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歲作家楊本芬承認抄襲，素人寫作離高質量發展還有多遠？-文化-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近期，楊本芬爲被網友“抒情的森林”指出“異曲同工”而道歉，卻引發了輿論的爭吵，一種聲音是：抄襲實錘，沒有什麼可說的，另一種則是：這不算什麼抄襲，就是正常的化用，對於高年紀的創作者更不能苛求。

這件事情除了能喚起大家對抄襲與合理借鑑、化用標準的討論外，還反映出一個問題，就是當普通人成爲文藝創作者，當“新大衆文藝”迎來了一波發展高潮時，我們除了感動於作品的真情實感外，是否要對於他們作品的質量提出要求？“新大衆文藝”該如何誕生高質量文藝作品？

以文學爲例，眼下湧現了了各種以“新大衆文藝”爲名的叢書、專欄，花城出版社的“新大衆文藝叢書”，收入東莞6位新大衆寫作者的詩文集，緊接着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推出《不負星光·新大衆文藝叢書》第一輯，收錄失聰詩人左右的《萬籟俱寂》、油漆工白保林的《駝峯山下》、餃子館店主柴治平的《一根紙菸燃燒的時間》等7部作品，接下來讀者出版集團還將和張慧瑜合作推出“勞動者的詩與歌・新大衆文藝叢書”。《中國作家》《山東文學》《時代文學》等文學刊物也紛紛開設“新大衆文藝”專欄或推出專刊。

但通過對這些作品的閱讀，不難發現一個問題，作品質量比較參差，有些作品內容單薄且在文學性上有所欠缺，還有作品被爆出“異曲同工”現象，如果按照正常的編輯、出版標準，它們還應該繼續打磨。但眼下各家出版社、刊物爲趕上這波風潮，到處尋找能創作、具有鮮明身份標籤的“素人”，迅速把他們的作品結集，雖然看起來熱鬧，但長此以往，有“拔苗助長”的風險，並不利於“新大衆文藝”的健康發展。

當下，“新大衆文藝”已然成爲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並得到各界肯定，激發了全民族的文藝創造力，衍生出豐富的創作形態。但下一步，應該更多思考如何提升“新大衆文藝”的創作質量，使其不斷湧現出精品，形成一個又一個高峯，由此提振全民族的精神風貌。

作爲專業文藝工作者，該如何促進“新大衆文藝”的高質量發展？

我嘗試以文學爲例進行探討。

首先，不要因爲是“大衆”就降低標準。

在面對文學愛好者或素人寫作者時，我們總是不自覺地降低標準，更看重情感的表達而不是修辭的準確、結構的精妙，評論也更多談及創作意義而非作品質量。

一是因爲我們對於他們的創作缺乏信心，刻板地認爲“業餘”就不如“專業”，二是缺乏真正適合他們的評價標準，只能生搬硬套。比如“新大衆文藝”的文學創作更具即時性，內容短小精悍，情感高度濃縮，原來那種百科全書似的、長篇幅、細節聚焦型的經典寫作標準就不適用於他們，他們也很難得到傳統評論界的關注。還有編輯常以成功作品爲標準硬套在他們身上，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遞》大火之後，再有素人創作者想要出書，編輯就要求他們向《我在北京送快遞》靠攏，家政女工李文麗就說：“編輯讓我像《我在北京送快遞》那樣改，說要減少‘主觀視角’，我根本不知道怎麼改。”除了不會修改，文本原來的個性色彩也被損失。所以應該制定一個更符合他們創作實際的評判標準。

其次，不單獨設置欄目、產品線，讓這些作品畫地爲牢。

現在文學刊物通常給“新大衆文藝”單獨開闢一個欄目，雖然能讓他們更好地被看到，但也把他們束縛起來，使其總在小圈子裏打轉，專業作家的小圈子被人詬病，但“新大衆”也抱團取暖，彼此不看對方作品，侷限在各自的迴音室，失去了更廣闊的討論空間。

資深媒體人邱兵曾進行深刻反思：“在社羣與圈層日益細分的環境中，寫作往往只在‘熟人’或‘同好’之間流通，不同立場之間缺乏傾聽，不同經驗之間缺乏碰撞，削弱了文藝作爲公共對話機制的功能。當寫作失去公共性，它就很難承擔起超越個體經驗的意義。”於是他創辦了一個“所有人創作，所有人閱讀”的公共寫作平臺“天使望故鄉”，有微信公衆號也有雜誌書，有文學作品也有人物紀錄片。

作爲一本新聞人創辦的文學雜誌，《天使望故鄉》每期聚焦一個主題進行公共表達，第一期的主題是“中國人的賬本”、第二期的主題是以《明天會更好》爲代表的流行音樂，這些主題其實是一個對大部分人產生影響的標記物，每個人都能找到角度切入，在個體經驗的表達中，又達到羣體記憶的召喚，同時它又具有一種時代性，通過不同年代普通人日常的微觀視角，記錄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宏觀變遷，具有獨特的文獻價值和社會意義。

《天使望故鄉》就像是一個文學社交媒體，讓不同的人羣相互聆聽，讓不同的經驗相互碰撞，試圖重建一種公共性。撰稿隊伍裏既有專業創作者，又有各行各業的普通人，匿名網友、學生、教師、國企職員、靈活就業者、公務員……各種身份、背景的人羣被放置在一起，平等地講述自己的生命體驗。在形式上，它不以文體進行分類，而是採取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的自由形式，有些是工整的文章，有些則是一個帖子、一段話，每個人的表述風格都得到尊重。在傳播方式上，它既有微信公衆號能確保每篇文章的閱讀量，又有紙質出版物滿足普通人想把文字變成鉛字的夢想，還有短視頻拍攝寫作者的創作和生活。這對於侷限於紙質印刷、傳統文類標準，且文章之間缺乏關聯的文學刊物提供了借鑑。

第三，專業和業餘創作者之間相互促進，取長補短。

專業創作者不光要積極融入“新大衆文藝”浪潮，發揮自己的專業力量，也要與業餘創作者相互借鑑、協同創新。

在京郊的“新工人文學小組”，北京大學教授張慧瑜發揮着極其重要的作用，他不計酬勞、甘於奉獻，爲工友們指導創作、編輯文集、購置書籍、幫他們組織活動和徵文比賽、邀請自己的朋友前來授課。他還爲文學小組發展出謀劃策，利用自己高校教師的身份和對學術、大衆話語的轉譯能力，起到了一個溝通學術與現實、官方與民間的中介作用，既撰寫論文將文學小組推向學界，又接受採訪把文學小組介紹給大衆，讓這羣寫作者被更好地看見，獲得尊嚴與認同。

對於許多“新大衆文藝”創作者來說，他們創作缺乏一個關鍵環節——“修改”，而這需要專業人士的幫助。

知識分子幫助工農修改作品是我國文藝發展一項寶貴的傳統，延安時期《解放日報》曾開闢“大衆習作”欄目，裏面不少文章是由原作、編輯的改作和修改說明三部分組成，可以明顯看出通過專業創作者的建議、修改，原作文學質量和思想水平得到了明顯提升。新中國成立後，作家荒草繼續扮演着“修改者”的角色，在他的幫助修改下《高玉寶》這部作品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他甘願做一個幕後的無名英雄。

在“新工人文學小組”裏，最受工友歡迎的同樣是修改環節，來自高校的志願者們對小組成員作品一對一點評，並提出修改意見。近年他們進一步擴大範圍，從第八屆“勞動者文學杯”徵文比賽開始設置了“入圍精改”環節，對於每篇入圍作品，評委都會給出詳盡的修改意見，幫助作者在進入終審環節之前繼續打磨，讓最終呈現的作品不留遺憾。

專業創作者不光能幫助“新大衆文藝”創作者提升質量，也能從他們身上汲取營養。

近年來，一些青年寫作者開始嘗試寫作現實題材，但在具體寫作過程中暴露出他們對於社會運轉的不熟悉，細節顯得虛假，這是因爲他們缺乏對於基層社會的接觸、對現實充滿了簡單想象。但是一些基層文學愛好者有着豐富的人生經驗和真切的現實實感，卻缺乏對熱門議題的關注，文學語言和美學風格都較爲傳統。如果能建立一種機制使這兩個羣體相互幫助、取長補短，對彼此都會是種促進。

面對蓬勃發展的“新大衆文藝”，我們在鼓勵同時還需保持冷靜思考，尊重創作規律，雖然人人都能創作，但想要成爲一名優秀的創作者，除了天賦還需要後天的努力和不斷的練習，社會應該給他們創造更好的環境，不斷挖掘他們的潛力，給他們提供必要的幫助。

在這過程中，不把他們當成“異類”、人爲降低標準，而是摸索出更符合他們創作實際的標準，幫助他們切實提升創作質量，爲其創建更公平、公開的展示平臺。然後再下一步，是努力把“他們”和“我們”融爲一個整體，形成一種“專業+業餘”的新創作格局。而這指向一種對集體協作式的、連接式的新的共同體的塑造，以文藝爲紐帶，連接不同行業的勞動者與知識分子，也連接專業與民間、都市與鄉村、中國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