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那麼美妙的“祥瑞”事件

在中國古代，祥瑞（也稱“符瑞”，就是某些特殊的自然現象）往往被賦予了濃重的政治色彩，成爲讚頌帝王美德功績的重要載體。對於歷代的封建帝王來說，天降祥瑞既是上天的肯定，更是支撐未來美好前景的信念，因此態度一般都很積極。但凡事都有例外，《瓜生同蒂：明代的皇帝與臣民》一書就討論了發生在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的一次看起來並不那麼美妙的“祥瑞”事件。

《瓜生同蒂：明代的皇帝與臣民》，[美]施珊珊 著，康海源 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事情的來龍去脈其實並不複雜。洪武五年夏天，句容縣（今屬鎮江市）的村民張觀來到南京，向朝廷獻上了兩隻“嘉瓜”。其實，西瓜在當時並非什麼稀罕之物，“嘉瓜”的奧妙在於，這兩隻西瓜竟是對稱地長在一根瓜藤上，也就是所謂的“並蒂”。這也是書名“瓜生同蒂”的由來。只不過，張觀並沒有獲得什麼重賞，相反多年後因爲其他案件“兄弟坐事，並斬於市”，彷彿“同蒂即駢戮之象”。直到幾十年後，張觀的孫子張諫通過科舉當上了御史，這個“獻瓜”的家族纔在句容恢復了聲譽。

爲什麼朱元璋對“嘉瓜”會表現得如此冷淡？這正是《瓜生同蒂》一書所要討論的問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這本書的作者施珊珊是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歷史系教授，也曾擔任過美國明史學會會長，受過嚴格的傳統歷史學與中國古代文獻訓練，能夠直接使用明代文獻、地方誌、碑刻等一手史料。不過在書中，還是可以發現一些細節存在可商榷之處。譬如朱元璋早年起兵和州（今屬安徽），隨後渡江進兵攻克南京。從地圖上一望即知，他的大軍是在“南下”，書中卻誤爲“北上”，是個極明顯的錯誤。另外，“瓜蔓抄”一詞出自明成祖時“藉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裏爲墟”。作者顯然知道這點，並在書後註釋裏提到，但書中直接用這個詞來形容朱元璋所興的胡惟庸、藍玉大獄，似乎就有些張冠李戴之嫌了。

不過作者的確在翻檢史料時注意到了一個相當耐人尋味的情況，“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太祖最終處決了1372年進呈並蒂瓜的幾乎所有大臣，而這些人都曾與他共事多年”，“只有陶凱（禮部尚書）和沐英（朱元璋養子）在太祖對開國功臣的大肆誅殺中倖存下來”。

對於這一點，書中又將其與明朝初期的建都之爭聯繫了起來。明初定都南京，但朱元璋對此其實並不滿意。他在登基之初昭告天下時就指出，自己已於“鐘山之陽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是年爲洪武元年”。但這道開國詔書卻沒有宣佈“京師”建在何處。這無疑是朱元璋意欲在南京之外另選都城的表露。

到了洪武五年，也就是張觀獻瓜這一年，明朝的“京師”在法理上仍然是空缺的（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才下令改南京爲“京師”），與此同時，他又以自己的出生地臨濠（安徽鳳陽）爲“中都”，還免去了當地百姓的賦稅和勞役。此地雖離中原較近，但土地貧瘠，根本不具備成爲京師的條件。作爲智囊的劉伯溫就直言不諱：“鳳陽雖帝鄉，然非天子所都之地。雖已置中都，不宜居。”

在這樣的背景下，“嘉瓜”的出現就顯得有些微妙了。句容雖然只是區區一縣，卻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此地是朱元璋的“祖先”之地；第二，當時的句容隸屬應天府，與南京可謂近在咫尺。按照作者的分析，“大臣們看到太祖一心想要遷都鳳陽，於是可能提議把句容視爲太祖的另一個故鄉，這樣鄰近句容的南京就是名正言順的首都之選。他們在當時的議事中，試圖利用並蒂瓜之兆來改變太祖的想法”，“而不必公開提出異議”。

圖源：視覺中國

從後來的情況看，這些大臣們的想法可能並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果。畢竟，直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對於定鼎中原還不死心，故命皇太子朱標到關洛一帶考察。朱標在考察之後，選定洛陽並獻上建都圖，只不過因爲朱標於次年病逝，遷都洛陽之議也只能無疾而終。在各種無可奈何之下，明朝的第一個首都敲定在了應天府（南京）。

或許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朱元璋對於“嘉瓜”的態度爲什麼會如此冷淡，“因爲大臣們事實上似乎很有可能如太祖所懷疑的那樣，是在試圖操縱他”。於是乎，朱元璋接受了獻瓜，但同時又拒絕將其作爲一種吉兆。書中引用《明太祖實錄》的記載“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人應之，於朕何預”，換言之，小小的一對西瓜，怎麼能表盡龐大帝國的氣數。

如果僅從以上思路出發的話，作者在書中的分析可謂合情合理。但作者似乎沒有提到另外的信息：終明太祖之世，“祥瑞”其實不止“並蒂瓜”這一樁。譬如，洪武三年五月，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洪武四年二月淮安、寧國、揚州等獻瑞麥；洪武四年十月甲戌，甘露降於鐘山；洪武八年甘露降於南郊；洪武十八年四月、洪武二十一年五月見五色雲；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蠶成繭。而從《明太祖寶訓》這部記載朱元璋重要言論的官方史書看，對於這些祥瑞（不光是“嘉瓜”），朱元璋的態度都出奇的冷靜。譬如正在鬧饑饉的鳳翔進瑞麥一事，引來的就是皇帝的怒火：“借使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所養，雖無瑞麥何傷？”由此也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內心對祥瑞之說是絕無一點崇信的。所謂“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主，豈有不敗？”考慮到這樣一個書中不曾明言的背景，句容的張觀獻上“嘉瓜”得到區區1200文錢的獎賞，可能已經算是運氣好的了。這件事本身，可以說就是一個“富有戲劇性的錯誤”。

從1373年，也就是張觀獻瓜的第二年起，明朝廷“科舉暫停了十年”，因爲朱元璋“不信任考試選拔出來的文人士子”。然而，在明朝開國幾十年後，“科舉考試基本上成了進入官場的唯一途徑”。如此巨大的反差，倒是印證了書中的另一句話：“歷史學家的艱鉅任務是公正地評價明太祖權力的範圍和性質，認識到他可能在某些領域擁有巨大的權力，而在其他領域則沒有什麼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