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兩項成果入選世界重大田野考古發現，世界考古論壇在滬開幕
12月16日，以“技術、社會與考古學”爲主題的第六屆世界考古論壇（SAF 2025）在上海大學開幕，匯聚來自全球的重大田野考古發現與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全球範圍內共有11項考古入選重大田野考古發現成果展示，其中，來自中國的有兩項：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陝西清澗寨溝遺址。
入選重大田野考古發現成果其他9項，分別是——中南半島從採獵到農耕轉變複雜性研究；中亞絲路高地城市樞紐；祕魯納斯卡平原地畫的人工智能識別與景觀再審視；穿越火劫的考古揭祕：巴黎聖母院災後新發現；拉美西斯神廟的數字化考古研究與發現；美索不達米亞北部最早定居狩獵者的新證據：格雷菲拉遺址所揭示的社會組織與公共建築；危地馬拉卡米納爾胡尤瑪雅高地中心；大神廟的考古學：揭示特諾奇提特蘭的神聖祭祀中心；烏德貝特新石器時代社會：連接非洲與歐洲的橋樑。
禮儀之邦從何而來？
“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賈笑冰團隊牽頭，遼寧、內蒙古、河北三省區考古文博單位和高校共同參與的“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幾年之中取得了重大收穫，從不同層面展現了紅山社會的發展。
牛河梁遺址是紅山文化繁榮階段的典型代表，是紅山文化等級最高、規模最大的祭祀禮儀活動中心，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此區域發現了“女神廟”、祭壇和積石冢墓地，重新啓動的新一輪考古發掘進一步確認“女神廟”所在的第一地點是6萬平方米的大型臺基建築羣，臺基上多種類型的祭祀活動遺存進一步豐富了其作爲祭祀禮儀中心的內涵。
位於桑乾河流域的河北宣化鄭家溝遺址是近年發現並確認的紅山文化遺址，完整規範的積石冢結構、出土玉器的特徵都表明，越過燕山到達桑乾河流域的人羣延續了紅山文化核心區傳統的埋葬方式、用玉規範和祭祀風格。其年代略晚於牛河梁遺址，這爲認識紅山文化晚期的社會發展、探討紅山文化流行的石構遺蹟的後續影響提供了新的線索。
鄭家溝遺址一號積石冢出土玉龍
東山頭遺址、三家東北遺址、元寶山遺址也是新近發現的紅山文化祭祀類遺址，遺址的年代較爲相近，較爲全面地展示了區域社會規範的一致性，爲認識紅山文化“統一社會”的特徵提供了重要信息。
元寶山“北圓南方”的石構遺蹟、東山頭遺址發現的石砌祭祀類遺蹟進一步豐富了紅山文化祭祀活動的內涵，爲認識紅山社會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新資料。
考古發現的生活居住類遺址以房址、灰坑爲主，雖然這類遺蹟普遍埋藏淺、堆積薄、保存較差，仍然爲認識紅山社會的發展與演變提供了重要信息，馬鞍橋山遺址和彩陶坡遺址是其中的代表。
馬鞍橋山遺址位於老哈河南岸，屬紅山文化早中期遺址，房址規模相對較小，遺蹟也較爲分散，但在居住區外側發現了墊土構築的社會公共活動空間，墊土臺上以各類祭祀遺蹟爲主，還發現了埋藏有整鹿的祭祀坑。
彩陶坡遺址則提供了日常居住區內祭祀活動的線索，結構特殊的超大型房址、房址內出土的蚌龍或許提示着在日常居住區域內祭祀活動的存在。
專家認爲，這些新的考古發現擴展了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豐富了紅山文化的內涵，共同展現了立體化的複雜社會的圖景，爲認識“古國時代”紅山社會的發展與社會組織管理模式提供了重要資料，揭示出中國北方地區社會複雜化的獨特路徑，紅山社會並非簡單向國家形態演進，而是在宗教權威、技術分工與區域網絡中逐步形成文明要素。
發現國內最早的雙轅車實物
另一項入選的成果，陝西清澗寨溝遺址從根本上刷新了對商代晚期黃土高原文明進程的認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孫戰偉團隊首次完整揭示了黃土丘陵地區規模最大、結構最複雜的李家崖文化中心聚落，證明當時本地已存在具有複雜社會結構和精湛技術的高度發達青銅文明。
遺址位於陝西省榆林市清澗縣解家溝鎮寨溝村，距黃河約 10公里，地處黃土高原腹心地帶。該區域海拔1200-1400米，黃土堆積厚度50-70米，無定河、清澗河、北洛河自西向東匯入黃河。作爲黃土高原土壤侵蝕最劇烈的區域之一，這裏形成溝壑縱橫，梁、峁、塬、蓋相連的典型黃土丘陵地貌。
甲骨文及歷史文獻記載，該區域是商代方國分佈最爲密集地之一，已確認的方國數量多達60餘個。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此地區已發現500餘件商代青銅器，直觀展現出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引起學界持續關注。20世紀80年代以來，幾代考古人孜孜以求、不斷探索，先後對綏德薛家渠、清澗李家崖、柳林高紅、清澗辛莊等遺址開展考古發掘工作，初步認識了該區域商代考古學文化面貌特徵，辨識確認出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李家崖文化。
2022年至今，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以寨溝遺址爲中心開展了系統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最終確認一處規模巨大、內涵豐富的商代區域中心聚落，揭示出殷商時期西北地區強盛的方國青銅文化。
寨溝遺址以大型夯土建築爲核心，周圍山峁上密集分佈着大型墓葬、小型墓墓地、鑄銅遺存、平民活動區等不同功能遺存，範圍約300萬平方米。其規模巨大、遺存豐富、要素齊全，凸顯出商代北方黃土梁峁地帶中心聚落遺址“多峁一體、功能互補”的分佈特徵。
大型夯土建築坐落於一座獨立塬峁—寨塬蓋上，四周全部爲夯土包邊，現存牆體最高達16米，由遠觀之，似一座恢宏的高臺建築，不僅豐富了先秦時期的建築類型，更充分展現出當時超強的社會組織能力與建造水平。
已發掘的後劉家塔墓地共包含4座墓葬，其中大型“甲”字形墓1座（M1）、大中型豎穴土坑墓3座（M2、M3、M4）。M1、M3、M4木棺之上均發現葬車跡象，M1葬車4輛，M3、M4各隨葬1輛。儘管墓葬曾遭盜擾，仍出土銅、金、玉、陶、石、骨、貝等各類隨葬品200餘件，爲研究商代方國貴族喪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線索。
瓦窯溝墓地葬車
寨溝遺址及其周邊已發掘馬車40餘輛，是殷墟之外出土馬車數量最多的地區。值得關注的是，瓦窯溝M3出土了一輛雙轅車：雙直轅、平行，前端橫置弓形軛，後端連接橢圓形車輿，轅通長4米，輪距約1.8米。車體木構末端多裝飾青銅器飾件，轅、軨等部位還進行了髹漆處理，製作精美、裝飾考究。這是國內發現年代最早的雙轅車實物，將我國雙轅車的出現時間向前推進了約1000年。
寨溝遺址出土青銅車器有銅軛首、軛足、衡末飾、車鍾、車轄、車軎、車錡飾、銅泡飾等，與殷墟小屯宮殿區出土的車器毫無二致。遺址出土的玉鸚鵡飾、玉獸面、玉圭、骨泡、蚌泡、漆器、龜甲等反映出這裏與商王朝間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
作爲文獻記載中的方國遺存，寨溝遺址佐證了商王朝與方國之間密切而複雜的互動關係，生動呈現了商代邊疆動態的政治景觀，揭示了商代“王朝—方國”的政治地理結構和“中原—周邊”的文化互動，爲理解商代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考古支撐，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對早期中華文明形成模式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