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工業革命，技術進步與社會公平如何平衡？

《工業革命研究講義》是一部聚焦工業革命研究的學術講義著作。作者以全球視野下的工業革命研究進程爲視角，對19世紀以來學術界最主要的工業革命研究文獻進行了系統梳理，區分了“革命說”與“漸變說”這兩種關於工業革命的基本歷史敘事，考察了經濟史研究範式轉移的背景下，工業革命研究在方法、詮釋與理論上出現的變化，辨析了不同學術觀點形成的機理，綜合呈現了工業革命的概念源流、經典詮釋、理論構建、技術與經濟社會變革及多元影響。

《工業革命研究講義》，嚴 鵬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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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工業革命中的女工

男女地位不平等是人類歷史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結構，而爭取性別權利平等的社會運動，自工業革命時代以來，聲勢越來越大，真正代表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女性與工業革命的關係，一直是熱議的話題。在2015年美國出版的一本兒童讀物《工業革命時代女性的故事：變遷的角色，變遷的生活》中，開篇寫道：“在18世紀早期的美國和英國，大部分人生活在農村，他們像農夫那樣工作，或用簡單的機器生產物品。但從18世紀中葉開始，用蒸汽和煤驅動的新機器開始大規模生產商品。這就是工業革命。一些人被大工廠僱傭來操作機器，另一些人下礦井挖煤。這些人收入低，工作條件差。對工資低於男性且權利更少的女性工人來說，生活格外艱難。”作爲兒童讀物，這本書對於工業革命的定義之膚淺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它對於工業革命的描述，尤其對於工業革命時期女工生活的介紹，體現的是湯因比等早期學者創立的經典敘事，或者，用湯普森的話說，是一種“災變論”的觀點。

當然，早期的“災變論”觀點並不是完全體現爲進步的。20世紀60年代，一位作者針對工業革命的早期批判者寫道：“這些批評家認爲，工廠要爲男女性亂、通姦、賣淫等等那個時代所有的社會問題承擔責任。對婦女到工廠中做工這一現象的譴責，隱含着這樣一種觀念：婦女的活動空間就是在家裏，她唯一正當的角色就是相夫教子。這些人士還指責工廠制度使女孩子脫離了父母的監視性限制，鼓勵她們早婚。後來，又有人指責工廠制度使女孩子不懂母愛之道，沒有持家能力，還使婦女失去了順服的美德而養成了奢侈的習慣。”這位作者所言不虛。工業革命衝擊了傳統的父權制與夫權制，而批評工業革命的人中，既有向前看的進步主義者，也有向後看的保守主義者。

同時，對於19世紀的婦女爲什麼進工廠做工，早期的流行解釋有兩個：其一，認爲她們的“丈夫喜歡在家裏閒待着，靠他們的老婆養活”；其二，認爲工廠制度“排斥成年男子，而把‘供養她們的丈夫和家庭的責任和負擔’強加在她們肩上”。但是，至少到20世紀50年代，已經有學者指出這兩種說法“沒有任何統計學上的依據”。事實上，婦女到工廠做工有着很實際的考慮，有的是因爲丈夫的收入不足以養活全家；有的是寡居或孀居；有的是沒有生養子女，或子女已經成年；有的丈夫沒有工作或者是季節工；有一少部分人，儘管丈夫的收入已經足夠養活全家，但自己還是願意出來做工，爲的是讓家裏過得稍微舒適點。當然，爲工業革命辯護的最佳論點是，工業革命帶來了婦女的解放，使她們有了經濟上的獨立性，而經濟獨立是人身獨立的基礎。一位對工業革命持保留態度的學者也不得不寫道：“到工廠做工的婦女儘管確實失去了生活中一些最美好的東西，但卻獲得了獨立性……她們掙來的錢是自己的。工廠使她獲得了屬於自己的經濟地位，而歷史上的婦女們只有羨慕的份兒。”誠哉斯言。

艾薇·平克貝克的《女工與工業革命（1750—1850）》初版於1930年，1969年與1977年分別再版，可謂是一本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研究著作，也是研究工業革命時期女工的早期文獻的代表。全書共12章，從18世紀農業中的婦女開始談起，非常全面地探討了工業革命進程中英國婦女工作的轉變。該書第二編《工業和貿易中的女性》可謂精華所在，分門別類地討論了家舍紡織業、紡紗業、手工織布業、新式工廠、小型家舍工業、煤礦與金屬生意、手工業和商業中的女性。該書蒐集並整理了大量數據，如1787—1781年紡紗工的日平均工資等。就研究的廣度和深度而言，《女工與工業革命（1750—1850）》具有歷久彌新的參考價值。艾薇指出，工業革命開始時，早期工廠僱傭的成年女工人數很少。在過去，紡紗主要是婦女的工作，但剛發明出來的機器需要有高度技能的勞工，於是，更多男性得到僱傭。19世紀初，隨着蒸汽動力的發展，機器變得越來越大也越來越複雜，工廠對成年勞動力的需求隨之增長，女工的比例開始擴大。1833年的《工廠法》限制僱傭童工後，女工數量有了極大的增長。通過分析家庭賬單等史料，艾薇認爲，鮮肉消費的增長和着裝的進步表明了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女工第一次有了條件去在穿着打扮上悅己。她引用了1832年的一段評論：“工廠僱傭的很多年輕婦女根本不去做她們自己穿的衣服；她們的工作服是在成衣店裏獲得的，這種現成的衣服在工業區裏到處都是；她們星期天穿的衣服，就是非常時髦的那類，無論在何處她們都負擔得起，是由一些有名的店鋪製作的……”過去，已婚婦女是農業、貿易或家舍工業中的某種類型的工作夥伴，但工業革命使大部分已婚婦女喪失了經濟獨立性，除非她們走出家門去賺工資，否則她們將在財務上依附於丈夫。對那些單身女工來說，工業革命最大的影響就是賦予了她們社會與經濟上的獨立性。可以說，艾薇是反對“災變論”的，並充分肯定了工業革命對於女性解放的意義。或許，艾薇作爲女性學者，生活在距工業革命尚不遙遠的時代裏，有某種感同身受。

喬伊斯·伯內特出版於2008年的《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性別、工作與工資》是目前較爲全面探討工業革命時期女工問題的新出成果。作爲莫基爾的學生，伯內特繼承了乃師使用經濟學方法研究工業革命的基本思路。伯內特在書的導論中寫道：“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初，女性和男性通常不從事同種類的工作，也不獲得同樣的報酬。這種差異廣爲人知，而最常見的解釋是，這種差異是由歧視和性別意識形態造成的。本書則將用經濟動機來解釋我們觀察到的現象。”其實，如前所述，早在20世紀50年代，已經有學者開始用經濟動機來解釋工業革命中的女工問題了，但是，伯內特的研究使用了更爲精巧複雜的數學工具，這是其著作的最大特色。

《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性別、工作與工資》蒐集了大量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女性的職業與工資的數據，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數據對於讀者而言是最寶貴的。例如，她蒐集了從1751年到1851年間可以找到的英國各行業僱工性別比的數據。這些行業從羊毛紡織業、棉紡織業、造紙業、手工織布業到煤炭業，涉及面非常廣。在利茲的毛紡工廠裏，1813年女工比例爲26.3%，1830年升至34.2%。1816年，蘇格蘭棉紡工廠裏的女工比例爲68.3%，諾丁漢郡棉紡工廠的女工佔63.6%，而1833年蘭開夏29家棉紡廠的女工比重則爲50.7%。1833年，在蘭開夏與柴郡的棉紡織工廠裏，女性梳毛工佔比59.8%，女性騾機紡紗工與接頭工佔比18.7%，女性搖紗工佔比94.6%，女性織工佔比56.9%，而女性工程師與技師佔比僅0.8%。在1842年有數據可查的5個地區的煤礦業中，僅3個地區僱有女性，比重分別爲2.2%、7.9%和29.7%。至於在1840年前後的手工織布業中，女性工人佔比通常能達到40%，但也有7.0%的極低值和20.1%的較低值。這些零碎的數據呈現了工業革命時期女性就業的基本圖景。

在女性工資方面，伯內特蒐集數據的範圍時間上從1650年到1843年，行業分佈包括農業、家舍工業、教育業、工廠紡織業、手工織布業、金屬業和家政業等，地區分佈則同樣零碎，由資料的可獲取性決定。從計件工資來看，1830年曼徹斯特女性騾機紡紗工的工資爲每週12—14先令，平均僅爲同工種男性工資的47%。1833年伯思郡女性騾機紡紗工的工資爲每週9—11先令，爲男性的69%。通過分析1833年的樣本，伯內特算出了紡織工廠裏不同年齡段男女工人的工資比率，發現女孩子和男孩子的工資水平相仿，因爲女孩比男孩早熟，但到16歲以後，男性獲得的工資就迅速超過女性，兩者的差距將持續到男女年齡較老時才縮小。

伯內特的歷史研究，論證了自由競爭市場的好處。而她所揭示的歷史經驗，當然有着強烈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