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是國家的交大，社會主義的交大” ——彭康與交通大學西遷歷史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給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南交通大學、北京交通大學全體師生回信指出，“你們四所高校根脈相連”。
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南交通大學、北京交通大學的前身，分別是1896年成立的南洋公學、北洋鐵路官學堂和1909年成立的鐵路管理傳習所，1921年合併組建爲交通大學。四所交通大學今年共同迎來建校130週年。
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對西安交通大學15位老教授來信作出重要指示，向當年交大西遷老同志們表示敬意和祝福，希望西安交大師生傳承好西遷精神，爲西部發展、國家建設奉獻智慧和力量。
在2018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提到 “西安交大西遷的老教授”，指出“他們的故事讓我深受感動”。
2020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陝西考察期間來到西安交通大學西遷博物館，深刻闡釋了“西遷精神”的核心和精髓，並勉勵廣大師生大力弘揚“西遷精神”，抓住新時代新機遇，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業，在新徵程上創造屬於我們這代人的歷史功績。
作爲交大西遷的領導者、組織者和實施者，彭康堪稱“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的西遷精神的傑出典範。他是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新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重要開拓者。
彭康（1901—1968）
譯介馬克思主義學說、宣傳唯物辯證法思想
1901年，彭康出生於江西萍鄉上栗縣。1919年，18歲的彭康東渡日本留學，後考入京都帝國大學主修哲學，開始研究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1927年，學位論文答辯在即，彭康卻毅然選擇回國，回到了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參加了由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人組建的“創造社”，投身左翼文化運動。1928年，彭康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起，擔任中共中央文化委員會委員、代理書記。1930年，他與魯迅等人發起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即“左聯”）。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由啓蒙階段轉入了系統傳播階段。彭康與一批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們共同挑起了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宣傳唯物辯證法的重擔。期望通過自己的文字“引起多數的學者來努力從事和繼續這個工作，以建設中國特殊狀態下的積極的思想——世界觀和人生觀”，1928年至1930年的三年間，彭康翻譯和撰寫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譯作和著作20餘篇（部），共26萬字。其中包括翻譯出版馬克思的《費爾巴哈論綱》、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柯爾施的《新社會之哲學的基礎》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彭康認爲：“辯證法的唯物論不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有它之所以發生的社會原因及哲學史上的發展系統。”而他翻譯這些書籍的目的就是“爲的使中國的讀者能理解辯證法的唯物論之根本原理，及它在歷史的發展上是包有全哲學史的必然的發展階段”（《彭康文集》,134頁）。
此外，彭康還撰寫了《哲學的任務》《思維與存在——辯證法的唯物論》等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文章，發表《五四運動與今後的文化運動》《新文化底根本立場》等論文和時評。1929年，彭康的七篇哲學論文結集出版，名爲《前奏曲》。他在書的前言中針對當時的社會狀況指出：時下形形色色的流行理論是否能夠“合理地正確地解釋這個世界和社會？”在中國正在變革的社會狀態下，這些理論“是否能切中實際”，“是否能給予一般人們以精神的武器？”他認爲，切合“中國社會的實際鬥爭”的理論已經出現了，“它所根據的方法——唯物的辯證法”（《彭康文集》,132頁）。“這種方法是現實世界和社會本來的發展形態，所以是正確而有實踐性的。現在我們的任務是把握這個方法來分析中國現實的社會以達到真理，以建立指導行動的理論”（《彭康文集》,133頁）。
20世紀20年代後期，在“白色恐怖”政治環境下，這些理論觀點的闡述無疑爲混沌的理論界注入了一支清醒劑，爲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民羣衆開啓了一扇認識真理的大門。
就當時的理論界、出版界的狀況而言，無論是從寫作、翻譯的篇目和字數上，還是著作、譯作的選題和作品質量上，彭康的這些著作和譯作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早期傳播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尤其他關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譯本，在當時的中國大都是首譯或較早的版本，成爲了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早期傳播的重要文獻。
監牢成了讀書的學校
1930年4月，彭康意外被捕，囚監於上海提籃橋監獄。牢獄七載，對他而言，不過換了一個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場。彭康和難友吳亮平、曹荻秋、周立波等人，想辦法從獄外弄進來幾本十分“稀罕”的社會科學著作。每當入夜，獄警歇工，難友革命理論的“特殊黨校”就開課了。爲了解決人多書少的矛盾，彭康等幾個負責學習的同志就站在鐵柵欄邊，用較大一點的聲音讀書，講解社會科學原理，再由左右鄰室依次向兩邊傳達。中共中央黨校原顧問吳亮平曾回憶道：“反動派做夢也想不到，監牢成了共產黨人讀書的學校。還不止是讀了幾本書哩。艱苦的獄中生活，複雜的鬥爭方式，這本身也是學校，使我們鍛鍊得意志更加堅強，頭腦更加健全！”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彭康等組織難友們發起抗爭，終於得以釋放出獄。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彭康先後擔任中共中央中原局、華中局、華東局的領導職務，爲革命根據地的政權建設、思想建設和文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主持編輯出版《江淮日報》《真理》等黨報黨刊，籌建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組織根據地的軍政幹部學習理論，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是時甚至流傳有“遠學老莊，近學彭康”的說法。他在擔任華中局黨校校長期間，主持了華中根據地黨政軍領導機關的整風運動，堅持實事求是和調查研究，避免了延安整風“搶救運動”中誤傷同志的錯誤做法的出現，真正做到了對黨負責、對革命負責、對同志負責。自1945年起，他先後兼任華中建設大學、華東建設大學、華東大學、山東大學校長，全面負責這些地區的宣傳、文化和教育等工作，爲國家建設儲備政務管理和專業技術人才。
1952年9月，彭康參加我國文化教育考察團赴東歐七國訪問。訪問期間，他被教育部提名擔任交通大學校長。1953年3月，中央正式任命彭康爲交通大學校長、黨委書記。自此，他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國高等學校管理工作中去。
1952年至1959年的七個年頭裏，彭康擔任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和校長。而後的七年間，他轉任西安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和校長，爲交通大學的建設和發展嘔心瀝血，是交大人十分敬仰和愛戴的老領導。
掌校期間，他以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爲指導，堅持教育規律，把握辦學方向，秉持交大的辦學傳統與經驗，積極探索，形成了鮮明的治校風格與特色，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大學的辦學理念，對於我國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理論體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彭康一直強調學生到學校來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最基本的東西——基礎理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他常說“先打基礎，再建高樓”， “只有在學得博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專”。1954年，交大成立一年級辦公室和二年級辦公室，之後在此基礎上合併創建基礎課程部，其主要任務是加強一、二年級學生的基礎理論課的教學。
要在西北紮下根來
以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爲起點，開發大西北的建設工作正熱火朝天地進行着。1955年是彭康掛帥交大的第三個年頭。4月，國務院作出交通大學內遷西安的重大決定。對此，彭康堅決擁護，認真貫徹。4月9日，他主持召開交大黨委會、校務委員會，傳達中央決定，委派總務長任夢林、基建科長王則茂立即赴京請示遷校事宜。5月初，彭康專程赴西安，與朱物華、程孝剛、鍾兆琳、周志宏、朱麟五幾位教授一起，現場勘察、選定新校址。
彭康提出新校址不要靠近工業區和商業區，要儘量靠近市區，交通要方便，以便安排師生員工的生活；同時，要考慮學校以後的發展，環境需要安靜些。最終新校址便選在了位於西安和平門外，與唐代興慶宮和龍池遺址一路之隔的皇甫莊。新校園佔地84公頃。
西遷教職工在西安安家落戶，這就牽涉到配偶的工作調動和子女的入學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好，身在異地的教職工便難以安心工作。於是，遷校大軍中便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女婿”和“兒媳”。當年，彭康的妻子也離開了上外俄語教研室的教職崗位，跟隨丈夫來到了西安交大圖書館工作。
來到西安，附中、附小、附屬幼兒園，一個都不能少。遷校不能不管柴米油鹽。徵得兩地政府批准，隨遷的隊伍裏便多了從上海地區動員的理髮、縫紉、洗染、修鞋、煤球廠等5個行業的45名技工。
交通大學西遷，彭康從國家建設大局出發，從交大的長遠發展出發。他堅定不移，堅決果斷。1957年7月，彭康主持校務委員會調整了遷校方案，並得到國務院批准。交通大學分設西安、上海兩部分，由彭康實施統一領導。至1957年底，交通大學西安部分由11個系合併爲9個系，23個專業；教職工總數2585人，其中校本部教職工2413人，教師1083人（含教授44人，副教授30人，講師111人）；在校學生6881人，其中研究生17人（《西安交通大學大事記（1896—2000）》，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頁）。上海部分設7個系、19個專業；教職工總共爲2300人，其中教師890人（教授69人，副教授32人，講師232人，助教557人）；學生5078人（《上 海 交 通 大 學 紀 事（1896—2005）》（上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91頁）。
1959年7月，國務院作出新的決定，交通大學上海、西安兩部分單獨成校，分別命名爲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時隔多年後，教育部原部長蔣南翔回憶說：“國務院決定遷校後，彭康主動要求到西北來。”“他一再表示，要在西北紮下根來，願盡畢生之力辦好西安交通大學。”
1959年10月，中央任命彭康爲西安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已近花甲之年的他再次以飽滿的革命意志迎接新的挑戰。他用自己的行動帶頭舉家西遷，在西北紮下根來。在他的率先垂範下，交大黨委會17位委員中有16人去了西安。
西遷精神的傑出典範
爲大家、舍小家。歷時4年，從黃浦江畔到渭水之濱，彭康帶領近萬名師生，完成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一次偉大的西遷。
交大西遷，面臨許多常人難以想象的複雜局面。彭康在艱辛備嘗的西遷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主導作用，他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戰略決策，緊緊依靠全校師生員工，做好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高超的領導藝術，帶領交通大學克服重重困難，順利實現了西遷壯舉。
在交大西遷過程中，彭康始終堅持大局觀念，置黨和國家的利益於首位。他明確指出：“我們現在是在建設社會主義，一切要從社會主義建設的利益來考慮，國家利益、學校利益、個人利益要正確結合起來，我們應該在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來考慮學校利益和個人利益。”他特別強調：“學校是國家的學校，是社會主義的學校；交大是國家的交大，社會主義的交大。”因此他在西遷動員及遷校問題討論中，反覆說明“遷校不是我們一個學校的問題，而是牽涉到上海、西安，牽涉到整個支援西北的問題”（彭康：《就遷校問題向交通大學（西安部分）師生所作的報告》，《彭康文集（下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64-371頁），要求大家從社會主義建設和國家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始終堅持交大西遷支援西北建設的方針不動搖！彭康不僅是這樣說的，更是身先士卒這樣做的。
在交大西遷過程中，彭康始終堅持按照教育規律辦事，把握教育科研工作的正確方向。彭康認爲，交大是一所多科性工業大學，學校的主要工作是教學工作和科研工作，這些工作有自己的規律，可是這一切工作不能脫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標準。他說“我們是辦學校不是辦政治，但是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辦學校”，必須“從社會主義建設的合理部署這個角度來考慮，我們這個多科性工業大學如何發揮作用，如何更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 （彭康：《就交通大學遷校問題發表的個人意見》，《彭康文集（下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58-363頁）。他對比分析了在西安、上海進行教學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實事求是地指出：西安有有利的方面，也有暫時的困難，但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總體而言，交大遷校對支援西部建設和交大本身的發展都是有利的。儘管西遷是一項複雜艱鉅的工作，但在彭康的領導下，全校師生凝聚集體的力量，以實際行動做到了遷校和教學兩不誤。在緊張的遷校、建校過程中，學校的教學、科研工作仍然有序開展，西安交大還擴大了招生規模，建立了許多新專業、新實驗室，添置了新的研究設備。
作爲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彭康在交大師生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贏得了大家的信任、支持和愛戴。這與他堅強的革命意志、真誠的民主作風、深厚的理論修養、艱苦奮鬥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聯繫。這在他領導交大工作的長期實踐當中，特別是組織實施交大西遷過程中得以充分地體現。在討論西遷問題的過程中，彭康很好地運用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廣泛聽取師生員工、社會內外的意見和建議，在發揚民主的基礎上集中，再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進一步討論，在集中指導下實施民主，最後由校委會作出決議，提出新方案。在討論最激烈的那些日子裏，在彭康所住的上海康平路寓所幾乎每晚都要召開黨委和總支負責人的碰頭會。爲了正確處理遷校問題，爲了做到周恩來總理提出的“應該瞻前顧後，左顧右盼，四面八方都考慮到”，彭康嘔心瀝血，不知熬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
交大西遷是一項具有開拓意義的戰略行動。作爲交大西遷的領導者、組織者和實施者，彭康堪稱“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西遷精神的傑出典範。正是他以前瞻的戰略眼光、無私的獻身精神，帶領着交大師生奔赴祖國西部，開闢了西安交大一片嶄新的事業，以實際行動支援了大西北建設；也正是他展現卓越的領導藝術，發揮超強的管理智慧，妥善籌劃了交大分設兩地的方案，並且親手搭建好上海、西安兩所交大的發展平臺，規劃了兩校的發展目標。時至今日，他曾經領導的上海交通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一個雄踞祖國的東南，一個屹立祖國的西北。一對同根生的孿生子，共同繼承和發揚了交通大學優良的教學傳統和嚴謹學風，都已躋身國內一流大學行列並正在朝着世界一流大學的宏偉目標邁進，爲國家建設、西部發展源源不斷地奉獻着智慧和力量。
【學術檔案】
彭康（1901—1968），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教育家。江西萍鄉人。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加入創造社，先後翻譯馬克思的《費爾巴哈論綱》、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等經典哲學著作。1930年參加“左聯”，並參與組織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曾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宣傳部長、華中局宣傳部部長，華中局黨校校長。新中國成立後主要從事文化教育領導工作。1952年起任交通大學校長、黨委書記，兼任上海哲學學會會長，上海市社聯副主席。1955年起組織實施交通大學內遷西安、分設滬陝兩地，1959年後擔任西安交通大學校長、黨委書記。著作文稿編爲《彭康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