科舉考試出頭，那麼他們去考武舉呢？

北宋時期重文輕武，軍人地位很低，武舉制度更不受重視，考試規模很小。

相比每年動輒有幾十萬人蔘加的文舉考試，武舉考試每年只有數百人蔘加。

爲什麼會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是，武舉有一定的報名門檻。通常情況下，只有官宦世家子弟、具備軍事特長且身世清白者，纔有資格參加武舉考試。而文舉考試的門檻則低很多，普通的良家子弟都可以參加，那麼是最底層的鄉民。

在具體武舉考試時，也不是隻是考你的弓馬武藝，還需要進行筆試，要考你的軍事韜略能力。

換句話說，考中武舉需要文武雙全才行，要求比文舉考試要高得多。

北宋軍官普遍不被社會重視，尤其中高級軍官的職位大多由皇親國戚、門閥世家世襲壟斷。

宋真宗曾規定，武臣六品以上都可以讓子孫弟侄，世襲擔任八品至九品的武官。所以，每年武舉考試僅錄取二三十個人甚至幾個人。

即便考中武舉了，通常只會授予一個小官。

如宋仁宗時期，武舉考試第一名，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武狀元，僅僅授予六品的監丞，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授予從八品大理評事這種芝麻綠豆大的小官。

其餘幾個武舉考試勝利者，更是授予從九品小官，這是武官最低的級別。

放在今天，從九品小官相當於少尉軍銜，也就是個排長。

正因如此，梁山好漢楊志明明考中了武舉人，混了十多年僅僅是個沒有實權的上尉連長。

對於阮氏三雄來說，他們壓根不可能考中武舉人。

不管怎麼說，楊志可是正兒八經的楊家將後代，自己受過相當的文化和軍事教育，父輩又曾經當過中高級軍官。

即便如此，30多歲的楊志也就能夠混成一個小連長。

阮氏三雄是漁民出身，毫無背景可言。他們舉止粗鄙，很可能是不識字的，畢竟當時男性農民有八成是文盲。退一步說，就算他們識幾個字，也不可能通過武舉人的韜略筆試。

文舉、武舉的道路都走不通，阮氏三雄還有什麼出頭的手段呢？

或許有人會問：難道不能去投軍，從普通士兵做起嗎？然而，這同樣是一條死衚衕。

大家可以想一想，就連全國武舉考試的前三名，到了軍隊只能做箇中尉、少尉，何談地位低下的普通小兵。

在北宋時期，爲了防止士兵逃亡，邊境禁軍甚至會在士兵臉上刺字。

而當年只有犯人才會在臉上刺字，足可見士兵地位有多麼卑賤了。

北宋軍人分爲中央禁軍，以及地方廂軍。

地方廂軍主要從事後勤工作和剿滅小股土匪，一般不會派到前線打仗，幹一輩子也不可能因戰功升官，註定只能當個大頭兵。

中央禁軍則是野戰部隊，需要同周圍敵國和國內大股匪盜作戰，纔會可能因爲戰功而升職爲軍官。

每次戰鬥結束後，北宋軍人們都會進行評功，戰功通常被分爲五個等級。

達到第一等級的士兵，可以轉爲基層軍官。低等級的士兵，可以慢慢累積戰功到第一等級後升官。

然而，第一等級戰功要求很高，通常要一次戰鬥內斬首三個，也就是殺死三個敵人。

在一次戰鬥中，普通軍人能夠斬首一個敵人就是很大的戰功，殺死三人根本就不可能。

即便戰功卓著，北宋軍官的晉升之路依然漫長，共有五十二個等級。即便此戰的戰功爲第一等級，也只能上升一級，前方還有五十一級等着升級。

更要命的是，北宋軍隊對外作戰是輸多贏少。

普通小兵打仗能夠保住性命尚且困難，何談一次戰鬥殺死三個敵軍？

說來說去，普通小兵參軍一輩子，能夠混到最低級的少尉軍銜就是牛逼到極點，混到中士都算是軍中精英了。

絕大多數士兵在達到這一目標之前，就已命喪黃泉。

爲什麼北宋要搞這種嚴苛的制度呢？

根本上在於要壟斷中高級軍官的崗位，由統治階層和高級官僚階層擔任，不允許底層民衆通過參軍而實現階級躍升。

阮氏三雄無法通過合法手段出頭，他們又有超越普通人的軍事才能，更有強悍的性格，纔會窮則生變！

書中這麼寫：吳用道“恁地時，那廝們倒快活。”阮小五道：“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甕喫酒，大塊喫肉，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三個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吳用聽了，暗暗地歡喜道“正好用計了。”阮小七又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吳用道“這等人學他做甚麼！他做的勾當，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撇下。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自做的罪。”

阮小二道“如今該管官司沒甚分曉，一片糊突，千萬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沒事。我弟兄們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帶挈我們的，也去了罷！”阮小五道“我也常常這般思量，我弟兄三個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別人，誰是識我們的！”吳用道“假如便有識你們的，你們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識我們的，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眼。”吳用暗地想道“這三個都有意了。我且慢慢地誘他。”吳用又勸他三個喫了兩巡酒。

讀者大多喜歡阮氏三雄，在於他們性格豪爽強橫，嚮往自由自在的安逸生活，尤其擁有骨子裏絕不甘受壓迫的反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