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糾纏，不僅是加繆

奧蘭城在地中海邊，是阿爾及利亞的第二大城市。去那裏的遊客不多，知道這座城市的人，不少是因爲一本小說。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的《鼠疫》發生地就在奧蘭。小說裏，鼠疫突然襲來，城門封了，人和人隔開，活着的和死了的，都被困在城裏。書裏有一句話，流傳很廣：“在這個世界上，經歷鼠疫的次數和發生戰爭的次數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戰爭面前，人們總是同樣地不知所措。”

加繆生在阿爾及利亞，長在阿爾及利亞，父親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母親是西班牙裔的阿爾及利亞人，他自己在阿爾及爾的貧民區里長大，靠着獎學金讀完書。加繆後來去了巴黎，成了法國文學裏繞不開的名字，但他的底色始終是阿爾及利亞的。有人說他是法國作家，這話對，但不全對。更準確的說法是，他是一個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作家，或者說，一個用法語寫作的阿爾及利亞人。這兩種身份在他身上纏了一輩子，到死也沒解開。

這種身份上的糾纏，不只屬於加繆一個人，它屬於整個阿爾及利亞。

法國人1830年入侵時，沒把阿爾及利亞當成一般的殖民地。1848年，法國政府直接把它劃成了三個省，算作法國本土的一部分。地中海南岸的這片土地，在法律上成了巴黎、里昂、波爾多的延伸。阿爾及利亞的小學課本里寫着“我們的祖先高盧人”，和法國本土的孩子讀的是同一本。法國人對這邊的移民，給地、給身份，一百多年下來，定居的歐洲人接近一百萬。

這種吞併式的殖民，在近代史上算是一個異類。它把征服者搬過來，和被征服者一起，塞進同一塊土地。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從這片土地的主人變成了邊緣人。最好的沿海平原被分給歐洲移民，本地人被驅趕到貧瘠的內陸和沙漠區；歐洲人有學校、醫院、農場、工廠，本地人中多數連法語都不會說，被排除在現代經濟之外。所謂法國本土，是歐洲人的本土，不是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的本土。

兩撥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中間隔着一堵看不見的牆。1945年5月，德國投降的消息傳到阿爾及利亞，本地人在參加慶祝勝利的遊行時呼籲自由和獨立，結果遭到警察的鎮壓。那場發生在塞蒂夫和蓋勒瑪的鎮壓究竟死了多少人，到今天也說不清楚。法國人說幾千，阿爾及利亞人說幾萬。但自那以後，中間那堵牆再也沒人能拆掉。

1954年，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爆發。這場戰爭打了八年，其慘烈的程度，在二十世紀的非殖民化進程裏數一數二。八年裏，近百萬人死亡，兩百多萬人流離失所。法國也被這場戰爭拖垮，換了四任政府，最後於1962年，由戴高樂復出重組的新政府承認了阿爾及利亞擁有自決權。

行政效率低、決策層級多、對外封閉、內部僵化，這些讓阿爾及利亞人頭疼的事都能在歷史裏找到影子。被吞併、剝奪、打壓，這些經歷不可能不留下痕跡。阿爾及利亞的防備心寫在法律裏，也寫在日常裏。一百多年的殖民史，留下的不只是幾座法式建築和一門法語，還有一種深入骨髓的不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