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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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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說到重慶和成都，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可能是火鍋、熊貓、或者霧都，但這兩個城市之所以如今能成爲中國的“戰略腹地”，背後卻藏着兩次看似無心插柳的歷史巧合——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工業西遷，一次是20世紀60年代的三線建設。

這兩件事，打破了川渝地區幾十年工業落後的格局，把它從偏遠的內陸深處推上了國家發展的大舞臺。

你可能會好奇，這兩個事件到底是怎麼影響了川渝地區的命運？接下來，我們就從這些“巧合”開始，講講川渝如何一步步成爲中國不可替代的戰略重鎮。

戰火中的大撤退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的鐵蹄很快就碾過了中國東部的工業中心。上海的工廠煙囪還沒來得及熄火，炮聲就已經在街頭響起。

東部沿海是中國現代工業的搖籃，可當時的局勢卻讓這個“搖籃”搖晃得厲害。日軍不僅對工業區發起猛烈的進攻，還想把中國的工廠據爲己有，比如上海的大鑫鋼鐵廠，日軍就想以高價收購，但被愛國企業家們義正辭嚴地拒絕了。既然敵人步步緊逼，撤離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於是，中國工業的一場大遷徙開始了。這場遷徙中，四川成爲了一個巨大的“避風港”，工業設備、人員、技術統統往西搬。

抗日戰爭時期，重慶成爲了國民政府的陪都，也成了國家工業的主要後方。在沿海工廠的遷入下，重慶的工業區從唐家沱一路綿延到大渡口，兵工廠、鋼鐵廠、造船廠林立。

機器轟鳴的聲音在山谷中迴盪，每天都有數不清的軍需物資從這裏運往前線。可以說，正是這場“被迫的西遷”，讓四川和重慶第一次有了現代工業的雛形。

工業西遷期間，共有448家廠礦企業被迫遷入四川，其中僅重慶就有254家，佔了總數的54%。而這些企業在入川后，迅速復工並投入生產，爲國家制造了大量軍火和軍需品。

這些工廠有的生產槍炮，有的生產醫藥用品，有的則利用當地資源，製造發電設備、木炭燃料等戰時所需物資。儘管條件簡陋，但工人們用木頭作皮帶盤，用牛筋代替三角皮帶，把所有能用的東西都“因陋就簡”地用起來，最終讓這些廠礦在後方發揮出了巨大的作用。

可以說，這場工業西遷雖然是無奈之舉，卻也無意間爲四川打下了工業的基礎。在戰火中，四川不僅成了後方的重要基地，還大大加速了其工業化的進程。誰能想到，戰爭帶來的大撤退，竟爲川渝埋下了日後成爲中國工業基地的種子呢？

三線建設：隱祕中的大規模佈局

時間來到了1964年。那一年，國防部的一羣神祕官員帶着工程師來到重慶的西彭鎮考察。他們站在長江邊，看着這片淺丘陵地帶。這裏地勢平坦，遠離城市中心，有天然的隱蔽條件——再加上附近就有鐵路和豐富的水運資源，簡直是建設大規模工業基地的絕佳選址。

這羣人來此的任務，就是爲國家選址一個全新的鋁加工廠。彼時的中國，已經從抗戰的創傷中逐漸恢復過來，但國際局勢並不平穩，尤其是中蘇關係破裂後，外部威脅加大，國家安全成了頭等大事。

於是，中央政府決定開始大規模的“三線建設”，也就是在內陸腹地建立國防、軍工和基礎工業，以應對潛在的戰爭威脅。而川渝地區，因其地理位置優越，成爲了重點建設的區域。

西彭鎮很快熱鬧起來，全國各地的工程師和工人紛紛來到這裏，一座現代化的鋁加工廠在這裏拔地而起。這個廠就是後來的112廠，也叫中鋁西南鋁，裝備了我國自主設計的3萬噸模鍛水壓機、12500噸擠壓機等“四大國寶”級設備。

這裏生產的鋁材不但用於國產大飛機C919，還被應用於高鐵、新能源汽車等領域。不僅僅是鋁加工廠，三線建設期間，川渝地區還建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工業基地。

比如，重慶成了常規兵器生產基地，成都則成爲航空工業的重鎮。綿陽被規劃爲電子工業中心，攀枝花則成爲了鋼鐵基地。在短短十多年時間裏，川渝地區的工業體系迅速建立起來，成爲了國家的重要後方。

這些工廠大多按照“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建設，一旦有戰事發生，就能保證生產的延續性。這一切，讓川渝成爲了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工業腹地之一。

在1964年至1978年的三線建設高峯期，國家對四川和重慶的基本建設投資超過了300億元，約佔整個三線建設總投資的三分之一。

通過這些建設，川渝地區不僅擁有了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還建立了涵蓋農業機械、汽車、化工、電子等多個領域的工業生產線。這些工廠和科研院所的建設，爲川渝地區的工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得該地區在全國工業體系中佔據了重要位置。

儘管在三線建設期間，川渝地區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工業體系，但進入80年代後，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國家的戰略重心逐漸轉向沿海，川渝的重工業地位開始黯淡下來。那時候，重慶和成都的大批軍工廠、鋼鐵廠因爲缺少訂單和市場，進入了艱難的軍轉民探索階段。

比如，當年生產槍炮的長安機器廠，在80年代開始轉向民用，生產奧拓汽車；而原本生產軍用機載雷達的綿陽780廠則開始生產彩色電視機，成爲了後來知名的四川長虹。

然而，儘管這些工廠積極探索市場化之路，但川渝的工業發展在那個時期還是顯得步履蹣跚，遠不及東部沿海地區的開放和繁榮。

不過，進入21世紀，川渝地區迎來了一個新的契機——那就是內陸開放。2001年，中國加入WTO，重慶和成都開始大力引進電子加工業。

重慶吸引了惠普、富士康等知名企業進駐，提出“整機+零部件”的一體化模式，把原本“生產在國內、銷售在國外”的“兩頭在外”變爲“一頭在內、一頭在外”，讓大量的零部件生產也在川渝落地。這一策略，讓川渝成爲了全球重要的電子製造基地之一。

很快，成都也跟進，引進了英特爾、京東方等電子產業巨頭。到2021年，成渝地區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羣產值規模達到了1.6萬億元，成爲全球最大的智能終端生產基地之一。

成渝雙城的合作和協同，讓這片內陸地區實現了產業的轉型升級，不再是單純的軍工基地，而是一個面向未來的電子製造中心。

在這個過程中，川渝還通過開通中歐班列，克服了內陸交通的不利條件，把電子產品直接出口到歐洲。這些舉措，讓川渝地區不僅成爲了中國的重要工業基地，也成爲了國家“內陸開放”的典範。

結語

無論是抗戰時期的工業西遷，還是三線建設，這些歷史事件看似是迫於無奈的應對之策，但無意間卻深刻地改變了川渝的命運。從戰時的“避風港”到戰略安全的“大後方”，再到如今的電子製造中心，川渝走過的這條路，既是歷史的巧合，也是國家戰略的必然選擇。

60年前的兩次“巧合”看似偶然，但實際上卻構成了川渝地區從落後到崛起的關鍵節點。在這兩次事件中，川渝抓住了機會，建立起了紮實的工業基礎，也培養了一大批技術人才。而如今，川渝正利用這些歷史積累，繼續向前邁進，朝着中國西部的現代化工業中心邁進。

有時候，歷史就是這麼奇妙。一次遷徙、一場建設，改變了一個地區的命運，也改變了無數人的生活。如今的川渝，早已不是那個偏僻的內陸小鎮，而是一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工業重鎮，一個支撐國家戰略的重要腹地。而這一切，都離不開那60年前的兩次巧合與歷史機遇。

參考資料：

自存自強的大撤退——抗戰時期工業西遷入川記 抗日戰爭紀念網 2022-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