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影視稀缺題材“五代十國”，《太平年》研討會探路歷史正劇新表達

一段長期不被高光的歷史，如何在熒屏中被藝術化點亮？歷史正劇又如何平衡尊重歷史與藝術表達？由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研究所、中國文化研究所聯合主辦的“吳越文化視閾下的歷史題材電視劇創作——電視劇《太平年》研討會”日前在北京舉行。來自學界、業界的專家學者與主創團隊圍繞重大歷史題材影視創作、吳越文化研究與傳播等議題展開深入研討。與會專家認爲，歷史題材電視劇太平年通過聚焦五代十國這一歷史階段，不僅填補了影視創作空白，也爲當代歷史正劇創作提供了諸多啓示。

研討會現場。（彭丹/攝）

點亮被長期“冷落”的歷史

在與會專家看來，《太平年》的最大突破之一，是把敘事視角投向長期被文藝作品冷落的五代十國時期，使這一在影視創作中近乎空白的歷史階段重新進入公衆視野。

中國高校影視學會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丁亞平指出，在傳統歷史敘述中，五代十國往往只是唐宋之間的“過渡段落”，常被簡單概括爲“政權更迭頻繁、社會動盪不安”，在教材中往往一筆帶過。《太平年》則將鏡頭對準這一歷史階段，通過人物命運與政治格局的展開，“重新點亮了這段被遮蔽的歷史。”

在丁亞平看來，該劇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當社會秩序破碎時，人們依靠什麼維繫生存與秩序，又如何在動盪中重建太平？“劇集把主線是放在吳越國和其君主錢弘俶的成長上，其實是很有意味的。它展示的是家國在動盪時代洪流裏的堅守——堅守住百姓民生和安穩秩序，堅守一種不被戰火吞沒的可能。這提醒我們，太平從來不是自然形成的，是人們動用智慧、情理，一點點爭出來、熬出來的選擇。”

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祕書長閆少非也注意到，長期以來，中國歷史劇多聚焦秦漢、盛唐等文明高度繁榮的階段，而對五代十國這一政權更迭頻繁、中央集權薄弱的歷史過渡時期，影視創作很少涉及。《太平年》通過展現亂世格局中吳越“以民生爲重、以和平爲先”的歷史選擇，跳出了傳統“成王敗寇”的敘事框架，將一地一姓的興衰與天下蒼生的安危相聯繫，既還原了歷史統一的大勢，也賦予“太平”以跨越時空的價值內涵。

多位專家還從文化層面闡釋了這一題材的意義。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研究所副所長許婧指出，《太平年》通過吳越文化的視角，對“何以中國”的問題給出了獨特回答。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理論評論專業委員會會長、北京語言大學特聘教授王一川則將《太平年》形容爲“從史海深處鉤沉出的璀璨遺珠”。他認爲，作品通過吳越國的歷史敘事，呈現出一種清潤濟世的吳越文化精神——既有江南山水與人情風物所體現的清新雅緻，也包含務實利民、經世致用的價值精神。《太平年》通過影視藝術的方式，使這一歷史文化資源得以被當代觀衆重新認識與思考。

在有限史料中提煉主題

聚焦一段“小衆”的歷史時期，電視劇《太平年》編劇董哲坦言，在最初構思時曾低估了這一題材的創作難度。雖然他曾創作過以五代十國爲歷史背景的網文小說，在寫作劇中“中原”這條線時還算遊刃有餘，但在涉及吳越國曆史時，史料極爲稀少且零散，下筆也變得艱難。

“目前關於吳越國較爲系統的史料主要來自《吳越備史》，但該書在歷史傳承過程中大量散佚，現存內容僅爲吳越歷代國王傳記的一部分；此外，《舊五代史》《新五代史》《資治通鑑》以及《十國春秋》等文獻雖有涉及，但資料依然零碎有限。”爲此，在尊重歷史框架的前提下，創作者需要在有限史料基礎上進行大量梳理、拼接與合理想象，做到歷史嚴謹與戲劇性的平衡。

最終，董哲選擇以一個核心主題作爲全劇敘事的骨架，將散落於史籍中的歷史線索與經過嚴謹推敲的藝術想象縫接整合在這一框架之中。“電視劇創作不是做歷史的‘切片’，而是通過故事和人物討論問題。”創作團隊通過南北兩條敘事線展開對照：一方面呈現中原地區在戰亂背景下的權力更迭與生存壓力，另一方面展現吳越社會在相對和平環境中對制度與治理問題的思考。董哲表示，通過這種對比，可以更好地體現不同歷史環境下社會矛盾與治理邏輯的差異，並進一步凸顯吳越選擇“納土歸宋”的歷史意義。

在與會專家看來，《太平年》的火熱出圈，爲一度沉寂的歷史正劇創作提供了啓示。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院長鬍智鋒用“史、詩、情、思”四個字概括了該劇的藝術特質。其中，“史”指的是作品紮實的歷史縱深，“詩”體現爲影像與音樂營造出的詩性意境，“情”表現爲家國情懷與人物情感的多層次呈現，而“思”則體現爲作品對戰爭與和平、亂與治、公與私等問題的深層思考。他認爲，《太平年》雖是講歷史，卻“融入了現代社會的思想情感訴求”，啓示歷史題材電視劇如何用當代思想激活歷史文本。

人物塑造同樣是《太平年》中的出彩部分。丁亞平提到，該劇避免了簡單的善惡對立敘事，而是將人物置於亂世環境中，呈現出複雜的人性結構。例如歷史人物馮道在傳統評價中常被簡單化處理，而劇中則通過多重情境展示其在動盪時代維持政務運轉與社會秩序的複雜角色。這種更具歷史感與人性深度的刻畫方式，使觀衆能夠擯除簡單、二元的對錯觀，理解歷史人物與其所處的道德情景的複雜性。

《太平年》的成功也爲當下電視劇行業開拓了思路。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影視獨舌》內容總監李星文認爲，這部作品的出現表明中國電視劇行業正從“拼產量”逐漸轉向“卷質量”，高品質歷史題材作品依然能夠形成強大的社會影響力。“這部劇表明長劇的歷史厚度依然是短劇所無法承載的。”胡智鋒表示，在長短劇之爭愈發激烈的當下，《天平年》證明了具有歷史厚度和思想深度的長篇歷史劇依然具有廣闊市場，“長期主義”的創作理念依然不過時。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谷卿作學術總結。他指出，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從歷史學、文藝評論、影視創作、文化研究等多個角度發表了富有學理性的見解，形成重要的學術共識，打通了歷史研究、文化傳承、影視創作的壁壘。

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喻靜出席研討會並發表致辭，表示此次研討會既是搭建起學界與業界的深度對話平臺，也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發揮文化研究、影視研究、文藝評論學科優勢的重要舉措。會議由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趙衛防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