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黎三方啓動談判各取所需，卻難解黎巴嫩安全困局

當地時間4月14日，黎以兩國接受美國調解，各派駐美大使在美國國務院就停火問題舉行直接談判。會談結束後，以色列駐美大使高調渲染黎以“站在同一行列”。

自2月底美以聯手對伊朗發動空前規模的軍事打擊以來，黎巴嫩成爲兩個陣營博弈的重要一環，與美伊在海灣地區的激烈博弈形成聯動。

4月9日在黎巴嫩南部茲拉里耶拍攝的遭以色列空襲後的建築廢墟。

參與談判三方各有所需

美以黎三方就停火啓動談判，出於各自的現實需求。對於美國而言，推動黎以談判首先可以爲其焦頭爛額的中東困境提供某種符合其“贏學”的外交亮點。特朗普上臺以來在加沙地區一手操持的“和平委員會”運作並不順利，有關國家並未如約提供資金支持，哈馬斯也拒絕了加沙地區非軍事化的要求。2月底開始的對伊朗軍事打擊又出乎預料地遭遇頑強抵抗而進退兩難。如今的特朗普急需一場“勝利”。

其次，黎以停火符合特朗普政府推動與伊朗停火談判的需要。自4月8日美伊雙方啓動停火談判以來，伊朗方面明確將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與美伊談判相捆綁。爲順利推進與伊朗的談判，特朗普政府要求以色列方面暫時收斂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並推動黎以雙方談判。

對於以色列而言，接受美方調解參與談判首先可以展示對特朗普的尊重，維護美以“親密”關係。在民主黨日益疏遠以色列、支持以色列的“兩黨共識”明顯褪色的情形下，以色列主要政治勢力更傾向於將維護共和黨陣營（尤其特朗普）的支持視爲外交和戰略支柱。在當下與伊朗爲首的中東“抵抗陣線”的大決戰中，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被以色列視爲必須護持的關鍵“戰略資產”。

其次，有助於實現黎巴嫩方向戰略目標。作爲中東“抵抗陣線”的關鍵成員，真主黨長期被以色列視爲遠甚於哈馬斯的巨大安全威脅。2023年10月後真主黨爲聲援哈馬斯加入戰端，啓動了該組織與以色列新一輪強度空前的軍事對抗。2024年9月，以色列通過製造大規模傳呼機爆炸、發動大規模地面入侵，重創盤踞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黨，隨後於11月在美國和法國的調解下與黎巴嫩政府達成停火協議，以黎巴嫩政府同意解除真主黨武裝來換取以色列同意停火、撤軍。2025年1月，持親美立場、來自基督教馬龍派的約瑟夫·奧恩當選爲黎巴嫩總統。出於提升國家合法性權威的需要，奧恩政府支持解除真主黨武裝，削弱真主黨，實現政府軍對全國武裝力量的壟斷。2025年8月，黎巴嫩政府批准年底解除真主黨武裝的計劃。但黎巴嫩政府在實施這個計劃中顧慮重重，行動不力。通過談判向黎巴嫩政府畫出未來停火和關係正常化“大餅”，以色列致力於提高後者繼續配合和參與解除真主黨武裝的積極性。

黎巴嫩政府則期望通過對以談判實現停火，避免國家崩潰的同時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經歷了經濟危機、港口大爆炸和2023年以來的黎以衝突，黎巴嫩脆弱不堪、瀕臨崩潰邊緣。今年3月2日，真主黨再次加入美以伊衝突，引發以色列大規模、大範圍的狂轟濫炸，使黎巴嫩的處境雪上加霜。根據黎巴嫩衛生部的數據，自3月2日至4月13日，黎巴嫩在衝突中死亡的人數已經超過1800人，還有超過100萬人流離失所，對政府造成巨大的負擔。以色列的大舉入侵，在黎巴嫩南部建立緩衝區的動向，還嚴重損害黎巴嫩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損害黎巴嫩國家合法性權威。黎巴嫩迫切需要擺脫戰禍，爲國家建設和民生改善贏得喘息之機。

4月8日，在黎巴嫩南部西頓市，救援人員在以軍空襲損毀的建築廢墟中尋找生還者。

黎以實現停火困難重重

在會談後的聯合聲明中，黎巴嫩重申完全停止敵對行動的緊迫性，而美以則並未提及停火。以色列強調解除真主黨武裝的重要性。美國則宣稱支持以色列針對真主黨的“自衛權”。談判氣氛雖然友好，但美以與黎巴嫩的分歧明顯。黎以之間真正實現停火困難重重。

首先，黎以之間的戰略訴求存在巨大落差。以色列期望藉助黎巴嫩政府的配合，實現解除真主黨武裝這一優先戰略目標，並在黎巴嫩南部建立“緩衝區”，給予黎巴嫩的交換條件則是停火和潛在的關係正常化。而黎巴嫩政府的優先目標則是儘快推動以色列停火和撤軍，在解除真主黨武裝方面則傾向於“徐徐圖之”，至於關係正常化，甚至沒有進入其考慮範圍。先解除真主黨武裝還是以色列先停火撤軍，這是引發2024年停火協議難以落實的關鍵。黎巴嫩政府儘管將解除真主黨武裝視爲重建政府可信度的途徑，但真主黨不可能在面臨外部強敵的環境下“自廢武功”。儘管黎巴嫩國內對真主黨擁兵自重、聽命於伊朗而頻頻捲入衝突的不滿日益上升，但迄今爲止，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的佔全國人口1/3的什葉派地區仍然有較高支持度。而且，從裝備、士氣、戰鬥經驗等方面來看，孱弱不堪的黎巴嫩政府軍仍然難以與真主黨抗衡。政府強行實施解除真主黨武裝的行動，很可能導致內戰。

其次，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軍事入侵缺乏內外部約束。自2023年10月以來，以色列的安全戰略進一步轉向“以強權求和平”的冷峻現實主義，應對威脅的方式從有效威懾、“割草”式清剿並配之以外交動作，轉向確保地緣安全主導地位、使對手能力降級和預防對手東山再起。在此種戰略邏輯下，軍事行動成爲實現戰略目標的優先途徑。達成新和平協議在以色列安全和外交戰略中的優先性明顯下降，而談判往往是助益軍事行動的輔助手段。鑑於黎巴嫩政府在解除真主黨武裝中能力不足、意志不堅，以色列不可能對之放心託付。迄今爲止，以色列仍然重兵圍困清剿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據點。

以色列參與黎以談判很大程度上是爲了迎合特朗普的要求，並非出於自願。在美國與伊朗尚未達成真正停火前，黎以真正停火的前景並不樂觀。即使美伊達成停火決議，以色列仍可能以某種方式延續對真主黨的軍事打擊，繼續在黎巴嫩南部建立“緩衝區”。

（作者繫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