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璞玉，文藏山河-文化-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長路行》，宗璞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5年出版

拜讀97歲高齡作家宗璞新作《長路行》。作者以自然界四季，勾勒出跨越世紀的一代知識分子不屈人生軌跡。讀者可從文字中感受她對“燕園”的懷想。“我愛燕園的顏色。50年代，春天從粉紅色桃花開始。看見那單薄的小花瓣在乍暖還寒的冷風中輕輕顫動，便總爲強加於它的輕薄之名而不平，它其實是僅次於梅的先行者……緊接着是榆葉梅熱鬧的上場，花團錦簇，令人振奮。白丁香、紫丁香，幽遠的甜香和着朦朧的月色，似乎把春天送到每人心底。”可以窺見她對童年時代昆明生活經歷的回憶：“幼時在昆明，一直住在梅家。曾和小弟還有從小到大的友伴和同窗梅祖芬三人一起偷喫泡飯。那天的飯是用雲南特產的一種香稻做的，用開水一泡，還有什麼人送來的腐乳，我們每人都喫了兩三碗，直喫到再也咽不下，終於胃痛了起不了牀。梅伯母不知道緣故，見三人一起不適，甚感驚慌。好在服用酵母片後，個個痊癒。”也可以體悟她對父親馮友蘭先生的摯愛，“他並不以寫書爲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芻一樣，細細咀嚼儲存的草料。他也細細咀嚼原有的知識儲備，用來創造。這裏面自有一種樂趣……”更可以領略她對寫作的熱愛：“以腳步丈量山河，以心靈鐫刻時光，書裏有奔波的累，遇坎的難，但更有扛過去的力量……”

採訪宗璞

掩卷長思，眼前浮現出數年前採訪宗璞的景象。記得那是一個深秋時節，推門進去時，老人家正坐在靠窗的舊藤椅裏。午後的光，透過紗窗，濾去了尖銳，輕輕地鋪在她那褐襯衣上，也鋪在椅子旁邊一張小桌上的四冊《野葫蘆引》上，一隻黑色的小貓在先生腳下依偎着，顯得平和靜謐。她略抬起頭，微微一笑，透過厚厚的鏡片，仍能看到她眼神裏的那種沉靜，不起波瀾，卻映着整片天的雲香。這便是宗璞先生屋子裏漂浮着淡淡的書香，牆壁上掛着馮友蘭大師爲女兒所寫的對聯：“高山流水詩千首，明月清風酒一船”，字跡秀潤、瀟灑，和着窗外大樹的清氣，有一種歷經時光沉澱下來的安詳的味道。

作家李輝曾經說過：“南渡北歸，影響了宗璞的一生。”坐下寒暄，話題自然落在“南渡北歸”。那段艱苦的歲月以現代人看來，可能難以想象，但在宗璞眼中，卻有文人別樣的清雅意趣和日常生活的平靜之美。這種來自於內心的安靜力量，陪伴她渡過一次又一次危難時刻。瞭解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跑警報”是當時昆明生活的日常，宗璞對此記憶猶新：“警報來臨時，我們就躲進城牆裏面的防空洞，炸彈有時就在不遠處爆炸，煙塵四起，炮彈聲震耳欲聾，但我們這些小孩子倒也不覺得害怕。那會兒，昆明流行一個說法：預行警報，穿衣戴帽；空襲警報，城外跑跑；緊急警報，閻王來到；解除警報，哈哈大笑。我們對生活並無奢望，雖然住在寺廟之中，學習卻照常進行。只是物質生活極度貧困，很多教授夫婦不得不從事副業來維持生活，譬如：聞一多先生刻印，梅貽琦先生夫人做‘定勝糕’，我和梅先生女兒一起提着籃子將‘定勝糕’送到‘冠生園’去賣。儘管如此，悲劇仍時有發生，湯用彤先生的兒子和女兒相繼被疾病奪走生命。而我自己也因營養不良而出現貧血和肺結核，幸好救治及時，得以保存生命。”更難能可貴的是，即便物質條件如此簡陋，但西南聯大教授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有關部門的補助。馮友蘭代表教授們草擬一封信函，以表心志。宗璞說：“教授們拒絕補貼主要有兩條理由：一是同仁們獻身教育事業，不爲名利，純粹爲教育本身；一是在任何情況之下，物質不慮寡，而慮不均。如果提高部分教授待遇，勢必引發矛盾。”中國知識分子之骨氣與境界，由此可見一斑。而宗璞也是在這些前輩薰陶之下，完成了自身品質的重塑。

馮友蘭全家

當然，對其一生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父親馮友蘭。馮友蘭和熊十力、金嶽霖並稱三大融合中西哲學大家。馮先生所撰《中國哲學史》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後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1990年7月，馮友蘭以95歲高齡，在常年纏綿病榻、失去視力的情況下，以口授方式完成了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此書不僅是對過去歷史的敘述，更是未來哲學的營養。作爲女兒，宗璞一度放棄寫作，全力協助父親寫完這部皇皇鉅著。宗璞告知，馮先生寫作從不依賴卡片，每日清晨只要一坐進書房，便文思泉湧。成稿之後，與助手交換下意見，再改一遍，便最終定稿。因此，寫作速度異乎尋常的快。金嶽霖曾戲言，馮先生在蒙自坐車穿過城門時，司機提醒大家手不要放在外面，其他乘客都照此辦理，唯獨馮友蘭從哲學意義上考慮，手放在外面和裏面究竟有何區別？其普通性和特殊性又是什麼？結果手臂觸牆骨折。宗璞聽罷也不禁笑了起來說：“父親向來周遭事情不甚關心。有一回在包餃子，忽然發現有一盤餃子不翼而飛，遍尋不着。結果發現，父親就坐在上面，而他完全沒有注意。所以，父親一輩子極少理會外人對他的看法，即使有人刻意造謠，他也頂多發幾句牢騷。”在女兒看來，父親馮友蘭一生依靠儒和道兩家度過困厄，躲避災難。他一方面遵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獻身教育；另一方面，在做人上淡泊名利。宗璞的聲音不高，卻字字清晰，彷彿怕驚擾了空氣裏的哲思：“父親常說，做學問，做人，要緊的是‘修辭立其誠’。”她頓了頓，似乎在掂量這五個字的重量。“誠，不單是誠實，更是對自己的那份誠懇，知道能說什麼？該說什麼？又該如何去說？”

馮友蘭宗璞父女

這讓我忽然想起宗璞的《野葫蘆引》，想起那浸潤在戰火烽煙與校園書香裏的堅韌與清明。我問她，書寫那樣磅礴的時代，爲何筆下總能保有一種溫潤而堅毅的定力？她將目光移向窗外，看了很久，彷彿要從那棵大樹枝葉間，辨認出久違的身影。“那時候，人好像都簡單些，知道頭頂有炸彈，可書還是要教的，要學的。跑警報時，只要空襲間隙稍長，父親必定伏案寫作。那光景，慌亂裏有一種奇異的如常。”她收回目光，靜靜地說：“文學大約也是如此，不在意寫怎樣的風浪，而在於寫風浪裏那艘不肯沉沒的小船、船上的人、心裏那一點不滅的燈火。”

話題轉到宗璞的身體。多年來，眼疾與病痛如影隨形，閱讀與書寫都成了需要“搏鬥”的日常。我很難想象，那些清朗雅潔的文字竟是在她如此艱難的境況下一筆一筆“磨”出來的。上世紀90年代，宗璞視力頻頻告急，視網膜完全脫落，歷經數次手術，視力仍難以爲繼，只保留了極其微弱的視力，從此成爲了一個只能耳談口授的作家。不過，好在雙眼仍保持一定光感，可以藉此擺脫黑暗。寫作，只能將心裏想要表達的內容一字一句說出來，讓助手錄入，然後再念給她聽一遍。但她沒有任何煩躁，每日仍孜孜矻矻寫上五六百字，這需要何等毅力方可做到。她聽出我的感慨，指了指案頭一方小小鎮紙，是一塊樸拙的石頭。“你看它，不好看，卻壓得住風。”她說：“寫作於我也一樣，有它鎮着，心裏就不至於飄了，浮了。眼睛不好，寫得慢，可慢有慢的好處。每一字落下，都像這塊石頭落在土裏，得是自己的力，自己的地方，自己心中的想法，讀者是能感覺出來的。”

這“自己的力”，我彷彿在宗璞身上看見了某種綿長的家族傳承。馮友蘭晚年亦目近失明，依舊以口述方式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那種“春蠶到死絲方盡”的勇氣，似乎以一種更柔韌、更日常的方式，流淌在女兒的生命裏。因此，宗璞秉承父親遺志，將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東西寫下來。可這“寫下來”的背後是數十年的沉澱與堅守。抗戰時期隨校南遷的顛沛、“西南聯大”的絃歌不輟、知識分子在亂世中的執着與守望，她都看在眼裏，記在心上。《野葫蘆引》系列耗時30餘載，從青絲寫到白髮。有人問她何以如此執着，她只是說：“那些人，那些事，不能忘。”寫作於她，不是消遣，不是謀生，而是一種責任——替那些沉默的靈魂發聲，替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留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