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冰：風流更賦長相憶

我與陳子善先生初次見面，是在1995年中國書店舉辦的“中國當代藏書活動研討會”上。30年來，讀他編著的書，前後不下70本，大多是他贈我的，也有一些是我自己買了、見面時請他題簽的。2025年11月13日下午，子善在南京藝術學院講座，晚間孔慶茂先生賞飯，邀了吳心海先生和我作陪，我又帶了五本書過去。在《臺靜農散文選》扉頁，他特別寫明“此書是姜德明先生囑我編的”。新年伊始，又收到他寄贈的《紫丁香》，“完成了葉靈鳳未了的一個遺願”。作爲葉靈鳳誕辰120週年的一種紀念，此書布面精裝，粉色封面壓印一朵丁香花，書脊藍底燙金字，外加紫色護封，版面疏朗，毛邊也做得地道，可謂形神俱佳。

子善先生贈我的第一本書，當是《也是人生——錢歌川小品精萃》，時在1996年秋。那時我參與籌辦《東方文化週刊》，邀約南北文友來寧共商編計。子善由此成爲這份週刊的重點作者，並熱心爲我們聘請顧問，介紹作者，推薦文稿，使我銘感於心。此書收入上海書店“鵜鶘叢書”，《生命的記憶》中收錄了《〈也是人生〉前言》，但《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自覺》中的《陳子善著編書目》失收，不知何故。

當然，這份收錄達200餘部的《陳子善著編書目》，爲了解子善先生學術成果、訪讀其著述提供了大便利。對照其《著作之部（1982-2020）》所列40種，拙藏23種，另有此後問世的《不爲人知的張愛玲》《梅川千字文》《長相憶集》等。

《長相憶集：我與文壇名家的往事》，陳子善 著，東方出版中心2024年出版

綜觀子善著作，以考據類佔比最高，但懷人之作也很有特色。他的許多書中都有懷念文壇前輩的文章，結集成專書的，先後有《中國現代文學側影：前輩與我》《文人事》《素描》等，而《長相憶集》更有搶救的意味。此書以“我與文壇名家的往事”爲副題，所寫皆是“已先後隱入歷史”的前輩師長、同輩友人。著者《自序》中說：“我也已步入老年，他們的一些言、若干事，如再不記下來，恐怕真的要隨風逝去了。”作爲現代文學研究“以史料爲方法”的表率，子善對史料搶救的迫切性，自有較他人更深刻的意識。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追憶中，著者的側重點在前輩治學經歷的回溯及自己所受的啓迪，如給許傑先生當助手的幾年“是我學術生涯中極爲重要的一環。因爲我從他身上看到了怎樣做人，怎樣治學，怎樣堅持自己認定的方向，怎樣不隨波逐流。這些都是他特別令我敬重的地方”。在與馮至先生的交往中看到“他爲人的誠懇，爲文的嚴謹，對史實的尊重，對後學的關愛……都使我至今受益”。懷念“有知遇之恩”的徐中玉先生時引用了他這樣一段話：“發真的聲音，說真心的話，忘掉了個人利害，推開了一切阻礙進步的因襲俗濫的規矩習慣老調，大膽地說話，勇敢地表現……如果能做到這樣，文學將成爲‘世界的努力’，豈止乾乾淨淨去了陳言而已。”

讀者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子善在前輩扶持下的成長曆程，而他也明確地將其視爲一種文脈傳承。他記錢穀融先生“回憶當年與老師伍叔儻隨意閒談，‘談話都是即興式的，想到哪裏，就說到哪裏，並沒有一定的目的和範圍。既有談論詩文的，也有臧否人物的，天南地北，海闊天空，全憑一時的意，縱意所如，真是其樂無窮。’這種情形得以在先生與我之間再現，也真是幸何如之。”他向吳小如先生求字，吳先生“特意選出頷聯寫俞平伯和馮文炳（廢名）的這首五律書贈我。俞、馮既是吳先生的師長，又都是新文學的名家，而我‘治現代文學’，確實再貼切不過”，尤其是“這首五律在吳先生的問學過程中還發揮過重要作用，難怪他一提再提。而我從此詩尤其‘言情平伯細，講義廢名深’聯所得者，正是前輩對後學的關愛之心”。

在《長相憶集》中，同樣可以看到子善紮實的文獻考據與整理功力，如《瑣憶聶紺弩先生》中有關“《海燕》雜誌停刊事件”的真相、《“博物”作家枕書先生》中關於傅雷指導楊必譯事的真相，抽絲剝繭，層層剖析，猶如名探破案。姜德明先生致子善信中說：“我讀閣下的文章，最感興趣的是，多有考證，箭不虛射。可能有人不喜歡，甚至怕別人來考證。只好聽之。”我想許多讀者都會有同感。

子善在答《上海書評》記者石劍峯問時說到：“文學史是一定要做減法的，但是你要做好減法，得先做加法，加了以後再減；你不做加法，直接先減的話，可能就會出問題。先把這些作家和這些作品找出來，到底怎麼評價，讓時間去檢驗。”我非常贊同他的看法，早年讀過新舊十幾種文學史，無不帶有明顯的時代主觀，姑不論著者的見識、才具、學養，此時努力去減的，很可能恰是彼時感覺要加的。原始材料則是客觀存在，是研究的基礎，在尚無法正常決斷加、減之際，與其急於成史，不如多做材料的發掘與整理工作，以待後來。

在既有文獻的發掘之外，子善從研究生涯之始就注意到對鮮活材料的搶救。1980年代初他研究郁達夫，其時“郁達夫生前的友好、同事和學生還有不少倖存，但大多已經或即將進入殘年，如不抓住這最後的機遇請這些知情者留下回憶文字，提供證言，郁達夫生平和文學創作中的不少關節點可能就會模糊不清或變成空白，再要查考和釐清就難上加難了。我意識到這是一項屬於搶救史料性質的極有意義的工作，編《回憶郁達夫》文集，固然應該精選已經發表的名文，但約請知情者新寫，應該成爲編集此書的重中之重”.爲幫助文壇前輩追憶當年情景，他將提供必要的材料與線索視爲自己“應盡的責任”。也正因爲他掌握文獻資料極爲豐富，纔有可能承擔起這一份責任。

吳小如作《陳子善著〈發現的愉悅〉》文中說：“遠在若干年前，我就認爲不但‘古籍’需要整理，‘今籍’也需要整理，甚至整理‘今籍’的難度還要大一些……願學術領域中能多出現幾位像子善先生這樣的有心人，爲我們現當代文學領域多開墾出一些有價值的、有意義的新的土地。”子善確是個有心人，40年前即能悉心保存師友的信件與交往材料。他每篇文章的篇尾必註明寫作時間、修改時間及始發報刊，這都是很好的習慣，爲後人將來的研究提供了大便利。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將大量史料融會貫通的同時，他還善於發現問題。如《1980年代與黃裳先生的交往》中寫道：“近年來許多文壇朋友懷念1980年代，有一個重要方面也許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在我個人記憶裏，像黃裳先生這樣的前輩作家在1980年代也經歷了一個思想不斷解放、創作重煥青春的過程。由於他們的存在，由於他們仍未放下手中的筆，1980年代才顯得更加難得、更加豐富多彩。”天下“黃迷”多矣，黃裳先生“創作重煥青春”有目共睹，“思想不斷解放”幾人能道？實則這是更值得探究的問題。《著作等身的範伯羣先生》中說：“範先生同時提醒我們，他寫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其目的就是要取消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因爲‘通俗文學’本來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主流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嚴重遮蔽通俗文學成就的不正常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中國文學本無所謂“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尤其是小說，“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白話小說更源於街頭評話一流，不通俗豈有生機？若干年間過於強調文學的教化功能以至宣傳功能，纔有“嚴肅文學”或“純文學”的自矜。當下新興的網絡文學，恰恰又進一步向通俗迴歸。

風流更賦長相憶。子善先生身爲現代文學研究開風氣之先的參與者與推動者，這一部《長相憶集》，遠非尋常悼亡文字可比，堪稱近半世紀現代文學研究史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