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有作爲工具的一番自豪”

1945年5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做報告時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相信工具論。……過去我們有許多同志不瞭解這個問題，認爲自己是英雄，出來是幹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對的，但應該是作爲工具的一番自豪。”“作爲工具的一番自豪”這句話擲地有聲，揭示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政績立場、政績態度和政績標準上自覺踐行“作爲民造福工具”的深刻道理。

在領導革命、建設的實踐中，毛澤東展現出一個偉大革命領袖時刻心繫人民、終身爲民造福的赤子情懷。1945年10月7日前往重慶談判的毛澤東將舊作《沁園春·雪》書贈柳亞子。該詞一經發表，即被蔣介石集團稱爲毛澤東有“帝王思想”。195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毛澤東在《沁園春·雪》的天頭上寫下了一段批註，指出“末三句，是指無產階級”。“末三句”是“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創造的帝王偉業，在毛澤東心中，不過“略輸文采”“稍遜風騷”“只識彎弓”而已，人民纔是歷史的主人，真正的風流人物，人民的事業纔是功在千秋的偉業。毛澤東對“人民”曾有幾種不同的比喻，即把人民比作“上帝”，樹敬畏之心；比作“眼睛”，懷珍愛之意；比作“土地”，報養育之恩；比作“水”，感魚水之情，“水裏可以沒有魚，但魚兒卻永遠離不開水”。

1977年7月，經歷“三落三起”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出席黨的十屆三中全會，發表了一番出自肺腑、感人至深的話。他說：“作爲一名老的共產黨員，還能在不多的餘年裏爲黨爲國家爲人民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個人來說是高興的。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20世紀80年代初，當英國培格曼出版公司準備出版鄧小平的文集並請他作序時，他滿懷深情地寫道：“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着我的祖國和人民。”這質樸的語言，集中表達了鄧小平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大愛。

黨的事業，人民的事業，是靠千千萬萬黨員、幹部幹出來的，實幹才能出真政績。“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之一的焦裕祿，帶領幹部羣衆整治內澇、風沙、鹽鹼，“心中裝着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福建省東山縣原縣委書記谷文昌帶領百姓植樹造林82000多畝，爲改變東山千百年來惡性循環的生態環境作出了貢獻。“不帶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爲人民”，谷文昌將這兩句話寫在了筆記本上，踐行了一輩子。1958年，中國啓動核潛艇研製工程。黃旭華遠離家鄉、荒島求索，深藏功名三十載，用一生的默默堅守，踐行“此生屬於祖國，此生無怨無悔”的人生誓言。“呦呦鹿鳴，食野之蒿”，20世紀60年代，在氯喹抗瘧失效、人類飽受瘧疾之害的情況下，屠呦呦團隊通過艱辛的科研攻關，最終於1972年發現了青蒿素。她成爲首獲科學類諾貝爾獎的中國人。禾下乘涼夢，一夢逐一生。“雜交水稻之父”、中國工程院院士、“共和國勳章”獲得者袁隆平，是我國研究與發展雜交水稻的開創者，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利用水稻雜交優勢的科學家。他躬耕田野、腳踏實地，把科技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

正是有焦裕祿、谷文昌等一大批勇於擔當、甘於奉獻、實幹爲民的優秀執政骨幹；黃旭華、屠呦呦、袁隆平等一大批具有家國情懷、敢爲人先、心繫人民的時代楷模，秉持和踐行爲民造福的政績觀，心甘情願作造福人民的“工具”，才贏得了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繁榮。

毛澤東指出：“羣衆是從實踐中來選擇他們的領導工具、他們的領導者。被選的人，如果自以爲了不得，不是自覺地作工具，而以爲‘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錯了。”現實中，一些黨員幹部不願自覺作爲民造福的工具，有的甚至背叛入黨誓言，拋棄初心使命，由“公僕”變“老爺”，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變爲攫取非法名利的工具，最終被人民唾棄。

新徵程上，堅定把爲民造福作爲最大政績，保持“作爲工具的一番自豪”，就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爲指導，牢固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堅定走好新時代黨的羣衆路線，創造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

（作者爲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