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山西到江南,中國現存“最古民宅”在哪裏?南北古民宅,哪家最豪強?
▲山西高平元代姬氏民居
圖源:人民網·山西頻道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的地理、氣候條件大不相同。正是在這種複雜多樣的自然環境下,先民們因地制宜創造出風格迥異的古代民居,成爲中華建築智慧的璀璨結晶。
文|郭曄旻
最古民宅
山西是公認古建大省。從這個意義上講,迄今已知歷史最爲久遠的民宅發現于山西倒也不足爲奇——在晉東南的高平市陳區鎮中莊村的一個農家小院裏。
這間“最古民宅”是院中北房,建在一個高0.42米的砂岩臺基上。其建築平面呈矩形,面寬三間,進深六椽,懸山式屋頂。柱頭設單杪四鋪作斗栱、無補間鋪作。整個建築給人以歷經滄桑、穩重古樸、簡潔嚴整的感覺。
▲姬氏民居(局部)
圖源:人民網·山西頻道
屋子大門口的門砧由青石(石灰石)鑿成,烏黑透亮。在左邊門砧與地栿銜接處留有貓道,道洞的門砧石上豎刻着兩行依稀可辨的題記,每個字大約1.5釐米,共有32個字(部分不可辨認):“大元國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仲□□□姬宅置□石匠上黨郡馮□□、馮□□。”“至元三十一年”即1294年,是元世祖忽必烈統治的最後一年。通過紀年可知,這座民宅距今已有700多年的歷史。
▲山西高平“姬氏民居”門砧石上的
“大元國至元三十一年(1294)”題記
圖源:人民網·山西頻道
彷彿是個巧合,從題記裏還可以發現,宅子的主人姓“姬”,這座民宅也因此稱爲“姬氏民宅”。姬姓雖然排不進百家姓的前百位,當代的人口也不算多。但它與姒、妘、姚、嬀等從“女字旁”的姓氏一樣,體現出古老母系社會的特徵。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黃帝與周代的王室都是姬姓,可見其歷史悠久。古老姓氏恰與“最古民宅”相得益彰。
古老的姬氏民宅系磚木結構建築。這一點看似不足爲奇,其實背後也有文章。山西號稱“表裏山河”,黃河、太行山的阻隔,造成對外交通物流的不便。清代編纂的《晉政輯要》就說:“查晉省地處萬山,路途險仄,磚瓦木石各料較別處爲昂,運送更屬不易。樑柱巨木尤爲缺少,往往於數百里外入山採伐,挽運來省,所費尤多。”
迫於這樣的地理條件,山西各地建造民宅時,往往就地取材。譬如,呂梁山脈一帶,廣佈黃土,於是“穿土爲窯”,以土窯作爲住房就成了當地人最經濟適用的選擇,正如《興縣誌》所載“城無萬金之家,鄉無百家之村,營窟陶穴”。而在晉東南地區(晉城、長治一帶),森林資源豐富、盛產木材,普通民宅纔有了採用磚木結構的條件。對此,民國《沁源縣誌》就直截了當地記載:“本縣木料不缺,所住房舍率多構木爲之。”
▲姬氏民居全貌
圖源:人民網·山西頻道
不過,與大多數古建築的“身份證”(題記)見於房屋木製樑架之上的情況不同,姬氏民宅的題記是刻在門口的石灰石上。岩石當然比木材要耐久得多。這就不能不令人產生這樣的疑問:存世的木結構,是否保留了元代早期建房時的原貌?
要回答這個問題,人們需要審視其建築細節。從房中的柱子來看,姬氏民宅的露明柱及柱礎皆爲砂石質,柱礎爲素面覆盆式,柱子平面呈抹角方形,抹角處皆作外凸弧形。所謂“元多爲素覆盆式”。宋金建築多用覆盆式寶裝蓮瓣礎,明清則種類繁多,或鼓形,或獸形,或正方形,或杌凳形,無論何種皆精雕細刻,唯獨時代處於兩者之間的元代建築多用素覆盆式。這就是姬氏民宅始建於元代的一個佐證。
▲元代姬氏民居作爲我國已知最古老的民居建築,
價值不言而喻。
但其實這裏只有北房爲元代遺存,
其餘建築均爲近現代所留。
圖源:人民網·山西頻道
▲素覆盆式柱礎
圖源:人民網-山西頻道
與此同時,房內的柱頭則是無砍剎,側角明顯。所謂“砍剎”是指對柱頭進行切削、打磨等加工,使其形成特定形狀。在晉東南現存的明代建築裏,無論石柱、木柱,幾乎所有的檐柱正面都有砍剎。這就表明姬氏民宅的做法不應是明代的。
而“側角”也是一個建築工藝方面的“遺老”。北宋《營造法式》說:“凡主柱,並令柱首微收向內,柱腳微出向外,謂之側腳。”反觀清代的《清式營造則例》通篇對“側腳”不置一詞。姬氏民宅的柱頭有側角,自然也是其建造年代較早的證明。
▲砂岩石柱(整體)
圖源:人民網-山西頻道
《營造法式》中還有規定:“如殿閣樓臺,先量前後撩檐方心相去遠近,分爲三分,從撩檐方背至脊摶背舉起一分。如鬲瓦廳堂,即四分中舉起一分。”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舉折,也就是脊摶舉高(屋頂最高處的橫樑與屋檐邊緣的橫樑的垂直高差)與前後撩檐摶(房屋總進深)間的距離之比,通常爲1∶4或1∶3。而同樣的數據在《清式營造則例》所述則多爲1∶2.5或1∶2。可見從宋制歷經元明而到清制,屋頂做法的大趨勢是由平緩而逐漸陡峻。姬氏民宅屋頂舉折爲1∶3,近於《營造法式》而遠於《清式營造則例》,也是早期做法。
從這些建築細節就可以推斷,姬氏民宅的建築風格早於明清,基本保持了元代風格,是一座不可多得的元代民用木構建築實例。
▲姬氏民居前檐
圖源:人民網-山西頻道
隴右胡府
可惜,姬氏民宅亦有美中不足之處。其所在院落裏西南兩面各有小屋三間,東北角另闢一門,內爲一獨立小院,有北房與南房各數間。但除了這間元代北房之外,其餘已皆是近現代建築了。
在中國北方,院落式民居(四合院)長期居於主流地位。它以正房、倒座、東西廂房圍繞中間庭院而形成,且四面房屋相連,走廊相通,即使雨天亦可免雨淋之苦。這種建築形式充分體現了儒家文化思想,以及封建宗族制度下大家族、大家庭的居住生活需求。姬氏民宅這區區一間北房,當然無法反映古代民居的全貌。
而在距離高平千餘里之外的甘肅省天水市秦州區,人們卻發現了保存相當完整的明代院落式民居——胡氏民居。
▲胡氏古民居“南宅子”,位於甘肅省天水市。
這是我國西北少見的明代高官府第,
創建者是曾任山西按察副使的胡來縉。攝/譚慶麗
顧名思義,民居的主人姓胡。與默默無聞的姬氏不同,胡氏民居的主人是有據可考的官宦世家——胡來縉、胡忻父子。
胡來縉,字仲章,爲明代嘉靖戊午(1558)科舉人。西安大雁塔《明戊午鄉試敘齒題名記》有他的題名:“第四十,胡來縉秦□□人。”雖然舉人之上還有“進士”,但明代舉人也可以做官。胡來縉歷任知縣、戶部郎中、後升山西按察副使。據說此人“釐剔宿弊,吏不能欺”,官聲和能力都不錯。
他的兒子胡忻是萬曆己丑科(1589)進士,最後做到太常寺少卿署正卿,同樣官達四品。而且,因爲胡忻做過給事中(俗稱的言官,有彈劾百官的權力)的關係,這位兒子的名氣不見得就差。《明史》就有胡忻而無其父。另外,胡忻雖是陝西人(當時陝、甘尚未分治),在政治立場上卻屬於崛起自江南的東林勢力,最後因黨爭失利,告歸鄉里,抑鬱而歿。
既是兩代官宦之家,其宅邸規格自然非“姬氏民宅”可比。
胡氏民居分爲南宅子與北宅子,南宅子是萬曆年間胡來縉所建的私宅,現存五個院落,分主、從兩路佈局:主路爲二進院落(包括前院和後院),前院長而狹,後院較寬敞;從路包括三個院落,前院爲書房院、中院爲僕人院、後院爲雜院。南宅子在縱深方向爲三進式佈局,廳房面闊五間,廂房面闊三間。大門均開在倒座(位於院落最南側、坐南朝北的房屋)的旁邊。
有趣的是,南宅子的大門位於坐南朝北院落組羣的東北角,與大多數天水古民居的大門一般在西北角的做法迥異。這座大門實際上是座獨立建築,爲懸山頂,面闊三間,後來改爲胡松秀之妻蒲氏的節孝牌坊,屋頂又增加了四條垂脊。門匾上有李國士題“副憲第”三個字,表明了主人“按察副使”的高貴身份。
與南宅子隔街相望的則是胡忻及其後代的居所北宅子,因爲脊榑上有“大明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夏四月十五日建”的題記,建造時間沒有任何爭議。
整個宅院由6個大小不同的三合院、四合院組成,即主軸線有三進院落,主軸以西爲副軸,亦有三進院落,院落羣沿縱軸串聯,沿橫向爲完全並聯式。北宅子的規模要比南宅子更爲宏大,現存主院前院正廳、中院廳樓及東、西廂房和後院廳房。
值得一提的是,北宅子的樓式建築欄板的雕刻工藝堪稱一絕,採用深浮雕、透雕和淺浮雕的雕刻技術,雕刻題材以花卉和人物爲主,花卉的造型雍容華貴,人物的造型栩栩如生。有賴於西北地區的氣候乾燥,使這些磚木結構的古民居得到了較好的保存。著名的文物、古建築專家羅哲文便因此感嘆,胡氏民居“是甘肅省唯一的也是全國罕見的具有典型明代建築風格的古民居建築宅院羣”。
▲胡氏古民居“北宅子”,
建於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規模較南宅子更大,
以樓上欄板的精美雕刻工藝聞名於世。攝/徐曉青
明代對官民建築的約束相當嚴格。《明史·輿服志》記載:
“(洪武)二十六年定製,官員營造房屋,不許歇山、轉角、重檐、重栱及繪藻井,惟樓居重檐不禁……三品至五品廳堂五間七架,屋脊用瓦獸,樑棟、檐桷青碧繪飾。門三間三架,黑油、錫環……”
胡氏父子既然都當過四品高官,其府邸既是官宅,自然要符合朝廷的規定。譬如,三品至五品廳堂規定爲“五間七架”,而實際上的南宅子廳堂是面闊五間,進深四椽,北宅子的廳堂是面闊五間,進深六椽,都沒有違制。
另一方面,南宅子正廳屋頂的正脊和垂脊均帶吻獸(螭首),北宅子的廳堂則是磚木結構二層樓前後出廊,硬山頂,頂覆灰筒板瓦,設正脊一條、垂脊四條,各脊端置獸(五脊六獸),這些也都符合“屋脊用瓦獸”的明制。以此可見,即便到明代晚期,洪武年間制定的官員住宅法令仍然有效。起碼,在胡氏父子的官宅廳堂裏,沒有出現明顯的“僭越”現象。
天井樓閣
如果說,天水的胡氏民居爲後人保存了明代北方合族而居、等級森嚴的官宅樣本的話,同時期的南方民居則展現出另一番生動的生活畫卷。
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廣大地區,非水網密佈,即丘陵起伏,一馬平川的地形很少。長江中下游平原(約20萬平方千米)與四川盆地(約16萬平方千米)算是南方最大的兩塊平原地帶,但比起華北平原(約30萬平方千米)只能瞠乎其後。相對侷促的地勢,使得同樣的院落式民居,呈現出鮮明的南北差異。
北方的四合院基本是單層,庭院寬敞,廂房與正房不相連,建築密度比較低。到了蘇州的江南水鄉,則變爲住宅廂房都與正房相連,庭院較爲淺狹,多用樓房。至於徽州山區,院落式民居更是向着高建築密度的方向有了進一步演變。
明清時期的徽州府,下轄歙縣、黟縣、休寧、祁門(以上今屬安徽省黃山市)、績溪(今屬安徽省宣城市)、婺源(今屬江西省)六縣。這一帶羣山環抱,北面是黃山,東南是天目山,可供耕作、生活的土地顯得捉襟見肘。因此,明清時徽州人外出經商成爲風氣,萬曆《歙縣誌》就記載:“語以賈爲生(生計),意不賈則無生,奈何不亟亟也。”山區地窄與經商致富兩方面的因素結合在一起,遂產生了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天井式樓宅。
徽州民宅裏的“天井”,與北方四合院裏的庭院有着同樣的淵源。囿於土地狹小的實際情況,天井呈橫長形,正房三間者,天井深寬比約爲1∶3,正房五間者,深寬比約1∶5,深度一般兩三米。儘管狹小,天井仍是一個重要的通風采光的室外場所,常設置假山、盆池、花壇作爲裝飾,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
另外,天井地面用石板鋪砌,便於清洗,而在夏季多雨時期,天井的構造還可以使水流向院中,有着“肥水不外流”的吉祥寓意。凡此種種,都使得天井在徽州民宅中顯得不可或缺——天井院的得名就在於天井。
天井院裏的住房都是樓房。不但主房是樓,廂房也是樓,有時候樓層還要採用出跳以增加使用面積。明人謝肇淛在《五雜俎》中就提道:
“餘在新安(即徽州)見人家多在樓上架樓,未嘗有無樓之屋也。計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猶無尺寸隙地。”
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位於今黃山市屯溪區(舊屬休寧縣)的“程氏三宅”。
這三座住宅(6號宅、7號宅、28號宅)都建於明代,因曾爲明代文學家、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的宅第而得名。6號宅有明代天啓元年(1621)程家堂兄弟之間的房屋買賣契約一份,可爲佐證。經考證,6號宅約建於明代中期,7號宅與28號宅建於明代後期。它們較完整地保留了明代徽州建築結構和形制,被我國古建築學家傅熹年稱之爲“明代民居之瑰寶”。
▲程氏三宅6號宅,位於安徽省黃山市屯溪區,
曾是明朝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的宅邸。
6號宅窗下花板雕刻瑞獸、靈芝各色圖樣,
盡顯富貴精巧。攝/劉宇健
“程氏三宅”結構大體一致,以6號宅最富特色。
其爲一進五開間,二層磚木結構建築。每宅均爲五開間兩層樓房,中有天井。門樓內開,門罩朝裏做。爲了增大樓廳的空間,上、下層開間面積不一,柱位數也相應不一,形成少見的錯位現象。樓上前檐排柱間,裝有飛來椅(一種靠背欄杆,形似椅子背而得名)。柱的斷面四方抹角。柱側上端,插栱兩跳,托住檐檁。在6號宅主樓前檐柱柱間裝有隔扇窗,窗檻下設裙板,裙板自下而上五道花板橫向組裝,底層雕瑞獸,第二道雕蕃蓮卷草,第三、四道雕靈芝如意,第五道雕寶瓶荷葉。其雕刻工藝精湛,充分體現出著名的“徽州三雕(磚、石、木)”的藝術水準。
從屋面外觀看,“程氏三宅”還體現了徽州民宅的另一個重要特色——馬頭牆。它的建造初衷,在於防火。
徽州地狹,住宅密度自然高,一旦失火,何止殃及池魚!《徽州府志》記載明朝中期何歆“由御史出守徽州”時,爲應對火災,“乃下教郡中率五家爲牆,裏邑轉相效,家治崇墉(指高牆)以居”。馬頭牆用磚砌成,較之木材大爲耐火,在屋頂四周砌上這種高大厚實的封火牆之後,就可以阻擋火勢的蔓延。
封火牆的作用可謂立竿見影:“自後六七十年間無火災,災輒易滅,牆巋然不動。”久而久之,徽州古民居普遍建造了粉壁黛瓦的馬頭山牆。“程氏三宅”裏的6號宅便是屋面蓋蝴蝶瓦,四周築起馬頭牆封護。或許這也是明代徽州古宅能夠留存至今的原因,至今在舊徽州一帶,保存完好的明代民間住宅建築比比皆是。如歙縣呈坎村的古建築之中,就有明代住宅三十餘處。可以說,其中任意一處,都是一座建築文化的寶藏。
這些遺構,勾勒出了一幅幅凝固在歷史中的圖景,至今還在爲世人展現着元明時期中國居住建築的多元面貌。
▲盧宅航拍,位於浙江省金華市東陽市。
盧氏人才輩出,歷代接力營建下形成這一龐大的明清住宅。
因有九進院落,盧宅又有“民間故宮”的外號,
是反映江南名門聚族而居習慣的珍貴案例。
攝/楊玉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