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繼承與發展的辯證邏輯 | 郭慶松

述往思來，向史而新。在傳承歷史的基礎上不斷創新，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論點；“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這是中華民族勇於創新、不斷求變精神的集中體現。作爲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改革開放在新時代的集中面向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開放47週年之際，站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視角，對走過了13個年頭的全面深化改革繼承與發展的辯證統一關係進行系統梳理和深入探究，對於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推動“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這種辯證統一關係集中體現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一）]與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二）]中，主要體現在時代背景、指導思想、總目標、重大原則、重大舉措、根本保證等六個方面。

位於浦東三林濱江地區佔地約4.2平方公里的城市綠洲，被網友親切地稱爲“魔都阿勒泰”。本報記者袁婧攝

時代背景的“不變”與“變”

進入新時代，黨和國家對改革的決心之大以及改革開放對國家和民族的影響之廣都前所未有，改革所開創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爲我們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改革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舉世矚目，改革所塑造的負責任大國形象愈益凸顯，國家和民族發展的硬實力與日俱增、軟實力水漲船高，中國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成爲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與此同時，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不僅要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而且還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特別是隨着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已經成爲影響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在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的基礎上，需要我們高度關注並積極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對高品質生活的期盼。這是就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時代背景“不變”的角度而言的。

就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時代背景“變”的角度來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以黨的二十大召開爲時間座標，黨的二十大確立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心任務，因此，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個主題來展開；與此同時，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因此，我們必須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並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構建與發展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質生產關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以黨的十八大召開爲時間座標，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黨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旨在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因此，以改革爲主線，體現強烈的問題意識和以重大問題爲導向，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並立足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將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置於首要位置並將其視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着力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不斷髮展。

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

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以黨的創新理論形態呈現出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成果作爲指導。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就是指導思想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上的鮮明標識，兩次三中全會在指導思想上的一以貫之集中體現在這方面。與此同時，對比《決定》（一）和《決定》（二），指導思想上的一以貫之還具體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第二，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第三，以經濟體制改革爲牽引，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爲出發點和落腳點；第四，推動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更好相適應。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導思想與時俱進的發展，體現在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所要集中回答的三個重大時代課題，包括科學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馬克思主義政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之後如何建設和發展的問題，其中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成爲統一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思想和行動的指導思想的重要內容。此外，與《決定》（一）提出的“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方法論相比，《決定》（二）在指導思想上提出了“更加註重系統集成，更加註重突出重點，更加註重改革實效”的重要方法論，更加突出體現馬克思主義系統觀念、馬克思主義辯證統一原理、馬克思主義實踐品格和科學方法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實踐運用。

總目標的繼承與發展

兩個《決定》都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明確爲“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只不過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加了“繼續”兩字，這是對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不變”的堅持。總的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人立足於我國曆史傳承、文化傳統、政黨特性、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而創立的創造性成果，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則是以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的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來適應國家現代化總進程的要求。這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本根所在。就當下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還有一段距離，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也存在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零敲碎打和碎片化修補都難以達到相應的目標。這是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初衷所在，也是兩次三中全會堅守這一總目標的原因所在，體現的是以強大的制度優勢和國家治理效能來鑄就更爲宏大輝煌的發展成就。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發展方面集中體現爲兩點。一是具體目標內容的變化。《決定》（一）提出的具體目標內容是“六個緊緊圍繞”，涉及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以及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決定》（二）提出的具體目標內容是“七個聚焦”並將其視爲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發力點和着力點，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以及平安中國、黨的領導等更高層面的改革目標要求。從具體目標內容的變化上可以看出，改革在原有基礎上向縱深推進並全面體現時代特徵。二是時間表的變化。《決定》（一）提出到2020年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並論述了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決定》（二）提出到202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十週年時，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同時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時間表及其重點表述的變化上可以看出，改革所要追求並達到的目標任務更爲具體清晰以及更加可感知。

重大原則的堅守與創造

兩個《決定》對於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都是立足於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或總結和運用改革開放以來的寶貴經驗而得出的。這些寶貴經驗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世界，不僅屬於過去而且屬於未來，是黨和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也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構成全面深化改革的規律性認識和繼續把改革推向前進的準則和標準。正是基於此，《決定》（一）將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概括爲“四個堅持”，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堅持以人爲本，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係；《決定》（二）將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概括爲“六個堅持”，即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以人民爲中心，堅持守正創新，堅持以制度建設爲主線，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堅持系統觀念。兩者在基本思路和主要內容方面是基本一致的，這體現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原則在概括和總結上堅守的特點。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原則的創造主要體現在具體內容的變化上。與《決定》（一）相比，《決定》（二）對於“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更加突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以及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對於“堅持以人民爲中心”更加突出人民與改革之間的互動關係，體現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應以及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必然要求。與此同時，《決定》（二）對於“堅持守正創新”更加突出全方位創新包括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對於“堅持以制度建設爲主線”更加突出破立並舉、先立後破的制度建設時代特徵，體現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建設的不同要求，這是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制度建設方面的全面“衝刺”；對於“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更加突出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並體現重大改革於法有據，實現改革和法治相統一，深刻體現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對於“堅持系統觀念”更加突出以系統觀念處理好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發展和安全等重大關係，這實際上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係時要體現與時俱進的更爲具體深化的要求。

重大舉措的堅持與發展

兩次三中全會都強調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注重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都是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框架下系統部署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各領域改革，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和創新舉措。這些都是就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堅持角度而言的。

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決定》（一）主要涉及基本經濟制度、現代市場體系、政府職能轉變、財稅體制、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等這些旨在夯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的改革內容，屬於基礎層次的全面深化改革；《決定》（二）主要涉及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全面創新體制機制、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等旨在進一步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改革，屬於高深層次的全面深化改革。在其他改革方面，《決定》（一）主要涉及民主政治制度建設、法治中國建設、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文化體制機制創新、社會事業改革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國防和軍隊等的改革內容，多數屬於夯基壘臺、立柱架樑的改革，顯然，這樣的改革與經濟體制基礎層次的“全面深化改革”相配套；《決定》（二）主要涉及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文化體制機制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等改革內容，提出了一些標誌性、引領性、突破性的重大改革舉措，顯然，這些大多屬於耦合共生、相互賦能的改革，這樣的改革與經濟體制高深層次的“全面深化改革”相配套。

根本保證的堅守與充實

兩個《決定》都用第三個板塊來論述加強黨對改革的領導或提高黨對改革的領導水平，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中聚焦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或提高黨的領導水平，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中強調堅持黨的領導或黨的全面領導，並在系統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舉措時全面體現黨的領導的必然要求，這是必須始終堅持以黨的領導作爲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根本保證的深刻體現。與此同時，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確保黨始終成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也是確保改革取得成功並行穩致遠的不變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將“必須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提煉爲改革開放所積累的寶貴經驗之一，要求我們黨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

從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根本保證內容充實的角度看，《決定》（一）主要強調的是全黨對於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決策部署的思想認識和行動統一、組織保證和人才支撐、人民主體地位和黨的羣衆路線等，體現要在黨內外爲全面深化改革營造良好的組織氛圍和社會環境，這是改革進入“全面深化”階段的必然要求；《決定》（二）更加強調的是黨中央對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統一領導、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等，體現爲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高度自覺，這是改革進入“進一步全面深化”階段的必然要求。“進一步全面深化”階段的改革，對改革的頂層設計要求更高，制度建設的任務更重，由此，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至關重要；推動這樣的改革需要提高黨對改革的領導水平，但背後的重要支撐是黨的建設制度，因此，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成爲重中之重；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不僅關係到黨的執政根基，也是推動改革的重大障礙，特別是羣衆身邊的腐敗和不正之風猶如毒瘤，嚴重侵蝕人民羣衆對黨的信任、對改革的信心，因此，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是黨的自我革命必然要求，本質上也是爲改革保駕護航。

（作者爲上海應用技術大學黨委書記，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