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能級國際合作加快科創中心建設

放眼全球，國際合作是科技創新的內在規律與必由之路。越是前沿科技，越離不開跨國協同；越是全球科創中心，越需要開放包容、多元聯動。硅谷、倫敦、紐約、東京等世界頂級創新高地，已形成鮮明的國際合作範式：網絡化佈局，以“主熱點-次熱點-節點城市”構建多層級科研合作網絡，決定全球資源配置；生態化協同，高校院所、跨國企業、初創企業、投資機構、政府五位一體，推動單點要素交換轉向全鏈條生態共建；制度化支撐，以國際大科學計劃（工程）、國際聯合實驗室、國際合作園區爲平臺，以規則標準對接降低跨境流動成本；安全與開放並重，安全是底線、開放是主流，推動基礎研究、民生科技高水平開放，同時強化分類管理與可控開放。

對標全球頂尖科創中心，上海（長三角）國際科技合作仍存在四塊突出短板：一是全球科研樞紐功能不強。2025年上海在全球知識合作網絡中位列第24位，屬於外圍節點城市，合作城市300餘個，遠低於硅谷、倫敦的700餘個，蘇浙皖的網絡影響力差距明顯。二是國際大科學計劃引領缺位。作爲全球科創中心的“標配”，國際大科學計劃（工程）能高效集聚全球頂尖人才與創新資源，上海目前尚無緣牽頭髮起，與城市定位不相匹配。三是合作結構失衡、主導權偏弱。國際合作論文高度集中於G7國家，且上海作爲第一單位、第一作者的合作論文佔比持續下降，話語權有待提升。四是科研要素跨境流動不暢。高校院所海外實體化佈局偏少，高端儀器、試劑、科研樣本通關不便，財政科研經費、數據跨境流動合規成本高，制約合作深度。

從深層看，這些短板源於四大制約：第一，科學“出題”能力不足，缺少能提出重大原創方向的戰略科學家與高效鏈接全球的科學官，難以形成吸引全球人才的“強磁場”。第二，國際化管理水平不高，由外籍科學家領銜的機構仍是少數；部分平臺過度依賴個別頂尖外籍學者，人才與設施缺乏備份，存在運行風險。第三，外籍人才主持項目存在門檻，多數科技計劃未對境外主體開放，外籍科學家難以獨立“揭榜掛帥”，同時長三角本土團隊實質主持他國政府科技計劃的情形也鮮見。第四，跨境流動制度剛性偏強，科研人員因公出入境與證照使用仍有不便，科研數據跨境管制加劇外資機構合規風險，科研試劑少量多批次樣本通關、政策調整過渡期安排等仍需優化。

面向國際科創中心建設“擴圍提質”新要求，上海（長三角）必須以更高水平制度型開放，重塑“結伴又結盟”國際合作新格局，建議重點抓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打造全球科研資源樞紐。面向全球發佈重大科學問題與產業技術難題，設立長三角國際科研基金，支持各國創新力量獨立參與“揭榜掛帥”；放寬財政資金跨境限制，支持本土創新力量申請他國科技計劃。鞏固與G7國家合作深度，拓展“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合作網絡，加快從“外圍節點”向“核心樞紐”躍升。

二是以大科學工程牽引合作破局。用好上海光源、硬X射線自由電子激光裝置等長三角30多座大科學裝置集羣優勢，加快啓動國際大科學計劃遴選與發起，搭建世界級科技合作“燈塔”，引領全球創新力量佈局與流向。

三是提升國際人才與國際組織集聚效能。優化國際人才引育留用機制，完善外籍科學家梯隊備份與風險管理，借鑑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運營經驗，擴大長期穩定在長三角工作的國際人才規模。改革本土科研人員出入境管理，提高或取消單一/多國逗留天數，允許高校院所科研人員持因私護照出國境交流互訪。積極吸引聯合國下屬科技組織、國際學會、大科學計劃祕書處落戶長三角，申辦頂級國際學術會議，增強全球科學影響力。

四是築牢開放合作制度支撐。健全科研數據分級分類與跨境流通規範，參照國際聯合實驗室成熟做法，提高規則透明度與可預期性。改革國際合作考評體系，摒棄簡單量化指標，突出實際合作效能，以評價創新爲高能級國際合作保駕護航。

（作者爲同濟大學上海國際知識產權學院長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