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談”憑啥能和老舍、老向齊名 | 許儲言
去年夏秋之交，與友人談起從日軍眼皮底下冒險搶救居延漢簡的沈仲章先生。聊到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沈先生擔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並獲閱主任委員魏建功、何容爲推行國語招才，致沈先生的若干信函。於是話題便自然轉向了何容先生。
何容（上圖，1903年6月1日―1990年7月5日），河北省深澤縣人，原名何兆熊，字子祥，號談易，筆名老談，以何容之名行世，二十世紀中國知名的語言學家、文法學家、散文韻文作家。文壇“幽默三老”（老舍、老談、老向）早有所聞，如今又知老談何容是沈仲章的好友，不免感嘆世界之小。老談幽默之風如何？自然引起了筆者的興趣。事也湊巧，密歇根大學圖書館有本《何容文集》，便去借出。下面即從該書所收的何容文章中，選三篇各摘其中一兩段，組成三則，試品老談風趣，與讀者一起遐思。
《無聊的空襲》
《無聊的空襲》原載《宇宙風》第120期，1942年8月25日出刊。大意是說日軍對中國後方頻繁的空襲，儘管造成了很大的損失與傷亡，卻嚇不倒堅決抗日的中國民衆。以下摘選的是此篇的最後兩段：
敵人懂得“廢物利用”的道理，常把兩三個月以前印出來賣不掉的漢奸報，成捆的帶來往下丟，這倒也能造成一種“空襲餘興”，尤其是對於在山崖仰觀空戰的人們。敵人也常散發些字句欠通（也許在敵國文字裏是很通）的傳單，曾有一種小傳單印着“太陽出來了，日機又來了……抗戰真無聊”。抗戰，在我國民衆早已知道是犧牲一切來保護中華民族的生存，是最嚴肅而最神聖的工作；在敵人則因爲我們的抗戰拖住了他的泥腳，使他無法在世界戰爭中投機取巧，趁火打劫，撿些便宜，因而着急，焦躁，苦悶，煩惱，而他卻輕輕的拈出“無聊”二字來說明。然而他這傳單畢竟收了效，我曾看見過一個小孩子，在拾起傳單看過了又丟在稻田裏之後，一邊走，一邊唱：“太陽出來了，敵機又來了，敵機真無聊！”
假如敵人還沒明白“無聊”的“漢”義，希望他能從這首兒歌裏領悟出來。不然，我們就明白告訴他：“像貴國空軍這樣的空襲，就叫作無聊！”
雖然文章內容宣傳抗日，何文並沒有空洞地喊喊口號，卻以略帶幽默的文筆與構思達到了同樣，甚至更好的效果。“敵人的空襲所引起的反應是‘討厭’和‘可恨’，決不是他所預期的‘可怕’。”（《無聊的空襲》）
說起民國文人中幽默的文風，自然想起林語堂，因爲幽默二字是他的現代借譯，並且《宇宙風》就是他創辦的。何容的文風與幽默，和林語堂的不太相同。林與另一位幽默作家梁實秋，擅長勾畫世態炎涼。而何容的文風似乎更近豐子愷，後者也一直是《宇宙風》的主要插圖繪畫人。何容這篇樸實無華、風趣橫生的文章，如同一幅幅鉛筆畫，不禁讓人猜想，當初此文是否配上了豐子愷的插畫？
《聽謠言的經驗》
《聽謠言的經驗》原載《時興潮》副刊3卷3期，1944年10月1日出刊。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何容先生的這篇短文讀來很有現實意義。以下爲此文的開篇兩段：
我，同別人一樣，很喜歡聽謠言；因爲既稱爲謠言，多少總有點兒新奇，聽謠言可以滿足自己的好奇的要求，即使沒有更多的好處。
但是，作爲一個聽謠者，我比有些朋友更有經驗；因此我可以自誇比他們善於聽謠。對於謠言，無論它是誰傳給我的，也無論它是關於國家大事的，關於私人言行的，甚至關於我自身的利害的，我都是以欣賞的態度來姑妄聽之，既不全信，也不不信，不像有些沒有聽謠言經驗的朋友那麼深信不疑，或絕對不信。
可謂好奇之心，人皆有之。難得何容沒有假裝正人君子，而是大大方方地坦言，自己很喜歡聽謠言。
謠言不僅可能充滿了新奇的內容，而且也常能投聽者所好，讓你覺得謠言即便不是千真萬確，卻也不是空穴來風，於是就在不知不覺中上當了。何文接着分析了謠言的來源、動機，與如何判斷謠言是否可信，以及是否、如何傳遞謠言以進一步滿足別的朋友的好奇之心。
想想以前謠言的傳播，往往得靠一個人一個人的口口相傳。這樣的傳播方式很容易讓人知道這個謠言是誰告訴我的，而我又告訴誰了。而現在，互聯網上有形形色色的謠言，還有所謂的“水軍”，專門負責製造謠言。而聽者（讀者），只要願意，輕輕點擊，來一個轉發或者喜歡，就可以不露聲色地傳謠了。也有所謂的“influencer”（“影響者”），其職業可能就近乎是職業傳謠者了。
少數有定力的朋友採取把自己隔離開互聯網的態度，所謂眼不見爲淨。沒定力的也不必自卑。謠言既然存在，皆可採納何容姑妄聽之的態度，既不全信，也不不信。對所有順耳或逆耳的謠言，尤其是順耳的，不管來自何處，且抱三分懷疑的態度。倘若真感興趣，也不妨獨立深入地探究一下，或許就會水落石出。
《蜜蜂和蜂蜜》
《蜜蜂和蜂蜜》原載《中國語文》3卷1期，1958年7月出刊。何容先生的這篇短文提到了詞組中詞與詞之間順序的關係。以下摘自此篇第二段：
一句話裏的詞跟詞的彼此之間的關係，靠什麼表示出來呢？在我們的語言文字裏，主要是靠詞的順序。同樣是兩個詞，依不同的順序說出來或是寫出來，兩個詞彼此之間的關係也就不同；合起來所表達的意思，也就不同。我們拿“蜂”跟“蜜”這兩個詞做例：說蜂蜜是說蜂釀的蜜，是一種可以喫的東西；說蜜蜂是說釀蜜的蜂，是一種會飛也會螫人的昆蟲。
類似蜜蜂和蜂蜜這樣的兩組詞，在何容另一篇相關的短文《藥丸和丸藥》中，還列舉了更多，比如牛奶和奶牛，水井和井水，帆船和船帆，魚池和池魚，湯麪和麪湯等等。有趣的是，在這些例子中，調換兩個字的順序，產生的是意思不同但又相關的兩個詞。
蘇州人常笑話無錫人說話，因爲無錫話裏有不少詞都是倒置的。比如無錫人把轉彎說成彎轉，燈籠說成籠燈，尤其奇怪的是他們把月亮說成亮月。這裏，相互倒置的兩組詞的意思沒有不同，並不是無錫的亮月比蘇州的月亮更亮更圓。其實，蘇州話也有這種現象，比如蘇州人和無錫人一樣，不說喜歡只說歡喜。這一類的倒置或者說逆序詞，在吳語、南方客家及閩、粵語中並不少見，是方言保留了古漢語的痕跡。
上面提到何容舉的例子，是意思不同但又相輔相成的兩個詞。那有沒有倒置以後生成了意思不相干的詞呢？當然也有，比如蛋皮和皮蛋。蛋皮是用雞蛋攤成的薄皮，可以用來做蛋餃，也可以切成絲放在小菜、點心裏。蘇州早些年綠楊餛飩店的招牌點心叫作三絲餛飩，蛋皮絲便是那餛飩湯中的一味。至於皮蛋，大家都知道，就是那黑黑半透明的松花蛋，英語被翻譯成千年蛋的東西。
花絮與尾聲
《何容文集》由臺灣的國語日報社出版於一九七五年，正值臺灣光復三十週年。據該書編後記，也是何容先生在抗戰勝利之際“來臺灣擔任推行國語的領導工作整整三十年”。編後記並述：“何先生髮表過的文章，不僅是關於語文研究跟國語文教育的。他早年就是聞名的散文（富於風趣的）、韻文（通俗唱詞和新詩）作家，曾用‘老談’的筆名，跟老舍、老向鼎足同享盛譽。”
可惜這本文集限於篇幅，只收了何容在抗戰時期發表的十六篇文章，其餘六十篇即文集的主體是他在臺灣發表的有關推行國語、論述語文及文法專業知識的文章。編後記說，編者手裏還存有何容各個時期約兩百篇以上的文章，希望“也許將來能陸續編成《何容文集》續集、三集、四集、五集，供大家研讀欣賞”。可是，圖書館裏並沒發現“續集、三集、四集、五集”。讀了何容給這本文集寫的十分簡短的自序，不免懷疑那個“將來”“也許”是編者的一廂情願。何容自序開門見山：
我總這麼想：寫文章跟說話一樣；說話，無論是自己要說，或是應別人的要求才說，總之是說過了就算了；要是寫成文章呢，發表出來也就算了。話不必錄音，文又何必重印。
我這個“想”法，也許不同凡“想”；我這個說法，也許有點兒矯情；其實不是，如果找個更適當的壞字眼兒來說，或許可以說是“自卑”。因爲自己既不敢妄想“立言”，又沒能創作出什麼“文藝”；朽，是當然；“不朽”纔是意外。印成“文存”也未必能存，那就由它朽去吧。
讀來不禁莞爾。這樣勇於白底黑字“立言”的自嘲，恐不多見。何容真的“沒能創作出什麼‘文藝’”嗎？翻閱抗戰時期十六篇中的散文、鼓詞韻文、新詩，讀來皆是別具一格的好作品。這些創作不算“文藝”嗎？答案在何容1941年寫的《我怎樣寫通俗文藝》中似可找到。此文同樣開門見山：
對於文藝，我大概還只能說到愛好；至於寫作，我從來，或者永遠，不敢嘗試，因爲我知道自己寫不了像別人寫得那麼好。就是加了“通俗”二字以表示並不“高級”的文藝，我也不敢輕於嘗試，如果不是受了些刺激。
其實在抗戰時期的《抗到底》半月刊等報刊上，何容發表了不少“讀者（或聽衆）樂意看（或聽）”（《我怎樣寫通俗文藝》）的通俗韻文唱詞，如《漢奸定計害漢奸》《八仙捉妖》《夜取昌平》《戰壕小調》《王得勝放步哨》《棄家從軍》等篇章。文集內十六篇中的幾篇鼓書韻文唱詞，包括《日皇愁》和《收復淶源》，皆洋洋灑灑、朗朗上口，是好看好聽的好文藝。
此文撰寫告一段落之時，筆者在密歇根大學圖書館又發現了兩本與何容有關的書籍：《何容這個人》與《通俗文藝五講》。前者出版於1975年，由熟悉何容的四十多位海內外同事、學者各作一篇，以“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之意，可作《何容文集》之佐讀。《通俗文藝五講》則是1939年由老舍、何容編輯，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出版，收集了老向、紀彬、王澤民、老舍、何容五人自抗戰以來討論通俗文藝創作的文章。
這裏，先和大家分享《何容這個人》中的一則小幽默，來結束本文，也算是對文首提到的老談風趣的呼應：
讀者可能熟知當初陳寅恪先生所出的人名對仗考題“孫行者”，“胡適之”之爲妙答。孰知後來胡適先生在一個宴席上，也曾如此自出自答“胡適”人名對仗題目：“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何容的大名，是不是可以對仗胡適呢？” （黃得時《何容這個人·妙哉！“胡適”對“何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