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他們”——高淵《擇一事，終一生》讀後

對於那些在歷史長河中爲文明和民族的賡續發展作出不凡貢獻的大寫的人，人們常常情不自禁地渴望走近他們，不僅僅目睹其音容笑貌，而且深入肺腑骨髓，一睹其內在的精神世界及其演化的軌跡與特有的圖式。林林總總的傳記作品爲人們走近“他們”提供了難易不一的路徑，而那些對其本人或家人友朋的訪談，則獨闢蹊徑，展現出爲傳記作品忽略遺漏、語焉不詳的另一番風景。

高淵先生新近推出的訪談錄《擇一事，終一生》選取了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上投下鮮明身影的13位人物，他們中有施蟄存、錢鍾書、譚其驤等文史大家，有錢學森、鄧稼先、王淦昌等研製兩彈一星的功勳元老，也有豐子愷、蓋叫天等聲名卓著的藝術家。全書除了李儲文、張浚生兩位採訪時尚健在，其餘各篇採訪的對象都是家人、學生和友人。這與高淵2019年結集出版的同爲訪談錄的《中國尋路者》不同，後者收錄了24篇訪談，除了書末涉及東京審判的三篇因當事人均已辭世，採訪的對象爲家人後代外，其餘均與本人對談。

《擇一事，終一生》，高 淵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出版

通常的傳記類作品是由書寫者一人掌控全篇、主宰全局，訪談則不是。它不是純然的獨白，而是一種對話，是採訪者與對象間的對談交流。但它不是社交禮儀性的，一個有個性有思想的採訪者不應仰視採訪對象，不會過分膜拜對方，但居高臨下的俯視姿態也並不可取，這會使對方尷尬乃至惱恨。正因爲這樣，有深度、給人啓迪的訪談常常穿插着思想的交鋒、博弈與辯駁。只有經歷這一過程，先前沉埋在歷史塵埃與暗影中的真相纔會豁露而出。意大利的法拉奇、美國的邁克·華萊士便是這類採訪者中的高手。更爲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交談是社會運作的必要條件，是人社會性互動的典型體現。俄羅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在其代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深入分析闡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最大的創新之處在於其多聲部的復調性，這與歐洲小說源遠流長的“獨白小說”傳統迥然有別，而陀氏小說的復調性最爲鮮明地體現在人物的對話之中。在巴赫金眼裏，這些人物間的對話要表現的是“公開對話的對語與主人公們內心對話的對語的交錯、和音或間歇。到處都是一定數量的觀點、思想和語言，合起來由幾個不相融合的聲音說出”，而其要旨在於“一個主題如何通過不同的聲音來展示”。顯而易見，高淵這部訪談錄並不是虛構性的小說，他本人與採訪對象間的對話並不構成陀氏小說中的那種復調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擇一事，終一生》裏採訪者在與不同人物的對談中，層層剝筍般將傳主生活經歷、思想與精神及至逸聞趣事一一點染而出，而這些在傳記、回憶錄等文本中常常付之闕如。

縱觀中外林林總總的訪談，其中的佼佼者大都出自新聞從業者之手。他們多年積累沉澱的經驗、獵人般敏銳的嗅覺與迅捷的反應能力，使他們常常能在其間縱橫捭闔，遊刃有餘，孵化催生出既妙趣橫生吸人眼球、又閃爍着智慧光焰的對談。但新聞人也有着自己天然的短板：由於身處急速變幻、喧囂喧譁此起彼伏的現場，紛繁駁雜的第一線生活圖景有時會佔據他們大部甚至全部的視野，因此時新的話題、短時間內大批量浮出水面的人物事件會吸引、佔據他們的注意力，一時間有些如夢幻泡影的景象儼然被他們賦予了永恆的特性，沒意識到不多久這些光彩奪目的人物事件便會煙消雲散，沉入忘川之中。但並不是所有的新聞人都會掉入這樣的陷阱：他們身處日新月異的生活現場，憑藉其內在的定力得以辨識出歷史長時段的走向和趨勢，透過層層表象察覺人性底部的奧祕，袒露生命的底色——這一切使得其訪談不僅僅具備當下時效的價值，而且能夠穿越歷史的長河，觸及並展示社會和精神生活中某些恆定的論題與意義，而這一切恰恰是那些整日沉湎於思古倚夢中的冬烘先生所難以企及的。

作爲《擇一事，終一生》的作者，高淵可謂一個新聞界全能型選手。踏入報業之初，他的主攻方向是消息報道、特寫和分析三類稿件，隨後他又將工作重心轉向特稿寫作，他花費巨大心血採寫的洋山深水港工程的報道堪稱其代表作。自2015年來，他開始將重心轉向對話體訪談的寫作。他曾道出其中甘苦，“做訪談就像川菜師傅做一道魚香肉絲、粵菜師傅煲一碗湯，看似平常，但竅門不少。”這本訪談錄中涉及的對象大都生活在20世紀，與當下已拉開了一段時間距離。他們浮現在歷史的地平線上，顯露出人們或熟悉或略感陌生的面影。儘管早在上世紀30年代，胡煥庸便破天荒地提出了勾畫中國人口空間形態的“璦琿—騰衝線”（這條線還被稱爲“胡煥庸線”），但當時並沒有爲他贏得大名，多年後他的這一發現的真正價值才被學界認識。王元化在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界早已是一位聲名卓著的人物，但直到90年代他才向世人充分展示其思想的光澤和力度。他對法國思想家盧梭《社會契約論》和以陳獨秀爲代表的“五四”精神的反思在國內學界獨樹一幟，發人深省，被譽爲20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最佳射手”。即便在當下，他思想的穿透力度與價值依舊不減。有中國學術界泰山北斗之稱的錢鍾書，在生前便名滿天下，但對其著述的價值也是爭議不斷。學界對其價值的體認也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近期學者夏中義在《管錐編》中發現了兩個大系統，一是對中國古典詩學進行了現代闡釋和轉換，二是建立了一套知識者在特殊語境下如何既安全又有尊嚴地言說的倫理學系統。文化人的創造需要時間的積澱，對他們價值的認知也是這樣，不經過時光的淘洗，他們內在的光華無從搖曳生姿。

通過這本訪談錄，讀者還可對一些原本熟悉的現象獲得更深一層的瞭解，如達摩克利斯劍那般長年懸在中國教育界頭頂的“錢學森之問”便是典型的一例。20多年前“爲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由錢老之口說出，便引起了人們極大的關注，至今仍餘波未平。經錢學森之子錢永剛之口，人們對“錢學森之問”的淵源由來有了更深、更全方位的認識。它觸及的不僅是傳統教育體制之缺失弊端，而且與錢學森晚年念茲在茲的“大成智慧教育”息息相關。它以系統科學觀爲基石，孵化出新的通才教育觀。至於它能否大範圍推廣其具體成效尚有待觀察，但錢老對教育事業的熱忱和探索的勇氣令人欽佩。

有人或許爲《擇一事，終一生》抱憾，覺得它大多通過對象的親屬學生朋友的目光來講述，錯失了與當事人對談的機遇。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通過他者的言說也是一種構建、形塑人物形象的方式。它能揭櫫出人物不爲人熟知的側面，更重要的是，與讀者面對面的已不是一個當下的人物，而是站立在不捨晝夜流淌而過的歷史河流中，透過層層折光，映在人們視網膜上的一幅幅充滿睿智、定力的人物畫像——這恐怕是高淵這本訪談錄價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