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走向澄明之境的雙人舞 | 吳其堯

譯者與編輯的關係問題在以往的學界和讀書界均少有人談及，這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翻開羅新璋、陳應年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翻譯論集》，和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編、外研社出版的《翻譯研究論文集》兩套書，幾乎找不到一篇文章論及兩者的關係。而在現實中，編譯之間的關係卻是非常重要的。我曾不止一次聽一些譯者說過，他或她翻譯的書，編輯連一個字都沒有改動，有時甚至連錯別字都不改，這樣的編輯自然是極少數。也有的編輯任意改動譯者的文字，之後也不與譯者溝通，導致譯者極爲不滿，這樣的編輯數量也不多。更多的編輯則是循規蹈矩，在譯文中看到了問題後與譯者溝通。譯者的情況與編輯的情況庶幾近之。

近讀香港作家、翻譯家及翻譯研究學者孔慧怡教授的《不帶感傷的回憶》（2022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一書，發現孔教授在書中把譯者分爲三類：“以我的經驗，學界大概有三種譯者（他們的自我感覺不一定反映實際能力）：第一種充滿自信，認爲作品無懈可擊；第二種謙遜低調，對編輯的建議無有不從；第三種態度開放，仔細考慮編輯的建議，以此爲修改譯稿的基礎，編和譯之間的對話可以持續很久。”（第205頁）我完全認同孔教授的分類，編與譯之間的這場對話彷彿就是一場走向澄明之境的雙人舞，既需要各自精湛的舞技又需要雙方默契的配合。在翻譯界，認真負責的編輯和態度開放的譯者應該是佔絕大多數的，這大概毋庸置疑。

孔教授《不帶感傷的回憶》一書中稱張佩瑤教授就是上述第三種譯者。孔教授主持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譯叢文庫”，邀請張佩瑤翻譯大陸作家劉索拉和韓少功的短篇小說集。孔教授說：“在我遇到的譯者中，沒有別人像她那樣，會對已能成書的稿子再作出三、四次改動。有時候我說：‘行了，Martha（張佩瑤的英文名字），不用再改了。’她回應說：‘最後一次！你就替我多看這一次。’”（205頁）讀至此，我深爲譯者張佩瑤對自己譯稿的嚴格要求和編輯孔慧怡的認真態度而感動。我認識孔教授，她曾兩次來我所供職的學校做過講座，一次用中文講，一次用英文講，其英文的熟練程度跟說母語者無異，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不搞翻譯研究，對孔教授兩次講座的內容不甚瞭然，因而沒有留下什麼印象。而對張佩瑤教授，我雖不認識，但讀過她撰寫的、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國翻譯話語英譯選集（上冊）：從最早期到佛典翻譯》一書，同樣印象深刻。照該書封底的評價，該書系統梳理了中國古老的翻譯實踐及翻譯論述的發展脈絡，遵循獨特的選、譯、評、注原則，按照時間順序詳盡地展示出一幅宏大的中國傳統翻譯話語畫卷。本書的出版對於國際學術界瞭解中國傳統翻譯話語具有重要意義，是中國的翻譯論述、翻譯研究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對國內的翻譯研究，尤其對挖掘中國的傳統譯論，並對其進行新的解讀，是一個頗大的推動。我讀完該書，覺得這個評價是中肯的。因爲喜愛這本書，我自然就想知道書的作者，好在該書的封底還提供了作者的信息：香港浸會大學講座教授，翻譯學研究中心主任，協理副校長，在學術研究和翻譯實踐等方面均取得驕人成績。後面列舉了張先生在翻譯批評、翻譯史和翻譯理論研究、翻譯教學及翻譯實踐諸多方面的論文、專著、編著。令人遺憾的是，張佩瑤先生不幸英年早逝，有更多的譯著、論文來不及完成或出版，我猜想外教社出版的張先生這部經典著作只有上冊，始終未見下冊面世，大概是這個原因吧。

2025年暑假，我冒着酷暑拜讀了好友、譯林出版社原編輯王理行兄的大作《文學翻譯探索》，發現理行兄就是認真負責的編輯，而孫致禮先生就是孔教授所說的第三類譯者。理行兄在給孫致禮先生翻譯的《傲慢與偏見》做責任編輯時，一手拿着原版書，一手拿着孫致禮先生譯稿和王科一先生的譯本進行逐字逐句的對照審讀校改。非但如此，他還給孫致禮先生寫信，“在信中列舉了我編輯他譯稿開頭部分中的十個例子。每個例子都包含原文、孫譯文、王譯文，並說明了我對兩種譯文的想法、疑慮或改進的建議”（第4頁）。孫先生作爲資深翻譯家，在收到信後及時給了回信，並且從善如流，對十個例子中的九個作了修改。他對理行說，對他的譯文有任何想法和建議，發現有任何問題，都要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他一定會及時反饋。就這樣，譯者和編輯之間的書信往還一直持續到譯本付梓出版，通信內容長達數百頁之巨。理行事後感嘆道：“如果把我和孫教授就《傲慢與偏見》的通信合集出版，無論是對後來的文學翻譯實踐者還是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抑或是對文學翻譯感興趣的各類讀者，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 （第5頁）

我曾親歷的兩件關於編輯與譯者關係的往事值得一說，不然往事如風，很快就會湮沒無聞的。很多年前，我去上海譯文出版社拜見幾位編輯朋友，其中張建平先生是當時最年長的老編輯，閒聊中他提及當年方平先生給張谷若先生做狄更斯作品的責任編輯，方先生對張先生的譯文提出一些修改意見，結果張先生不但不接受，反而寫信大罵方先生，鬧得很不愉快。頗爲有趣的是，我1994年碩士論文答辯，方平先生擔任答辯主席，我送論文去方先生家，聊天時說到張谷若先生，方先生對張先生的翻譯讚不絕口，並且說他自己走上文學翻譯的道路是受到了張先生的影響，他一邊擔任編輯一邊學習張先生的翻譯方法從事翻譯工作。作爲編輯的方平先生是認真負責的，敢於給著名翻譯家的譯作提出不同意見，但作爲譯者的張谷若先生的態度就不夠通達了。我作爲張谷若先生譯著的忠實讀者，非常欣賞先生的譯筆和佩服他在翻譯外國名著上取得的成就，但我不認同他對編輯的態度。

2024年10月15日，我隨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年輕編輯顧真前往位於松江的泰康養老院拜訪著名翻譯家、外國文學編輯黃杲炘先生，黃先生年近九旬，但談鋒甚健，記憶力驚人。他早年畢業於同濟大學一個理工科專業，後來卻從事文學翻譯和編輯工作，譯和編兩方面均成績卓著。黃先生曾經做過趙蘿蕤先生翻譯的美國詩人惠特曼名詩《自我之歌》的責任編輯。《自我之歌》第十節中講到一個逃亡的黑奴，原詩有一句：And brought water and filled a tub for his sweated body and bruised feet.趙先生譯爲：又給他滿滿倒了一盆水，讓他洗去身上的汗漬和帶着傷的兩腳。黃先生認爲“洗去……兩腳”的搭配不當，寫信給趙先生提出疑議，誰知趙先生回信說自己的英文水平高，漢譯一個字也不能改。我查了趙譯《自我之歌》早年的版本，確實如此。後來出版的版本則作了修改，把“洗去”改成了“洗洗”，這樣就通順了。看來，趙蘿蕤先生最終還是發現了自己譯文的不妥之處，按照編輯的意見作了修改，這種知錯即改的精神還是值得肯定的。

學界和譯界都知道著名翻譯家傅雷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翻譯家趙少侯之間的關係。1952年，趙少侯在《翻譯通報》第7期上發表了《評傅雷譯〈高老頭〉》一文，以謹慎的言辭和商榷的態度對傅雷的譯文提出三處質疑。傅雷在給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趙少侯對《高老頭》譯文的意見，一方面認可趙少侯的法文和中文水平，一方面覺得趙少侯在字裏行間顯示出“人是很笨的”。1955年，傅雷將巴爾扎克長篇小說《於絮爾·彌羅埃》譯稿交付人民文學出版社，趙少侯作爲責任編輯，在審讀譯稿時認爲譯文風格“落後於時代”，譯法“似是而非”，同時認爲傅譯巴爾扎克作品明顯帶有羅曼·羅蘭作品的風格，不同意出版。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總編輯樓適夷採取了慎重的態度，邀請錢鍾書和葉聖陶兩位先生從法文理解和中文表達兩方面審讀把關，傅雷譯稿獲得兩位先生認可，最終得以出版。這樣處理譯者和編輯之間的關係是非常恰當的。另據楊絳《憶傅雷》一文：“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傅雷未能到會，只提了一份書面意見，討論翻譯問題。傅雷信手拈來，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顯然也沒有料到這份意見書會大量印發給翻譯者參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衆。這就觸怒了許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譯家竟氣得大哭。”據說，這位“老翻譯家”就是趙少侯，傅雷曾經對趙少侯翻譯的法國作家維爾高（Vercors,1902—1991）的《海的沉默》提出批評，稱其“不但從頭至尾錯得可以，而且許許多多篇幅，他根本不懂”，甚至出現了“一個門”“喝我早晨一杯奶”這樣的怪句子。不知道傅雷舉出的這些例子是否出現在他給翻譯工作會議提交的書面意見中。查閱趙少侯生平可知，他出生於1899年，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語專業，後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翻譯過不少法國文學名著，在翻譯界享有盛譽，梁實秋對他評價很高。從年齡看，他比傅雷要大九歲，1954年他已經55歲了，確實可以被稱爲“老翻譯家”了。

近承浙江大學馮全功教授相告，近年來學界已經開始關注編輯與譯者的關係了，美國著名漢學家、諾獎得主莫言作品英譯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曾有多種著述談及編輯與譯者的關係問題。我上網搜了搜，發現葛浩文基於數十年的翻譯實踐，對編輯與譯者的關係形成了深刻且具現實意義的認知。他認爲“翻譯不是一個人完成的”“翻譯不是譯者唱的獨角戲”等觀點打破了傳統觀點，明確指出翻譯是由譯者、作者、編輯和讀者共同完成的，而編輯與譯者是其中的核心夥伴，二者本質上是“爲中文作品海外傳播達成共識的共謀者”。編譯協作並非簡單的流程配合，而是貫穿翻譯全程的深度互動。葛浩文在其著述中談及的編輯與譯者關係，主要是指英語編輯，譯者則是他和合作者林麗君。在葛浩文看來，編輯與譯者構成了分工明確的互補關係，譯者負責“忠實與轉化”，既要精準傳達原文語義與文化內涵，又要完成語言層面的跨文化適配；編輯則承擔“把關與落地”職責，以目標市場的接受邏輯爲標尺，優化譯作的可讀性與傳播力。比如，葛浩文與林麗君合作翻譯畢飛宇的《推拿》，前三稿聚焦譯文忠實度，當編輯參與後，重點圍繞英語讀者的閱讀節奏、閱讀習慣以及市場需求提出修改意見，形成“譯者保內核，編輯促傳播”的互補模式。編輯工作完成後，譯者最終審覈清樣，甚至參與封面設計、推薦語撰寫等延伸環節。葛浩文特別指出：“一部譯作的成型，是譯者、編輯、作者、讀者等多方反覆博弈後的結果”，而編輯是連接譯者與讀者市場的關鍵因素。這種模式雖未必完全適合國內譯者和編輯的互動關係，但值得我們學習效仿。

從孔慧怡與張佩瑤、葛浩文與英語編輯的默契合作，到王理行與孫致禮的嚴謹切磋，再到傅雷與趙少侯的激烈碰撞，我們不難發現：編與譯的關係本質上是一場在文本疆域上進行的密切合作的雙人舞。在這樣的合作中，編輯不是所謂的“隱身者”，譯者也不是“絕對的權威”，他們之間需要深度對話和默契配合，最終向讀者奉獻一場賞心悅目的雙人舞蹈。一部優秀譯著的誕生必然是編輯與譯者精心打磨的結果。編輯不僅是譯本的“質疑者”“批判者”，更是譯者在整個翻譯活動中的“共謀者”“協調者”。總之，健康、和諧、專業的編譯關係是產生優秀翻譯作品不可或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