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毅新劇引發解析熱?《長安二十四計》不止於復仇反轉,不止於視覺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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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陽照進軒窗,微風拂過書頁,幾卷稿紙拍上案牘,案前的書生拆開信箋,其上八個大字“重回長安,指日可待”。而此刻的都城,新帝登基,舊王失蹤,暗哨們蠢蠢欲動。看起來,國風、復仇,似是熟悉的配方。可自開播以來,各社交平臺網友、B站UP主們,紛紛投入一股解析熱潮,“反轉”與“文化底色”成了其間高頻詞。

《長安二十四計》正在央視八套和優酷播出。故事以架空的“文承年間”爲背景,講述揹負家仇的謝淮安以身入局,最終聯合忠義之士、粉碎“虎賁”將軍言鳳山裂國陰謀的經歷。在古裝劇一度陷入大IP迷思,於面貌相似的“換乘戀愛”或“打怪升級”中消耗觀衆期待時,這部原創劇集在年末開創了近年來少有的古裝劇尤其是男頻古裝的新風貌。

該劇的拓新,不在於簡單的國風元素視覺營造,也不一味追求爲反轉而反轉的故布懸疑,而是將天下棋局、人性複雜、價值追求與文化底色共冶一爐。它被觀衆點贊爲“黑馬”,也不止於高密度敘事,或許更因爲,當劇情過半,劇中伏脈千里的“脈絡”漸清晰——復仇不是主人公的單一底牌,清明理想、人間正道纔是。

用計謀反權謀,在反轉中反思權力爭鬥

《長安二十四計》的故事線很清晰,始終圍繞主人公的復仇展開。謝淮安原名劉知,是“虎賁”創始人劉子溫之子,在滅門之災中倖存。此後,他化名謝淮安亡命天涯,終在權力交替、多方對峙的局勢下,以淮南縣主簿身份重返長安,劍指仇家。類似遺孤踏上覆仇路的設定在古裝劇中並不少見,只是,這一次從起點到終局,因爲純原創的緣故,編劇大膽釋放想象力,在敘事迷宮裏領先觀衆思維半步。

該劇總編劇霜城曾在TVB工作多年,參與過十多部港劇創作,“都是從一張白紙開始的原創”。港劇的基因讓他的創作重視敘事節奏,絕不拖泥帶水。“多反轉的設定也不意味着強行爽文、毫無邏輯,反而需要鋪陳大量細節,讓極致設定合理化。”

編劇設想反映在劇中,步步生蓮的計謀強情節與其背後“意指”環環相扣、互爲表裏。以前幾集爲例,離開淮南之際,謝淮安發現好友周墨竟是蟄伏已久的“虎賁”暗衛,一計金蟬脫殼助其遠走,奠定人物足智多謀又內心柔軟的本色。初入長安,新帝遍尋不得的廢帝蕭文敬其實藏於劉家舊宅,一計瞞天過海,印證角色深謀遠慮,也帶出“虎賁”軍與新帝間的糾葛底牌。第三計借刀殺人,謝淮安挑動“虎賁”軍內部刀尖相對,爲主人公從“復仇者”到“家國大義守護者”的身份轉變埋下伏筆——他已隱約意識到,城頭變幻大王旗,天下總有主,但無論誰來,倘若只用武略爭天下,世間動盪,受苦的還是黎民蒼生。

劇本一路用計謀抵抗權謀,其實是在反轉中反思權力的鬥爭。就像第六集尾聲,謝淮安兄妹跟着歷經世事的黃狗去往野草深處,卻發現,一度以爲屍骨無存的父親早被路過的長安父老收斂屍骨、立碑於此。他從不曾如此清楚,父親建“虎賁”,本意不爲謀權,而在安天下。又好比韓子凌和蕭文敬,小酒館裏推杯換盞,談黎民願、訴清平志。一個是功名未着的小書生,一個是廟堂權謀夾縫裏的傀儡帝王,看似紙上談兵,但有了謝淮安的悉心調教、輔佐,他們三人共同所謀,誰說不是社稷裏的少年脊樑。這樣的謝淮安,沒有被仇恨吞噬,即便在攪弄風雲時,仍勉力兩全着家與天下道義。至於那些爲報家仇而籌謀的計策,歸根結底也是爲了匡扶明君、海晏河清的理想主義。

由“造景”到“造境”,以文化認同構築價值鏈接

據悉,《長安二十四計》已同步登陸Netflix全球,成爲今年內地首部海外發行至奈飛全球的古裝懸疑劇。與此同時,該劇業已發行至歐美、泰國、韓國等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會在泰國TrueVisions Now、韓國中華TV等海外主流平臺播出。業界看來,這兩年國產劇出海已不滿足於提供“中華文化景觀”,還進一步追求文化認同、情感共振、價值沉澱,以文化與情感上的共鳴構築價值鏈接。

《長安二十四計》即由過往古裝劇的“造景”進階到“造境”。劇集雖爲架空背景,朝堂格局、市井風貌、器物禮儀等,卻有唐的影子,人物處世也以唐風爲骨。從某種意義上說,劇集借用廣義的“長安”爲題,固然因其能承載特定風貌,更在乎再造今人心目中“長安”之“境”——那種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氣象、審美意趣與生活詩意。

比如劇中巧妙融入二十四節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謝淮安的命運際遇在不同的節氣時扭轉,即是情節處理上的巧思,也帶有天人合一的氛圍渲染。非遺元素也是“造境”的一部分。蒲逆川使用的“火刀”,對應的是我國南方一些地區殯葬儀式裏的“破地獄”環節;劇中製作通關文牒“過所”的段落,則自然融入了古代造紙術的展現。還有些詩詞典籍在劇中被化用。如謝淮安初入長安時當衆念“反詩”,“長詩燒予山鬼聽”化自屈原《九歌·山鬼》,這一刻,他念的不是詩,而是父親的一生,被小人做局,但被百姓立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對家國情懷、中華美學神韻的忠實反饋。

故事裏,復仇是謝淮安的宿命,但不是全部。妹妹生前描述過的看坊間買菜、聽老人吹笛的平淡煙火是他回不去的尋常人間,也是簡單又遙遠的終極理想。而他隱居淮南縣時,身後五穀豐登、百姓安居的畫面,纔是他與周墨陣營不同卻嚮往一致的心照不宣。而天下安泰,誰說不與古今中外普通人的心意相合。

清華大學教授尹鴻說,今天的觀衆對價值觀的訴求越來越高,“無論哪一類電視劇,觀衆都希望能在價值觀層面引發共鳴”。從這一意義上說,觀衆爲“長安”買單,因爲大家所期待的,不止於對史實的復讀,還是一場關於發掘歷史“縫隙”處可能性的沉浸式體驗,是從人物成長中提煉堅韌、謀定後動、家國大義等中國人精神內核的故事之旅。而在全球化語境下,“長安”可以超越地理維度,化作容易理解的超級文化符號。在這一符號下,故事可以虛構,但其承載的愛恨情仇、智謀交鋒、美學體系,根植於我們認同的文化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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