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閥、天才與失落的研究所：一場撕裂蘇聯物理學的“內戰”
1929年，列夫·朗道（左）與喬治·伽莫夫（右）騎着摩托車，中間載着的尼爾斯·玻爾的兒子（中）
撰文｜邸利會
1933年10月，伽莫夫攜妻子趁着到布魯塞爾開會之機，遠赴歐美，再未歸來。他走的如此決絕，如同一隻掙脫了牢籠的金絲雀——從兩年前被限制出境，他心心念念想着的似乎只是逃走。無論是他寫的“自傳”[1]，還是接受採訪[2]、相關信件[3]，這都是他強調的邏輯和敘事。
然而，這可能只是部分的事實。
在滯留的兩年裏，平行地發生了兩件事，他從未向外界提起——一是他參與併成功當選爲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二是他和朗道等年輕人曾積極籌劃在蘇聯科學院建立第一個理論物理研究所。尤其是第二件事，伽莫夫非常上心，要是最後能成，他如願就任新所首任所長，也許就不會那麼“義無反顧”地離開了。
01 第一個理論物理所
在滯留的兩年裏，除了在國家鐳研究所任職外，伽莫夫還在其它幾個機構兼職[4]，其中就包括當時的科學院物理數學研究所。這個所可追溯的歷史很長，但那個時候實際從事的物理研究已經很少[5]。到1931年年末，物理學界似乎是突然間開始討論其拆分重組[6]。而牽頭的人，正是27歲的伽莫夫。
1931年12月23日，伽莫夫撰寫了一份重組方案——
“目前，物理數學研究所由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部分組成。其一，是純數學與應用數學部，主要研究振動現象問題，也包括一些在研究所進行的實驗工作（例如對波羅的海地區振動的研究）。其二，是一組從事現代理論與實驗物理問題（如原子核結構的量子理論、有關光電效應的一系列實驗研究）的研究人員。由於這兩個部分之間本質上沒有有機聯繫，因此將物理數學研究所劃分爲兩個獨立的研究機構——一個數學研究所和一個物理研究所——是完全不可避免的結果。物理研究所應當成爲一個全聯盟範圍的理論中心，而近年來這一中心的必要性已日益明顯。”[7]
伽莫夫還擬議了該所應承擔的主要任務——
（1）研究理論物理學及相關學科（天體物理學和地球物理學）的問題，必須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基礎上進行。（2）不僅是對現有科研工作的諮詢指導，還應主動參與科研活動的規劃與組織，從而對科研機構與科技部門發揮指導作用；（3）爲理論學科的科研與教學培養青年人才；（4）研究所必須設立一個小型的實驗專門部門，用於解決理論研究中出現的問題。……
可以看出，拆分後的物理所將成爲蘇聯第一個理論物理的研究中心，而實驗則是從屬地位。
“按照玻爾研究所的傳統，新機構的重點將放在理論物理的研究上。然而，物理數學研究所原有的一些小規模實驗研究也沒有被忽略，例如分子物理、光電效應與物理電子學。” 科學史研究者V. Ya. 弗倫克爾評論道。[8]
同一天，物理數學研究所的時任所長克雷洛夫（Aleksei Nikolaevich Krylov）[9]將方案提交給了科學院。科學院隨即成立一個由院士組成的委員會，並邀請伽莫夫一起參與工作。次日，科學院行政的實際負責人、科學院常務祕書沃爾金（ V.A. Volgin）出任了該委員會主席。
幾天前（12月17日），伽莫夫所在的國家鐳研究所已向沃爾金遞交了伽莫夫參選通訊院士的推薦信。此刻伽莫夫雖只是院士候選人，仍被邀請加入委員會，可見從科學院的層面，伽莫夫也得到了認可。
五天後的12月28日，物理數學研究所的職工大會還正式表決通過了研究所分拆的提議。一切看起來很順利，科學院、所裏羣衆都很支持。
02 分歧顯現
然而，在來年初，在1932年2月28日召開的科學院委員會會議中，對於未來研究所的方向，兩位重量級的老院士表達了不同意見。
作爲蘇聯物理學界老一輩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見《知識分子》文章：在廢墟中重建蘇聯物理學的“教父”），國家物理技術研究所所長約費[10]稱這一設想是“一個現實的風險”，他還表示願意爲新研究所挑選具體的研究課題[11]。
另一位“大佬”，國家光學研究所所長羅日傑斯特文斯基（Roshdestwenski）也贊同約費的意見。[12]兩位“大佬”坐鎮，委員會決定：研究所的工作需根據統一的計劃與國家物理技術研究所以及國家光學研究所進行協調。同一天，科學院全體大會作出決議：同意將舊所拆分爲一個數學所，一個物理所。
物理所着重理論工作的設想在委員會層面遇到了阻力，然而，伽莫夫並非孤立無援。
當時科學院下屬剛成立一個物理－數學聯合會，其管轄範圍已經涵蓋了物理數學研究所、地震研究所、能源研究所以及人口研究所。該聯合會的主席是物理數學研究所數學部主任I.M.維諾格拉多夫（Winogradow）[13]。聯合會此刻也單獨發表了聲明，支持伽莫夫——
“科學院的物理研究所必須首先是一個理論物理研究所，並設有一個附屬的實驗部門，後者應服從於研究所的主要目標任務。…… 應任命G.A.伽莫夫爲代理副所長。”
3月14日，科學院主席團確認：任命克雷洛夫爲研究所的代理所長，任命伽莫夫爲臨時代理副所長。由於克雷洛夫在上一年12月提交研究所重組計劃時就已明確表示拒絕繼續擔任所長，所以接下來伽莫夫當物理所所長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此刻，伽莫夫的身份也獲得了一次躍升，他在科學院全體大會後一天正式當選了通訊院士，而且是42:1的壓倒性票數。
至此，在科學院數學物理所乃至科學院層面，拆分已成定局，而且基本贊同將新的物理所的工作重點放在理論物理上，未來由伽莫夫領導該所。只是，在委員會層面，還有兩位資深院士沒“點頭”——他們不同意研究所聚焦“理論”研究。
03 選人：要誰不要誰
就在科學院主席團任命伽莫夫爲新所臨時代理副所長的當天，他興致勃勃地給好友、遠在哥本哈根的列昂·羅森費爾德（Leon Rosenfeld）寫了一份信——
“是的！一個重大新聞——科學院將設立理論物理研究所。（目前正在與那些學閥（約費之流）進行一場大戰。）等所建成之時（現在還沒有足夠多的軟沙發），將陸續邀請一批“外國學者”來訪。屆時，你肯定能來待上幾個月——對吧？”
伽莫夫接着爲研究所草擬了一份工作計劃。這個計劃延續之前提交的“方案”，擬成立的理論物理研究所將成爲處理現代理論物理基本問題的核心機構。研究方向包括：1）原子核結構理論（放射性、核能）；2）原子與分子結構理論（分子束、化學反應）；3）固體理論（磁性、電導率、光電效應）；4）理論天體物理學（恆星內部結構、宇宙學問題）。而人員聘任方面，以年輕的理論物理學家爲主。
“可以看出，這些研究主題很顯然是爲特定人員’量身定製’的，基本上是爵士樂隊（按：早在大學期間，這些人就組成一個小團體，稱爲“爵士樂隊”Jazz Band）的成員：伽莫夫與伊萬年科[14]負責第1項，朗道與布朗斯坦[15]負責第2與第3項，安巴爾祖米揚[16]則負責第4項。在該計劃中還列出了幾位較年輕的理論物理學家：伊·斯·丘姆巴澤[17]、卡·弗·尼科利斯基[18]和莫斯科的謝·彼·舒賓[19]（他是伊·葉·塔姆的學生）。實驗研究的安排則適配給阿爾齊巴舍夫[20]（分子物理與分子束）和特·彼·克拉韋茨[21]（光電效應）。該計劃還設想由德·弗·斯科別利岑[22]領導一個原子核結構實驗室（雖然未明說，但也包括宇宙射線研究）。理論與實驗兩個部門的初步成員總數預計爲17人。伽莫夫在此基礎上還附加了一個“x”，未註明其上限。” V. Ya. 弗倫克爾解釋道。
值得注意的是，曾經是這些年輕人老師的弗倫克爾[23]不在其中。
在伽莫夫參選院士和設立新研究所的過程中，伽莫夫、朗道和布朗斯坦，不僅對“師祖”輩的約費不滿，似乎也和他發生過摩擦。生物學家妮娜（Nina Kanegisser）在給她姐姐熱尼亞（Yevgenia Kanegiesser，自從大學時候起她就是伽莫夫圈子的主要成員）的信裏描述了當時的情形——
“理論部門又發生了新政變。強尼任主任，道、安巴爾祖米揚和阿博特（按：布朗斯坦）是成員，還有一位對他們過度熱情的格魯吉亞年輕研究生。三人組不想要弗倫克爾或迪姆斯（按：伊萬年科）。安巴爾祖米揚似乎不太嚴格；隨後爆發了醜聞。迪姆斯對強尼很生氣，強尼也因迪姆斯沒投票支持他當院士而生氣。必須說，只有阿博特、道和那個瘋狂的格魯吉亞人支持他。
三人組與阿布拉姆（按：約費）前線還有更多有趣進展。順便說，雅沙（按：弗倫克爾）稱他們爲’哈莫夫、火腿和變色龍’。不錯吧？在一次唯物辯證法研討會上，有人指責正在展示唯物主義觀點的雅沙，說他的學生不夠唯物主義。可憐的雅沙反駁：你可以帶走這些學生。這些毒蛇正在啄死我 ……”
而在大學時代曾經是“爵士樂隊”三人組之一的伊萬年科，此時似乎被疏離，其位置被布朗斯坦取代。多年之後，伊萬年科多少有些憤憤不平的回憶道——
“回憶1930-1931年，我們簡要地提醒一個與伽莫夫和朗道提出的重組蘇聯物理學（最初是理論物理學）計劃相關的插曲，這在科學文獻史上只是間接知曉。對我們列寧格勒理論小組來說，這是難得的機會，強尼（伽莫夫 — A.V.T.）和道（朗道 — A.V.T.）於1930年同時因公出差在英國……伽莫夫因其α衰變理論已經進入’大科學''領域，朗道的早期工作也得到了認可，他們篤定地認爲所有這些足以認爲自己是蘇聯最重要的理論家，並依賴於據稱存在的世界輿論。他們返回列寧格勒後發表的相應言論（如福克根本不是理論家，他是一臺數學機器；弗倫克爾的許多作品都很粗糙；塔姆和伊萬年科做了一些次要工作——在國外知名的只有伽莫夫和朗道的成就；曼德爾施塔姆僅僅是個無線電物理學家，等等；請記住，那是核物理研究之前的年代）自然引起了笑聲，但後續步驟必須認真對待。朗道堅持進行鼓動，聲稱伽莫夫很快將當選科學院院士，這有合理的依據，伽莫夫於1932年3月當選通訊院士（與 V. A. 福克同時，成爲 Ya. I. 弗倫克爾的同事，早於 I. E. 塔姆和 Yu. A. 克魯科夫進入科學院）。
另一方面，在列寧格勒建立由伽莫夫和朗道領導、不吸納其他主要理論家參與的中央學術理論物理研究所的計劃，被公正地視爲’奪取權力’的實際步驟，並引發了嚴重的反對（尤其是因爲弗倫克爾已經與我及其他同事一起撰寫了旨在促進理論物理學''大躍進''的計劃）。與 A. F. 約費進行了多次討論，並多次與蘇聯科學院義務祕書沃爾金、管理機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等）成員，特別是我專程前往莫斯科期間進行的討論；試圖說服 V. A. 福克同意擔任新研究所的所長，由伽莫夫、朗道、伊萬年科、安巴爾楚米揚等人擔任部門負責人——所有這些努力都未能達成共識，最後 Ya. I. 弗倫克爾和我說服 A. F. 約費在科學院決定性會議上提出，在當時組織一個獨立的大型理論研究所是不合適的。這一建議被科學院採納，這段相當令人苦惱的插曲終於結束了。對於蘇聯物理學來說，理論家過度集中在列寧格勒當然是不正常的。無論如何，這些情況促使伽莫夫出國，儘管他當選了科學院院士。…… ”[24]
04 約費：外行不要插手
圖說：約費。（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1932年3月25日的委員會會議上，約費再次表達了強烈的反對。他批評物理－數學聯合會的意見“令人憤怒且不知分寸”——物理研究所的問題，卻由一名數學家和一名地震學家，這兩人對物理一竅不通，再加上另外一個人來決定。他強調，不應允許科學院中某個小團體將他們的個人觀點和決策強加於院士中真正的物理學家們，而聯合會在擬定意見時，並未邀請任何一位物理學家參與。約費似乎忘記了，伽莫夫本人就是物理學家。
大佬的意見舉足輕重，但公平的說，也不是他一個人，而是所有老一輩的資深物理學院士都不贊同新所聚焦在理論研究上。伽莫夫所在的國家鐳研究所所長維爾納茨基[25]在日記裏記述道——
“伽莫夫向我描述了他爲建立理論物理研究所而展開的鬥爭。顯然，所有物理學家（約費、羅日傑斯特文斯基、曼德爾施塔姆）都反對。物理學協會以及年輕一代則支持。理論上這是正確的，但他們能否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實現這一目標呢？...
（拉扎列夫）報告了關於伽莫夫和理論物理研究所的情況。所有物理學家都反對。他們認爲理論物理必須始終與實驗緊密結合。伽莫夫、維諾格拉多夫和尼基福羅夫[26]在科學院主席團（和物理協會）中擊敗了（這些物理學家-院士）組成的小集團。在（數學與自然科學）學部中，顯然有人表示抗議……”
從維爾納茨基的記述中，不難看出上述約費發言中暗指的“不懂物理”的數學家和地震學家是誰。但在程序上，這兩位發表意見本無可厚非。
數學家維諾格拉多夫1929年已當選科學院院士，是數學界的領軍人物，且數學和物理當時是在同一個學部；他還是當年成立的物理－數學聯合會的主席，該聯合會負責管理的研究所包括了科學院物理數學研究所。而且，這一年他還任命爲科學院物理數學研究所數學部的主任，對於該所拆分以及今後的發展，可以發表意見。
而尼基福羅夫雖然是一位地震學家，但科學院物理數學研究所中最龐大的地震部在1928年分離出去成爲獨立的研究所後，他一直擔任該所所長。他也將在1932年成爲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隸屬數學與自然科學學部物理學科。
維爾納茨基本人應該也是支持伽莫夫的，他是伽莫夫正式工作的機構鐳研究所的所長，但他本人是一位地球化學家，恐怕也會被約費斥責爲外行。此外，他雖然總體上贊成成立理論物理研究所，也擔心在當時的語境下，成立“理論”所本身會不會淪爲被攻擊對象，畢竟，1930年初，反對新物理學理論（如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保守機械論者、意識形態哲學家已經漸漸囂張了起來。
05 大佬一起反對
事情鬧到了學部，天平漸漸地發生了偏轉。
1932年3月28日，數學與自然科學學部決定：物理研究所的任務是以實驗爲基礎，研究物理學中最一般性的問題；其工作必須與列寧格勒物理技術研究所和國家光學研究所緊密協調，以實現計劃的一致性。
兩天後，科學院主席團責成物理學協會辦公局以及院士約費、羅日傑斯特文斯基和米特克維奇[27]，澄清物理研究所的目標與結構問題，並提出一位所長候選人。
在4月3日的會議上，米特克維奇代表當時因故缺席的約費和羅日傑斯特文斯基堅持認爲：不應成立一個“理論”研究所，而應該是“物理”研究所。他強調：實驗始終是最終的裁判者。伽莫夫據理反駁道：“十位理論物理學家就能縱覽整個物理學領域，而要做到這點需要的實驗學家數量則要多得多。”
這裏奇怪的是，米特克維奇竟然在此事上代表約費等發言。
米特凱維奇是一位電工專家，他從法拉第、麥克斯韋、電力線和以太的視角看待一切，極其反對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把它們看作是唯心主義。他也曾經和約費等物理學家發生過激烈辯論，約費後來還稱他爲“科學上的反動派”。 [28]這裏的“代表”可能只是一種事務性的行政委託。但米特凱維奇本身就是經典物理學的衛道士，他反對建立這樣一個理論研究所再自然不過了。平日裏哲學上的“敵人”，此刻卻“站在了一起”，也是個奇觀了。
好在，尼基福羅夫站出來聲援伽莫夫：“實驗物理學需要相當龐大的技術基礎。如果在原有物理數學研究所的基礎上開展實驗工作，那將淪爲小手工業式的操作。理論物理應成爲研究的重點，這將使新研究所名副其實。”與此同時，他也指出，伽莫夫的計劃中缺乏對現有理論的批判，考慮到各種哲學思潮的存在，在計劃中必須爲批判留出位置[29]。這一意見當場被加入到了研究計劃中。
4月14日，物理數學協會辦公室將科學院物理研究所1932年度目標與研究課題計劃草案提交給物理學院士們審閱。
約費和他的門徒，化學物理研究所所長謝苗諾夫[30]立即給出了完全否定的評價，堅決反對建立一個以理論物理爲核心的研究所，而不是一個以實驗爲基礎的研究所。
另一位物理學院士，光學專家羅日傑斯特文斯基表示贊同：“所提交的工作計劃與科學院所有物理學家的一致意見極爲矛盾。…… 物理研究所必須是一個實驗性的研究所，而不能是理論研究所。強調這一立場的原因在於：目前存在一批物理學家（如伽莫夫等理論家），他們希望將物理研究所建立爲一個理論研究機構。”。
對此，做爲代理副所長的伽莫夫毫不退讓地指出——
“說一個以研究物質結構一般理論問題爲核心的研究所會’帶來危害’，這是科學院物理學家們提出的、但絲毫沒有被證實的主張。在這些人中，沒有一位是真正的理論物理學家。他們的這一主張是違背其他科學院院士和研究所內部公衆意見的（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所全體成員大會一致通過了該計劃）。”
最後一位資深的物理學院士曼德爾施塔姆沒有表態。
05 冒出來的新所長
圖說：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瓦維洛夫（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新舊兩派各執一詞，究竟是理論爲主還是實驗爲主？事情陷入了膠着。
4月29日再次開會，羅日傑斯特文斯基提議，應當召開一次由所有物理學正式院士參加的會議來做決定，包括新當選的正式院士瓦維洛夫與謝苗諾夫。
這一提議的“用意”不言自明：這可不只是我們老一輩反對。此時，謝苗諾夫已經明確是反對的；而實驗光學專家瓦維洛夫[31]，按照朗道等人的視角，剛剛“擊敗”了伽莫夫當選爲正式院士，此刻突然被推向了雙方戰鬥的“前臺”。
羅日傑斯特文斯基接着說，瓦維洛夫院士同樣對物理研究所的問題感興趣，因爲他可能被選爲該研究所所長；應該邀請瓦維洛夫院士參與進來，因爲他無疑能給這件事打開局面；不宜增加理論物理學家職位，首要任務是加強實驗領域。
這時，年輕的朗道發言了，他試圖挽回“頹勢”。他說，在即將成立的研究所裏，理論物理必須發揮決定性作用，不能淪爲可有可無的附屬部分 … 這尤爲重要，因爲理論物理對實驗物理也具有巨大意義。
爲了說明這點，朗道接着舉了一個例子，一個讓約費聽起來非常刺耳的例子——薄膜絕緣體的開發問題[32]。這個項目是約費親自領導，但朗道指出，其在研究過程中完全忽視了理論因素，結果是投入了大量資金而一無所獲。
面對朗道對約費的“挑釁”，與會者選擇沉默。
而羅日傑斯特文斯基則不得不“教訓”這位不守規矩的理論物理學家，他再次強調，在新的研究所中，理論工作應當像在其他研究所一樣進行；理論物理學家如果脫離實驗工作單幹，其活動方向就是錯誤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建立一個完全以理論爲導向的研究所是不可接受的。
約費贊同羅日傑斯特文斯基的意見（他心裏是否感激羅日傑斯特文斯基爲他“解圍”？）並進一步建議，應該提議瓦維洛夫院士遷居列寧格勒，擔任物理研究所的所長，“爭取他出任該職是極爲重要的。”
這次會議最大的“意外”是，兩位資深院士出了新招——齊聲推舉實驗光學專家瓦維洛夫爲新研究所所長。他倆是事先商量好了，還是臨時起意卻心有靈犀，已經難以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是瓦維洛夫第一次被公開提名當所長，可這一位置本來是爲伽莫夫“預定”的。
至此，這場爭鬥即將平息，會議總結記錄道：“應當考慮讓瓦維洛夫擔任所長一職，但目前尚不做出最終決定，因爲瓦維洛夫院士的提名是在今天會議上首次提出的。”
伽莫夫也參加了這場會議，但至始至終一言未發。
06 尾聲
一週後的5月7日，瓦維洛夫發來了其書面意見——
“我原本打算，在前往列寧格勒、瞭解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人員編制、預算以及以往工作之後，再對所寄來的研究所計劃書作出評價。但遺憾的是，長時間以來我一直未能成行，因此只能做以下簡要評論：該計劃中有關原子核、原子與分子的結構問題，無論是在常態還是極端核內條件下，毫無疑問都是現代物理學和天體物理學中最重要、最有趣的問題，這些問題也同樣列入了歐洲與美國許多物理研究所的研究計劃之中。但與此同時，如果研究所的工作僅限於如此艱深的問題，那麼這自然也會對該研究計劃的可行性造成限制。我對於計劃的實現存在疑慮，尤其是一年期限的計劃。由於不瞭解研究所的人員構成和實際能力，我不敢對計劃完成的可能性進行量化評估，但我認爲應當減少難度較大的根本性課題，同時增加一些具體且更易完成的課題。”
一個半月後，擬任所長瓦維洛夫開始着手組織物理研究所（PhIAN），並於1932年9月21日被正式委任爲該所的代理所長。
伽莫夫和朗道等人的努力徹底失敗了。
鬧騰完這些，夏天到了，伽莫夫藉着“度假”的名義，開始了其“非法越境”的行動——基本上，他放棄了留在本國的念頭。而朗道，鑑於與所長約費已經公開鬧翻，或許也去意已決，8月，他離開列寧格勒，去了
哈爾科夫。
參考文獻：
[1] Gamow, George. My World Line: An Informal Autobiograph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0.
[2]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eorge Gamow by Charles Weiner, 1968 April 25 and 26,
http://www.aip.org/history-programs/niels-bohr-library/oral-histories/4325 採訪者爲查爾斯·維納（Charles Weiner，1935–2017），美國著名科學史家，麻省理工學院（MIT）科學技術史榮休教授。[3] 在離開蘇聯一個月後，1933年11月15日，伽莫夫從巴黎的鐳研究所給劍橋的同胞卡皮察寫信，信中引用了托爾斯泰的話，“空氣中再次瀰漫着無垠的自由氣息，古森林飄來玫瑰與野草莓的芬芳。” 伽莫夫在信中說，”我們身處’國境線此側’已逾一月，一切安好。我重新潛心投入研究，過去兩年因專注於穿越那環繞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勢壘，荒廢了諸多課題。如今我願追隨您的腳步，若有可能，亦想進入’卡皮察態’——持蘇聯護照僑居海外。我已致函莫斯科，以堅決措辭申請將駐外期限延長一年。期望他們能明白，拒絕並非明智之舉。” 從這份信看，此時的伽莫夫可能還沒有最後下定決心脫離蘇聯，但此後蘇聯政府沒有同意他將駐外期限延長一年，這可能迫使伽莫夫留在蘇聯的希望最終破滅，換言之，他認爲倘若回到蘇聯，將不再享有出國交流學術的自由。參見：Correspondence between G A Gamow and P L Kapitza, Physics - Uspekhi 37(8) 803-811 (1994) , Translated by A Gelbtuch.
[4] 當時在多個研究所兼職的現象很普通，主要的原因是經濟困難，這樣可以領多份工資，保障生活。
[5] 這個所的前身是1724年與科學院一起成立的物理研究室，其物質基礎是1714年珍品陳列館開館時收藏的各種物理儀器、機器和工具，是根據彼得一世在其歐洲之行後指示尋找和購買的。在兩百年來，物理研究室由一系列主任領導。拉扎列夫從1917年9月開始領導該物理實驗室，直到1921年該研究室與科學院數學研究室合併爲統一的物理數學研究所，斯捷克洛夫（V. A. Steklov）擔任首任所長。該研究所由三個部門組成：物理部、數學部和地震部。雖然後兩個部門的工作進展相當順利，但物理部由於員工數量少且儀器嚴重短缺，實際上停止了實驗研究。1928年，最龐大的地震部分離出去成爲獨立的研究所後，剩餘的物理數學研究所由院士克雷洛夫（Aleksei Nikolaevich Krylov）領導直到1932年。此外，在1926年到1928年間，約費也曾領導該所。雖然科學院的這個研究室或者所，其歷任主任都是著名的學者，但他們很多人是兼職，也沒有爲其發展投入過太多的精力。參見：G. A. Mesyats, 俄羅斯科學院 P. N. 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過去、現在和未來,《物理科學進展》(UFN), 2009年, 第179卷, 第11期, 1146–1160。
[6] V. Ya. 弗倫克爾推測，“早在1930年代初，就已有將科學院從列寧格勒遷往莫斯科的提議，而當時莫斯科幾乎沒有物理研究所（主要例外是莫斯科大學物理研究所），因此科學院數學物理研究所的命運幾乎已經註定。或許正因如此，布龍施泰因、伽莫夫與朗道決定嘗試在科學院數學物理研究所物理部門的基礎上組建一個理論物理研究所。” 參考：V. Ya. Frenkel’, George Gamow: World line 1904—1933 (On the ninetieth anniversary of G. A. Gamov’s birth), UFN, 1994, Volume 164, Number 8, 845–866 但也有研究認爲，伽莫夫和朗道構思建立理論物理研究所的想法，是由於他們在國外科學中心（主要是尼爾斯·玻爾那裏）進修的結果——“根據已公佈的數據，蘇聯科學院的搬遷問題於1934年意外出現，沒有任何論證，並且是自願執行的（類似於當今俄羅斯科學院（RAS）的’改革''），以至於連列寧格勒州黨委第一書記 S. M. 基洛夫都是從報紙上得知此事的。V. D. 葉薩科夫對蘇聯科學院遷往莫斯科的情況進行了最全面的調查。另一方面，科學院物理數學研究所（PMI）實際上早在1932年，即在蘇聯科學院搬遷之前就已劃分，但這一決定被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官員們阻止了。根據《俄羅斯科學院編年史》，將劃分爲兩個獨立研究所——數學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的決定是在1932年2月28日蘇聯科學院全體會議上做出的。同時，I. M. 維諾格拉多夫被任命爲數學研究所所長；在3月29日，全體會議決定以 V. A. 斯捷克洛夫的名字命名數學研究所。1932年3月14日，A. N. 克雷洛夫被蘇聯科學院主席團任命爲物理研究所代理所長。然而，劃分PMI的決定未獲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批准，於是在1933年2月1日蘇聯科學院全體會議不得不通過一項決議，即物理研究所被視爲PMI的物理部，數學研究所被視爲PMI的數學部。一年後，即1934年，在蘇聯科學院遷往莫斯科的過程中，才得以實現了科學院全體會議關於劃分PMI的決議。” 參見：Tan''shina, A. V. (2013). Akhiezer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 at the National Science Center ''Kharkov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kraine: origins, events, facts, comments. Physics-Uspekhi, 56(9), 932–950. DOI:
10.3367/UFNe.0183.201309g.0987[7] 參考：Gorelik,Gennadij E. (1995). „Meine antisowjetische Tätigkeit …“: russische Physiker unter Stalin. Übersetzt von Helmut Rotter. Braunschweig; Wiesbaden: Vieweg. 戈雷利克,G. E. (1995). 《我的反蘇維埃活動……：斯大林時期的俄羅斯物理學家》. H. 羅特 譯. 不倫瑞克; 威斯巴登: 菲韋格出版社。
[8] 從伽莫夫的研究所的構思來看，他和朗道很大可能受到了玻爾研究所的影響，理論物理爲主，實驗爲輔，不考慮應用，這在他們留學那個時段，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尤其明顯。約費盡管是實驗家，但他應該熟悉玻爾研究所的組織，如何參考別的國家的大學和研究所的模式是他很注意的，但他更知道，如何在蘇聯讓物理，理論物理存在。從約費的反應看，他應該立即就知道，在蘇聯按照伽莫夫的設想造一個玻爾研究所是不現實的，不爲政治環境允許。
[9] 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克雷洛夫（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ылов，1863—1945），蘇聯數學家、力學家和艦船工程師，科學院院士。他以應用數學和近似計算方法聞名，尤其是提出基於正交多項式的最小二乘近似法（克雷洛夫方法），並在船舶理論、磁羅經偏差、振動理論等領域做出開創性貢獻。作爲數學物理方法的奠基人之一，他將經典分析工具系統地應用於工程實踐，對蘇聯應用數學學派的發展影響深遠。其著作《近似計算講義》被奉爲經典，所譯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俄譯本至今仍具權威。
[10] 阿布拉姆·費奧多羅維奇·約費（Abram Fedorovich Ioffe，1880-1960）是蘇聯物理學派的奠基人和傑出組織者，被譽爲“蘇聯物理學之父”。他1905年於慕尼黑大學師從首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威廉·倫琴獲得博士學位，1906年起在聖彼得堡工業大學任教並開展研究，1911年獨立完成了測定電子電荷的關鍵實驗。十月革命後，他積極投身科研體系建設，1918年參與創建國立X射線學與放射學研究所並出任首任所長，該所的物理技術部後獨立爲列寧格勒物理技術研究所（現名約費物理技術研究所），由他長期領導。約費的研究領域涵蓋固體物理、半導體物理和核物理，但更卓越的貢獻在於科學組織和人才培養。他開創了將學術研究與實踐結合的教育模式，門下英才輩出，學生包括卡皮察、庫爾恰托夫、謝苗諾夫、弗倫克爾等衆多對蘇聯物理學及核計劃產生深遠影響的傑出科學家。他曾於1926-1929年和1942-1945年兩度擔任蘇聯科學院副院長，並獲頒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及列寧獎、斯大林獎等多項殊榮。
[11] 我們不知道約費口中“現實的風險”的具體含義，但在1930年代，蘇聯科學通常面臨兩個常見的指控：一是研究是否是“資產階級科學”，是否是“唯心主義”；二是科研是否脫離實際，無法服務於計劃經濟，服務於工業化。具體到理論物理，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已經屢屢被指責爲“唯心主義”，而一個理論物理研究所，很容易被指責爲整體上脫離應用，在哲學批評和政治審查層面將毫無遮蔽。約費當然不認同這些批判，尤其是第一點，但他比年輕人更清楚這其中的“危險”，他的反對甚至可以理解爲一種“保護”：把理論部門放在一個以實驗爲主的研究所，至少還能有個“實際應用”的擋箭牌。而物理研究所以實驗爲主，理論工作放在單獨的部門，這種架構已經在約費研究所較爲成熟，同時也適應蘇維埃的政治要求。另外，擔心搶奪資源；代際衝突；不喜歡伽莫夫、朗道的做事方式，對他們的能力認識之後；身爲實驗家對理論認知不夠等因素也有，但筆者認爲不是主要的。
[12] 至於羅日傑斯特文斯基這位實驗光學專家，他對理論本身的認知和評價或許比約費更低，他在後來還批判約費的研究所沒有搞物理學的實際應用，埋頭於抽象問題，是一種倒退。這是在1936年3月爲期一週的科學院會議上，物理學家、黨政要員和官僚們聚集在一起，評估約費研究所的表現、其研究計劃及其主任約費的工作，約費在這次會上遭到了嚴厲批判。參考Josephson, P. R. (1991). Physics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3] 伊萬·馬特維耶維奇·維諾格拉多夫 （俄語：Ива́н Матве́евич Виногра́дов，1891年9月14日－1983年3月20日）是蘇聯數學家，現代解析數論奠基人之一，也是蘇聯數學界的領軍人物。他出生於普斯科夫州大盧基區，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並於1920年成爲該校教授。自1934年起，他擔任斯捷克洛夫數學研究所所長，除1941年至1946年該所由院士謝爾蓋·索博列夫領導外，終身任職於此。1941年，他獲得斯大林獎。1942年，他當選爲美國哲學學會會士。1951年，他成爲克拉科夫波蘭科學院外籍院士。參見：維基百科。
[14] 伊萬年科與伽莫夫、朗道在大學時候就組成了一個小團體，喬尼、迪姆和道（Jonny Dymus Dau），戲稱“三個火槍手”。伊萬年科在某個時候脫離了這個團體。
[15] 布朗斯坦（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1906—1938）是蘇聯理論物理學家、量子引力研究先驅，其學術成果涉及天體物理學、半導體、量子電動力學和宇宙學領域，並著有多種兒童科普讀物。其傳記以及物理成就的解讀，見G. E. Gorelik, V. Y. Frenkel, 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 and Soviet Theoretical Physics in the Thirties, Birkhauser Verlag, 1994.維克多·阿馬紮斯波維奇·安巴爾祖米揚（Viktor AamazaspovichAmbartsumian，1908年9月18日—1996年8月12日）是蘇聯和亞美尼亞的天體物理學家及科學管理者。他是20世紀最傑出的天文學家之一，被廣泛認爲是蘇聯理論天體物理學的奠基人。
[16] 維克托·阿馬紮斯波維奇·安巴爾楚米揚（Ви́ктор Амаза́спович Амбарцумя́н，1908—1996） 蘇聯及亞美尼亞天體物理學家，被公認爲蘇聯理論天體物理學的奠基人。1928年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後在普爾科沃天文臺深造。1934年在列寧格勒大學創建蘇聯首個天體物理學教研室。1946年在亞美尼亞創立布拉堪天文臺並任臺長至1988年。1947年發現並提出星協概念，證明恆星在當代仍在成羣形成，顛覆了傳統恆星演化理論。主要貢獻還包括提出行星狀星雲輻射平衡理論、創立瀰漫介質中光散射的不變性原理（獲1946年斯大林獎）、研究非穩恆星及星系活動現象。長期擔任亞美尼亞科學院院長（1947—1993），曾任國際天文學聯合會主席（1961—1964）和國際科學理事會主席（1966—1972）。兩次獲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1968、1978），獲斯大林獎（1946、1950）、俄羅斯聯邦國家獎（1995）及多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稱號。
[17] И.С. Джамбадзе (I.S. 瓊巴澤)：蘇聯格魯吉亞籍物理學家，具體生卒年不詳。作爲1930年代蘇聯理論物理學界年輕一代的成員，他曾在阿爾齊貝舍夫指導下從事分子物理學和分子束相關的實驗工作。儘管在公開的科學史料中關於他的記載較爲稀缺，但他在伽莫夫等人籌建理論物理研究所的計劃中被列爲擬邀請的實驗物理學家之一，可見在當時已獲得一定的學術認可。
[18] К.В. Никольский (Konstantin Vyacheslavovich Nikolsky, K.V. 尼科爾斯基，1905-1978)：蘇聯理論物理學家，物理數學博士，教授。他的科研生涯始於在弗拉基米爾·福克指導下進行研究。自1920年代末起在列寧格勒國立光學研究所工作，1934年調入蘇聯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理論部任高級專家。他的研究領域涵蓋量子力學、相對論性量子力學和相對論，是蘇聯最早提出量子力學系綜解釋的學者之一。著有《分子量子力學》（1934）、《量子過程》（1940）和《光子》（1934）等多部學術著作和教材，並積極參與蘇聯物理學界關於量子力學解釋的討論。他的最後一篇科學論文於1964年發表在《數學科學進展》雜誌。
[19] С.П. Шубин (Semyon Petrovich Shubin, S.P. 舒賓，1908-1938)：蘇聯理論物理學家，物理數學博士（1938）。1927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是伊戈爾·塔姆的學生。1931年與塔姆共同構建了金屬光電效應的量子理論；1933年發展了液態金屬的能帶理論；1934-1936年提出極性模型和s-d(f)交換模型；1935年將密度矩陣方法應用於金屬理論，並建立了微正則分佈與廣義吉布斯正則分佈之間的聯繫。1932年起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工作，任烏拉爾物理技術研究所理論物理部主任和烏拉爾物理力學學院物理系主任，創建了烏拉爾理論物理學派。1938年4月9日因”反革命托洛茨基活動”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特別會議判處八年監禁，同年11月20日死於伐木勞動中，1956年平反恢復名譽。塔姆曾評價他是“最傑出的蘇聯理論物理學家之一”。
[20] С.А. Арцыбашев (Sergey Alexandrovich Artsybyshev, 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阿爾齊貝舍夫，1887-1957)：蘇聯物理學家。1911年畢業於喀山大學物理數學系，留校任教。1919年起任伊爾庫茨克大學物理學教授並長期主持物理系工作至1930年，期間對西伯利亞地區水源、礦泉和醫療泥的放射性進行了開拓性考察。1934年遷至莫斯科後任第一莫斯科醫學院物理系主任直至逝世。1936年以《金屬離子滲入透明鹼滷晶體的研究》論文獲博士學位，該研究成果對半導體理論和潛像本質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著有《醫學生物理學》（作爲蘇聯醫科生標準教材再版六次並被多國翻譯）、《工科院校物理教程》（三卷本）、《師範院校物理教程》（三卷本）等教材。1947年獲頒勞動紅旗勳章。
[21] Т.П. Кравец (Torichan Pavlovich Kravets, 特·彼·克拉韋茨，1876-1955)：蘇聯物理學家，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43）。1898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後在彼得堡大學通過碩士考試並答辯學位論文（1911-1913）。先後在哈爾科夫大學（1914-1919）、庫班大學（1920-1923）和伊爾庫茨克大學（1923-1926）任教，1926年起在列寧格勒國立光學研究所工作，同時自1934年起任列寧格勒大學教授。他的科研工作集中於有色化合物溶液的波譜學、地球物理學、照相過程物理學和物理學史，在照相感光學領域做出貢獻，對鹵化銀光解着色和潛像中心本質進行了系列研究。因研製新的乳膠感光度測定系統和儀器，於1946年獲蘇聯國家獎。
[22] Д.В. Скобельцын (Dmitry Vladimirovich Skobeltsyn, 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羅維奇·斯科別利琴，1892-1990)：蘇聯著名物理學家，蘇聯科學院院士（1946），社會主義勞動英雄（1969）。1915年畢業於彼得格勒大學，先後在工學院（1916-1937）和物理技術研究所（1925-1939）工作，1929-1931年在巴黎居里實驗室進修。他是宇宙射線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1923年起率先運用威爾遜雲室研究康普頓效應，1925年首次將磁場引入雲室；1927-1929年發現宇宙射線主要由帶電粒子組成，並形成有遺傳聯繫的簇射，奠定了高能粒子物理學基礎。自1937年起在蘇聯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工作（1951-1972任所長），1946年創建並首任莫斯科大學核物理研究所（現斯科別利琴核物理研究所）所長。曾獲蘇聯國家獎（1951）、列寧獎（1982）及六枚列寧勳章。
[23] 弗倫克爾（1894-1952）是列寧格勒理論物理學家中最活躍的一個，一生髮表了一百多篇論文和二十部專著，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在凝聚態物理。1926年深秋，弗倫克爾從德國學術休假歸來後，就開設了他在蘇聯的第一門量子力學課程。他指導過很多學生，包括朗道和布朗斯坦。他也長期與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反對者做鬥爭，他堅決反對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滲透自然科學，認爲其無法爲物理學貢獻任何東西。參見Josephson, Paul R. Physics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24] Tan''shina, A. V. (2013). Akhiezer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 at the National Science Center ''Kharkov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kraine: origins, events, facts, comments. Physics-Uspekhi, 56(9), 932–950. DOI: 10.3367/UFNe.0183.201309g.0987
[25] 維爾納茨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Вернадский，1863—1945） 俄國及蘇聯礦物學家、地球化學家，地球化學、生物地球化學和放射地質學的奠基人之一。1885年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物理數學系自然科，1897年獲博士學位，後任莫斯科大學教授及礦物學系主任（1898—1911）。1912年當選彼得堡科學院院士。1918年參與創建烏克蘭科學院並任首任院長。1922年參與創立蘇聯國立鐳研究所並任所長。其學術貢獻包括提出硅酸鹽結構理論、開創生物地球化學領域、系統研究元素地球化學行爲並將元素分爲六類。1926年出版《生物圈》，系統發展了生物圈概念並提出“智慧圈”（noosphere）理論，認爲生命是塑造地球的地質力。主要著作有《地殼礦物史》（1923—1936）、《地球化學概論》（1924）、《生物地球化學概論》（1940）等。1943年獲斯大林獎。
[26] 尼基福羅夫（Паве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Никифоров，1884—1944） 蘇聯地球物理學家、地震學家，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32）。1908年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後師從戈利岑從事地震學研究。1924年起主管蘇聯科學院地震部門及地震臺網，1928年組建蘇聯科學院地震研究所並任所長直至逝世。他還是列寧格勒大學（1926—1934）和礦業學院（1933—1934）教授。曾研製出新型地震儀和重力變位儀，組織建立克里米亞、高加索和中亞地區區域地震臺站網絡，主持編制蘇聯首張地震區劃圖（1935），並領導制定了蘇聯首批抗震建築規範。1932年加入聯共（布）。
[27] 米特克維奇（Владимир Фёдорович Миткевич，1872—1951） 蘇聯電工學家、物理學家，蘇聯科學院院士（1929）。1895年畢業於彼得堡大學物理數學系，1902年起在彼得堡（列寧格勒）工業大學任教，1906年任教授。早年研究電孤放電現象，1901年提出將交流電變爲直流電的整流電路方案，1903—1905年研究電孤氧化空氣中的氮，與化學家戈爾博夫共同研製出俄羅斯第一臺製取硝酸的電孤爐。參與制定全俄電氣化計劃，1921—1937年任國防特種技術局科學負責人。主要學術貢獻涉及電磁現象、交變電流理論、高壓輸電等領域，1910年首次提出採用分裂導線以提高電暈臨界電壓的方法。著有《交變電流理論》（1910）、《磁學與電學》（1912）、《電工學物理基礎》（1933）等教材。在哲學傾向上堅持電磁場近距作用的唯物主義觀點，1930年代曾參與物理學中“近距作用與遠距作用”的論戰。
[28] 在1934年6月共產主義學院召開的一次會議上（這次會議是爲了紀念《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出版25週年，其目的是要強調唯心主義的危險），參會的哲學家紛紛以斯大林主義的口吻指責當代理論物理學。會後，物理學家約費寫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蘇聯物理學哲學戰線的局勢》，首先對機械論者進行了批駁——“ 季米里亞澤夫、馬克西莫夫、米特凱維奇自認爲是唯物主義者，實際上卻是科學上的反動派，因爲他們要麼根本不瞭解、要麼根本不想了解現實世界的本來面貌，而是試圖把世界變成他們希望看到的樣子。相反，塔姆、弗倫克爾、福克等人是從超越感官的現實世界現象出發的，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儘管他們中的一些人離對物理學的辯證理解還很遠，也未能正確評估辯證方法論在物理哲學解釋中的意義。”
[29] 當時正處於哲學“大批判”的高壓期：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蘇聯開展了針對“資產階級科學”的思想鬥爭。以物理爲例，當時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物理唯心主義”，例如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就常因其哲學基礎被攻擊。尼基福羅夫所說的“各種哲學思潮”和需要“批判”，正是在呼應這一主流話語。在一份官方計劃中，如果只談理論物理而不提對“資產階級思潮”的批判，一旦被審查，就可能被視爲政治疏忽。此外，理論物理學也是“高危”的。當時，純理論物理因其抽象性，處境很微妙。強調實驗是相對安全的，因爲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曾肯定實踐。但理論物理，尤其是新生的量子力學，常被懷疑是“唯心主義”。因此，尼基福羅夫提出要在計劃中爲“批判”留出位置，也許是爲了給新建的理論物理研究所披上一件“思想正確”的外衣，把它包裝成不僅研究理論，還肩負着從哲學上肅清錯誤思潮。尼基福羅夫作爲地震學家，可能比深陷派系鬥爭的物理學家們更敏銳地嗅到了政治氣候的變化。他建議加上“批判”這一條，像是在爲這個備受爭議的理論物理計劃提供一種政治保護。30年代中後期，許多物理學家正是因爲缺乏這種“警覺”而遭受了衝擊。
[30] 謝苗諾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емёнов，1896—1986） 蘇聯物理化學家，195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蘇聯建國後首位獲此獎項的科學家。1917年畢業於彼得格勒大學數理系，師從約費，1928年起任列寧格勒工學院教授。1931年創建蘇聯科學院化學物理研究所並任所長直至逝世（1944年該所遷至莫斯科）。1932年當選蘇聯科學院院士。主要貢獻在於化學反應動力學和鏈式反應機理的研究，1926年通過磷蒸氣氧化實驗證明熱化學反應亦屬鏈反應，並提出分支鏈式反應理論，揭示燃燒與爆炸的機制差異。其理論被廣泛應用於化學工藝改進和聚合反應研究。著有《鏈反應》（1934）、《化學動力學與反應能力的若干問題》（1954）等。曾獲九枚列寧勳章、兩次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1966、1976）及列寧獎（1976）。
[31]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瓦維洛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Вавилов，1891—1951） 蘇聯物理學家、物理光學學派創始人，1945年起擔任蘇聯科學院院長。1891年生於莫斯科商人家庭，1909年入莫斯科大學數學物理系，師從物理學家列別傑夫和拉扎列夫，大學期間即開始獨立研究，1914年以一等文憑畢業，因抗議當局打壓學術自由而放棄留校，同年應徵入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工兵和無線電部隊服役期間仍堅持科研，研究天線振盪頻率並提出無線電臺定位新方法。1918年復員後返回莫斯科，在拉扎列夫創建的物理與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從此將光學現象作爲畢生研究方向。1922年起系統研究熒光現象，奠定微光學基礎。1926年赴德國柏林大學物理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1929年任莫斯科大學教授。1931年當選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次年3月當選正式院士，隨即奉命赴列寧格勒擔任國家光學研究所業務領導，併兼任蘇聯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所長。其1932年前的早期經歷奠定了他在光學領域的學術地位，爲日後發現瓦維洛夫-契連科夫效應（195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及領導蘇聯物理學研究奠定了基礎。
[32] 在1928年約費美國之行中，他在紐約和波士頓與萬尼瓦爾·布什、L·馬歇爾達成協議：在T·J·柯立芝和J·P·摩根最高5000萬美元的潛在支持下，開發生產薄層絕緣材料。這是新成立的雷神公司衆多項目之一，約費將獲得1.2萬美元年薪、特定專利權及版稅作爲回報。此外，他還與西門子公司爲首的德國電工企業聯盟簽訂絕緣材料生產實驗室合作協議，該協議確保約費獲得1000萬德國馬克及7%專利分成。1928年夏，他將所得資金用於”派遣25名研究所同仁赴歐進修”。但由於約費與庫爾恰托夫（Игорь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урчатов，1903—1960，後被稱爲“蘇聯原子彈之父”）等人對物理參數的誤算，他們未能研發出介電強度更高的薄層絕緣材料。這一失敗將在1930年代引發政治風波，而朗道也從未在此事上吝惜其火力。參考：Josephson, P. R. (1991). Physics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