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黎明寫着信】金蘭之盟，姊妹之約 | 連芷平

一

近現代史上，中國有過不少知名的女性同盟，吾鄉福建就有一個現象級的羣體：生活在惠東崇武的“惠安女”。

她們常年生活在海邊，風吹日曬，普遍顯得比較黝黑，但她們的服飾卻特別亮麗：花頭巾，黃斗笠，這還不夠，斗笠的兩邊要佩上大朵絹花。短到腰間的上衣一般是高純度的紅、黃、綠、藍，只有褲子是素色的，但每個女人的腰間都會纏着幾圈閃光的純銀鏈子——這是惠安女的日常裝束，無論她們在灘塗上撬海蠣，還是在工地裏挑巨石，都穿戴得這麼認真。

因爲美麗的衣着，因爲大海是她們勞作的背景，惠安女成了閩南著名的“風景”。拍照的人、畫畫的人、寫作的人，都喜歡到崇武去採風。舒婷寫過一首詩《惠安女子》：“當洞簫和琵琶在晚照中/喚醒普遍的憂傷/你把頭巾一角輕輕咬在嘴裏……”雖然詩人對惠安女的命運產生了共情，但還是表達得太過詩意。崇武海邊沒有洞簫，也沒有琵琶，“憂傷”不足以形容惠安女的命運，而“輕輕”也不是她們的方式。

她們的方式，是那麼重，重過她們拼盡全力抬起的巨石。

惠安女最爲引發社會關注的，是她們的集體自殺。依地方誌記載，源起可追溯到1890年代，每次集體自殺“少則二三人，多至五六人。或同姓，或異姓。非姊妹則姑侄”。人數最多的一次是1945年，有27名女性集體自殺。而民國時期，在同一個池塘跳水身亡的女性達800多人。相傳有個70多戶人家的村莊，“由於集體自殺嚴重，到解放初全村幾乎沒有女性”。在另一個小鎮，某一年裏自殺的女性達到了135人。

這些自殺的女性一般都很年輕，只有二十三四歲。“紅花魚要喫趁新鮮，咱若要死趁年青……”惠安女在自創的歌謠裏這樣唱道。她們裝扮得那麼隆重，那麼熱烈，看起來對生活有無限的激情和敬愛，爲什麼要赴死呢？而且還要慘烈地“趁年輕”？

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羣》裏，女主人公頌蓮的住處有一口井，曾有多位女性在此跳井身亡，蘇童寫道：“那口井向她隱晦地呼喚着。頌蓮捂住胸口，她覺得她在虛無中聽見了某種啓迪的聲音。”

是命運的悲情，成了將女性引向“深井”的無形中介物。關於惠安女自殺的原因，外界有幾個猜想：一是當地童婚的陋習，讓惠安女早早喪失了自由婚戀的可能；二是不落夫家的殘酷風俗，使惠安女在生育孩子之前，每年只能和丈夫見面幾次，在感情上長期缺乏依託；三是閩南地區嚴重的重男輕女思想，讓惠安女地位卑微，普遍處於艱辛的生存境地中，她們負擔着全家最沉重的苦力活，經常掛在嘴上的口頭禪是“查某人很歹命”，意思是“女人的命很苦”。

那個年代的鄉村女性，確實沒有幾個不“歹命”的。包辦婚姻常見，不落夫家並不只是惠安女性的遭遇，重男輕女更是幾乎所有中國女人的不幸。但現實中，多數女性都跌摸滾爬地努力活了下去，自殺的是極少數，年年月月發生着集體自殺事件的，只有惠安女羣體。所以，惠安女的高頻自殺，據學界的研究，恐怕另有一個重要的歸因，那便是“集體”。

二

兩個或幾個女性結（拜）成小集體，互稱“姊妹”，這種文化曾長期存在於福建、廣東、湖南等地。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如貴州和廣西也有這種習慣，稱作結“老同”。福建惠安女的老同組織有個別緻的叫法，叫“金蘭盟”。廣東順德的自梳女羣體則叫做“金蘭會”。湖南永州的女書姊妹會與少數民族一樣，稱爲“老同”。雖然這些叫法大同小異，但實際意義很相似，即女性內部主動形成了一套建構女性情感生活的人際系統。然而，不同地區的女性聯盟，因爲不同的“集體”氛圍，促生了迥異的命運。

廣東順德的部分女性自願成爲“自梳女”後，經過慎重的儀式，將頭髮盤起，意味着終生放棄婚嫁。她們進入紡織廠打工，或者漂洋過海到東南亞一帶當家傭，依賴這兩種具有地域特徵的勞動方式，實現了經濟獨立。自梳女內部產生的“經濟管理”體系也有意識地協助大家管理儲蓄，建立終老場所“冰玉堂”，使這些不婚育、沒有後代的女性老有所依。可以說，自梳女的金蘭會產生了很大的能量，構建出自己的“小社會”，讓這個羣體過上了令許多人羨慕的豐足生活。

湖南永州的女書羣體，則是以一種“精神存在”的方式運作。在女性沒有受教育機會的時代，她們用驚人的天賦創造了一套供女性使用的文字：“女書”，單字達到了一千個左右。“老同”們用女書寫信，訴說友誼和思念，也寫詩，寫下生爲女性的痛苦。女人們每每聚在一起，都會用自己的文字歌唱，雖然歌詞大多是淚淋淋的，但是聚而歌的形式，慰藉了她們的心，而掌握文字、具備書寫的能力，使她們得到“昇華”。這便是弗洛伊德所言的“藝術爲何有療愈功能”的心理機制。生活很苦，但她們超越着這種苦。今天，在官方對女書的介紹中，寫着“女書是世界迄今發現的唯一女性專用文字，2006年，女書習俗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些不識漢字的女性，以創造自己文字的方式被國家和世界“看見”。

而另一種女性同盟發生在遙遠的東北。十九世紀後，西方傳教士在東北鄉村創辦教會，這給一些抗拒婚姻的女性提供了“逃難之地”。爲了不婚而加入教會的女性被稱爲“守貞女”，她們在教會里學習了文字和書寫，也接觸到了遙遠西方（比如法國）的新興觀念，從而改變了傳統女性的生命態度，乃至改變了人生軌跡。

可見，這些女性同盟對女性人生的意義，是在困境中尋求互助、認同與出路。同盟本身是一箇中性的容器，它承載何種內容，導向何種命運，取決於它所能獲取的資源，以及其內部共同建構的價值觀。若女性同盟能夠集體爭取經濟獨立和受教育機會，它能爆發出強大的能量。

三

歷史上，惠安女從未裹過腳，因爲要幹活，她們在農活上比男人做得多得多。由於生活在東南沿海，惠安女和自梳女一樣，很早就有了打工掙錢的渠道，比如到廈門做石工和碼頭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攝影師們採風鏡頭下的惠安女，往往衣着燦爛奪目，而幾副弱小的身軀，一起肩扛着體量驚人的巨石，在視覺上極其震撼。但惠安女始終無法像自梳女那樣發展出獨立的經濟能力，因爲她們家庭地位卑微，掙的錢必須全部歸夫家或父母家支配。

像女書羣體那樣，惠安女也聚在一起傾訴和誦唱，並用閩南方言創作了許多女性內部傳唱的歌謠。但這些歌謠傳唱的往往是對生活的絕望，且將死亡作爲解脫苦海的不二法門。閩南一帶普遍信仰鬼神，惠安女更是對“冥府”充滿想象，“唱決訪冥”是惠安女在深夜進行的一項神祕活動，彼時，姊妹們圍坐在一起，叩桌，撫掌，衆人誦唱着“落陰（間）”的詞，將其中一位姊妹“送入冥府”，去和死去的親人相見與對話。結束時，大家又一起唱“回陽決詞”，讓那位“落陰”的姐妹“回到陽間”，清醒過來。

“落陰”活動充滿了巫術氣息，短暫的“脫離陽間”，成爲惠安女對苦難現實的一種逃離。反覆的死亡遊戲——對死亡的扮演，對冥府決詞的反覆誦唱，使得“死”這一符號深入到了惠安女的精神深處，逐漸地重構了這些苦楚女性的無意識，她們不但認爲死並不可怕，甚至產生出一種奇特的“死之嚮往”。

當地民衆對自殺女性——尤其是未婚的自殺女性所舉行的祭奠方式，是將她們敬爲仙姑，這進一步讓惠安女將死亡視爲解決生之困境的“超越方式”。比如有惠安女“跳壑”，人們便“就壑之左近，山之麓，道之傍，築壇塑像祀之。像不以泥，不以木，而以紙糊之。名其神曰幾姑幾姊。依其死之人數而呼，四時伏臘，家屬親友，供以粢盛。壇不設門，高不及肩。鄉人以事禱者輒應，酬以牲禮，獻以花粉”。人們還會“在死過人的池塘裏引魂超度，爲亡靈建立廟宇”，祈求得到死者的保佑。有的地方則爲“集體自殺死去的婦女們在村子周圍建立了十多間夫人廟”。生前地位卑微，自殺身亡卻能被敬爲“仙姑”或“夫人”，受到香火祭拜，這樣的地方風俗，讓惠安女不由得將自殺看作“化身成神”的途徑，因而不少女性“以可作姑娘（即神女）而招羣自殺”。

因此，惠安女的“金蘭盟”，成爲傳頌死亡話語、渲染死亡氛圍的團體。儘管姊妹們平時互相傾訴，成爲彼此的精神支柱，但有人想自殺時，她也會說服同伴共同赴死。有些女性在現實中並沒有絕望的境遇，她們加入集體自殺只是一種“從衆死”，或因身爲金蘭盟的姊妹成員而“義死”。於是，同盟內部原本用於相互扶持的緊密聯結，在極端情況下變質爲“說服同伴共同赴死”的壓力機制。此時的“金蘭盟”，從一個本應珍視生命、互助前行的組織，異化爲一個傳遞和放大“死亡衝動”的封閉迴路。它非但未能成爲對抗外部壓迫的力量，反而將壓迫內化，並以最極端的方式——自我消滅——來“踐行”集體精神，這無疑是女性同盟最沉痛的黑暗教材。

四

惠安女的集體自殺現象終結於1990年代。當地的童婚習俗已逐漸消亡——懷舊的人們常常不分青紅皁白地懷念古早，但是顯而易見地，至少女性的命運相比上一代人發生了實實在在的變化。今天的順德女性不再需要以自梳的儀式自絕於婚姻，不婚的女性也不再需要將“冰玉堂”作爲靈位的唯一歸宿。在永州，女性已不必千辛萬苦地創造自己的文字。而今天，大部分惠安女脫下了她們絢爛的傳統衣服（除非爲旅遊業所需），她們仍然喫苦耐勞，四季忙碌，但不再爲包辦的童婚而恐懼婚姻，不再爲不落夫家而絕望於生活，也不再彼此說服着將自殺作爲一條“出路”。

當我走在惠東崇武的村子裏，看到鄉村人口的凋零，祠堂的落寞，我感到由衷地高興，這裏恐怕是我唯一期望鄉村消失的地方。準確地說，我希望鄉村帶給惠安女的那些“死亡衝動”被徹底消解。宗族勢力退潮了，城鎮化改變了鄉村的格局。崇武半島的海浪帶來魚蝦，但不再捲走年輕女孩的身體；村頭的水井消失了，也意味着沒有人再往裏跳。

不過，惠安女的人生是否已經卸下了所有沉重的東西？她們仍將“很歹命”放在嘴上，仍然家裏家外地做得比男人還多。她們的生活在變好，但與都市女性相比，她們的家庭地位依然卑微，命運依舊艱辛。這片土地需要繼續被深深地挖起，燃燒，播種，重生。需要繼續重建，繼續創造，重建出與死亡衝動相對抗的新詞，創造出飽含生之希望的話語系統。

【給黎明寫着信】是連芷平在筆會的專欄，本文配圖均由其攝於惠安縣崇武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