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野草”到全球第四大糧食作物，馬鈴薯是如何“擴張”的？
馬鈴薯原本是生長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脈中的野草，經過印第安人的長期馴化、培育而成爲食物；16世紀被西班牙殖民者引入歐洲後，經歷了從“觀賞植物”到“救命糧食”的戲劇性轉變，然後迅速向亞洲、非洲、大洋洲傳播，最終通過殖民、貿易、戰爭、饑荒與飲食革命，重塑了全球飲食結構和人口格局。
《馬鈴薯的全球史》在全面梳理西班牙、英國、德國、法國、美國、中國、日本等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原始文獻與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考古學、農業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的知識，系統講述了馬鈴薯從發源地向全球傳播跌宕起伏、扣人心絃的過程。
《馬鈴薯的全球史》，[美]貝托爾德·勞費爾 著，郭炎華、曾瑞雲 譯，重慶出版社出版
馬鈴薯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
關於中國馬鈴薯，最早提到的是荷蘭人史初一（John Struys），他於1650年到了臺灣地區，並在該島的產品中提到了馬鈴薯。詹姆斯·坎寧安在1700年或1701年寫的一封關於舟山島的信中偶然提到了馬鈴薯。成書於16世紀末的《本草綱目》沒有提到馬鈴薯，據我所知，後來出版的各種本草類文獻也沒有提到，原因可能是這種來自異域的薯類從未作爲草藥使用。
馬鈴薯在中國的歷史與甘薯的歷史有着本質的不同。可以說，馬鈴薯是被迫來到中國的，它的到來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中國人的意願。“它是隻給窮人喫的食物，富人認爲喫馬鈴薯很丟臉。”馬鈴薯從未深刻影響過中國的農業經濟，並且與它沒有連續一貫的歷史。馬鈴薯在中國的歷史不是國史，而僅僅是地方史；它表現爲一系列具有零星、孤立特點的不連貫記載。因此，要確定馬鈴薯引入中國的絕對年代是不可能的。
目前發現的有關馬鈴薯的最早漢語記載出現在福建的《松溪縣志》1700年的版本中。該書對馬鈴薯的描述如下：“馬鈴薯，菜依樹生，掘取之，形有小大，略如鈴子，色黑而圓，味苦甘。”
除了史初一在1650年發現臺灣種植馬鈴薯，福建沿海地區也有馬鈴薯引入。但馬鈴薯最早是在松溪縣發現的，松溪縣不在沿海，而是在福建省的西北角，靠近浙江省的西南邊界。詹姆斯·坎貝爾同時在寧波附近的浙江沿海發現馬鈴薯，這表明到1700年馬鈴薯可能已在兩省少數地區生長。
中國文獻中關於馬鈴薯的最早、最好的植物學描述載於吳其濬1848年出版的《植物名實圖考》。該書附有一幅相當不錯的植物素描。作者給這幅圖命名爲“陽芋”，但沒有給出解釋，只給出其口語名稱“山藥蛋”。關於馬鈴薯的分佈，吳其濬說貴州和雲南有馬鈴薯種植，在山西被作爲田間作物種植；住在陝西西安府附近終南山的人們種植馬鈴薯，其中富裕的人每年能收穫幾百斤。據描述，馬鈴薯的葉子形狀各異，有大有小，有疏有密，有長有圓。馬鈴薯塊莖與番薯塊莖相比，味道類似芋頭，但更甜；也類似薯蕷，但更淡。最重要的是，中國植物學家清楚地認識到馬鈴薯在經濟上的重要性，認爲它是窮人的儲藏食物，可以防止飢荒，並在食物匱乏時解救他們；馬鈴薯可以做湯羹，還可以烤制和烘煨，具有很多優點。
在18世紀和19世紀出版的縣誌中，偶爾會提到外國馬鈴薯。據山東《東阿縣誌》記載：“番薯有紅白二種，來自番舶，自乾隆十七年（1752）各州縣奉文勸種，於高阜沙土地依法種植，最易生成，啗之可以代食。”
據地方誌記載，在陝西省漢中府的定遠廳，“洋芋有紅白黃烏四種，宜高山，喜旱畏潦，作飯作菜皆可”。一些中國地方誌中也提到了馬鈴薯粉，例如湖北鄖陽的竹山縣和陝西西安寧陝廳的寧陝縣。
有趣的是，在某些情況下，舊版地方誌沒有提到馬鈴薯，但新版地方誌中出現了馬鈴薯。例如，1897年出版的平利（位於陝西省南部的興安縣）新地方誌明確提到了這一事實。該書說舊地方誌中沒有任何關於馬鈴薯的記載，然後引用了一個口頭傳說，大意是：“某位楊侯在剿滅強盜時，誘使士兵採集馬鈴薯分發給高山上的貧窮居民，居民便開始種植這種塊莖，俗稱‘楊芋’。但也有人認爲，在乾隆年間（1736—1795），一位姓楊的官員在廣東任職期間從國外購買了馬鈴薯並帶了回來，但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陝西西安府的《孝義廳志》在“陽芋”的標題下有這樣的信息：“俗傳洋芋系嘉慶年間（1796—1820）楊大人自西洋帶來，高山民以此主食。”因此，我們在這裏看到的與平利的地方誌中相同的傳說，只是所謂楊侯生活的年代要晚一些。
在我看來，這位楊先生的生平不可考，顯然是一個虛構的人物，是由陝西的鄉下人創造出來的，以便解釋這種外來植物的來歷和種植原因。很明顯，“楊”這個名字是根據“洋”（“海洋”“海外”“外國”）這個字引申出來的，兩者發音和音調相同（甚至出現了“陽”這個字）。但事實是早在18世紀，陝西某些地方的貧困山區居民就開始種植和食用馬鈴薯了。
北京附近的山區也有種植。“最近在山東，許多地方通過外國人的影響成功引入馬鈴薯。”據說，在滿洲種植的馬鈴薯品質極佳，在那裏馬鈴薯無處不在；在松花江以北和以西，馬鈴薯的種植規模最大。 在甘肅貴德廳，洛克希爾報告說，上好的馬鈴薯一磅能賣到六七錢。他還指出，馬鈴薯是山西泰州山區的主要作物之一。
奧古斯丁·亨利提到四川山區種植的名爲“洋芋”的馬鈴薯。在四川的岷江流域，偶爾也能見到非漢人食用的馬鈴薯。
歐內斯特·亨利·威爾遜寫道：“在（四川）山區，甘薯被馬鈴薯或‘洋芋’取代。馬鈴薯和玉米一樣是另一種源自美洲的植物，現在已經成爲一種最重要的作物。大約40多年前，羅馬天主教神父在一場大饑荒中引進了這種植物。馬鈴薯的種植範圍更廣，儘管它遭到平原上以稻米爲主食的中國人的鄙視，但已經成爲高原上農民的主要食物。在山谷中，馬鈴薯作爲一種晚冬作物種植，在山區則作爲夏季作物種植。遺憾的是，人們對馬鈴薯的種植技術知之甚少，總是種得太密，很少進行適當的培土。峨眉山上佛教僧侶種植的馬鈴薯頗受讚譽，但我在中國喫過的最好的馬鈴薯是松潘附近的西番部落種植的。”
關於馬鈴薯在中國的引入，歐洲作家普遍認爲是最近的事，是天主教傳教士的功勞，而“40年前”這一按時間順序排列的定義就像橡皮圖章一樣，貫穿於幾本書中。這種說法本身無可非議，在某些地方，馬鈴薯很可能是由傳教士引進的，甚至就是在40年前引進的。我完全願意承認，幾乎每一位在中國的傳教士都曾在某個時期將自己國家的馬鈴薯帶入中國，這一點也不令人喫驚，在南海諸島、非洲和世界各地的傳教士都曾這樣做過。然而，這種最近的活動並不能解釋馬鈴薯在中國的整個歷史，也不能公正地解釋馬鈴薯早在17和18世紀就已存在於中國。例如，史初一在1650年記錄的臺灣馬鈴薯肯定不能歸功於傳教士。在這裏，我們可能需要再次關注中國人的主動性，就像木薯和菸草植物的例子那樣，他們可能從菲律賓引進了馬鈴薯。雖然我們缺乏詳細資料，但這種觀點似乎完全合理。至於其他方面，中國對馬鈴薯的記錄和命名都表明它是外來傳入的，並且仍然帶有一定的“野蠻”氣息。
另一種理論認爲馬鈴薯可能是由荷蘭人引入或重新引入中國的，依據僅是當地稱其爲“荷蘭薯”（Holan shu）。當然，荷蘭人有可能將馬鈴薯帶到了臺灣地區，但中國關於這方面的記載不詳，荷蘭也沒有這方面的記載。下面我們會注意到，日本學者同樣提出了荷蘭人引入馬鈴薯的理論，但在這裏，這一理論的唯一依據還是“Jagatara-imo”這個名字，這個詞的意思是“巴達維亞塊莖”（Batavia tuber）。
艾約瑟提出了一個奇特的理論，他認爲馬鈴薯和玉米一樣是通過中亞路線傳入中國的：馬鈴薯“在中國高原地區的傳播速度之快無與倫比，就像在愛爾蘭一樣，當時愛爾蘭的人口在幾十年內從二三百萬增長到八百萬，需要通過移民來減輕大量人口給生活資料帶來的巨大壓力”。馬鈴薯通過中亞到達中國的可能性不大，在中亞及在波斯和印度，馬鈴薯都是最近纔出現的，埃德金斯的推測缺乏依據。
G.A.斯圖亞特認爲馬鈴薯“爲（公元）502年至556年統治中國的梁朝人所知並食用”。但這一觀點不太可能得到許多人的支持。這一說法的產生是由於混淆了馬鈴薯和一種薯蕷屬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