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陽光明媚，中駐希臘大使周伯萍站在以色列外交代表處門前。

1973年春，中國與希臘建交不到一年，首任駐希臘大使周伯萍是從糧食部門調來的外交官，他現在正忙着籌備希臘副首相馬卡雷佐斯即將對中國的訪問。

忙中出錯

5月7日中午一點多，周伯萍在希臘外交部商談完公務後乘車返回大使館，途中，他敏銳地注意到街道上車輛增多、還設置了哨卡。

奇怪，難道說希臘有什麼重要的外交活動嗎，自己居然渾然不覺，必須趕緊回大使館，絕對不能誤了事，他連忙告訴司機要趕快返回。

大家得知大使的顧慮後，都不自覺緊張了起來。

回到使館，工作人員立即呈上一份請帖，值班翻譯匆忙中犯下兩個關鍵錯誤。

把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科威克”的名字誤看成“科威特”國家，又將次日（8日）的活動錯誤理解爲當天（7日）舉行。

更令人焦急的是，請帖上寫的活動結束時間下午一點半即將到來，離截止只剩短短十分鐘。

時間緊迫，周伯萍來不及細查，當即決定趕赴活動，他帶着翻譯匆匆上車，指示司機開往“科威特使館”。

不巧的是，司機對雅典道路不熟，在附近街區轉了一圈後，將車停在了一支飄揚着陌生旗幟的館舍前，這裏正是以色列駐希臘外交代表處。

錯誤與補救

以代表處當天並沒有什麼重大活動，自然沒什麼人。

周伯萍下車後，看到門口人員稀疏，以爲活動已近尾聲，便急忙上前與以色列外交官握手致歉，解釋自己來晚了，以方人員雖感意外，畢竟當時中以兩國尚未建交，但還是彬彬有禮的進行了接待。

就在這時，一位眼尖的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嗅到了新聞線索，他立即上前提問：“大使先生，您來到這裏是否意味着中國準備承認以色列？”

要命的是，周伯萍的翻譯在慌亂中，將記者的“來到這裏”（come here）誤譯爲“來到雅典（come to Athens）”，周伯萍以爲記者在無理挑釁，自己來到“雅典”，關承認以色列什麼事，中國在支持阿拉伯世界的民族獨立運動，怎麼回承認以色列？

於是他便簡單頂了幾句外交辭令，隨後匆匆離開，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闖下大禍，那個記者自討沒趣只好悻悻離開。

以外交官全程迷惑不解，搞不清發生了什麼狀況，回去便將這件事講給大家聽，一傳十十傳百，很快許多外交官都知道了。

次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國慶招待會如期舉行，中國昨天已經“參加”過了，今天自然不會再來，而看到中國外交官沒來的羅馬尼亞大使感到十分奇怪，又聽說周伯萍昨天去了以代表處，覺得十分蹊蹺。

羅馬尼亞大使將周伯萍的翻譯叫到一旁詢問了幾句，翻譯幾乎是瞬間便反應了過來，頓時面色慘白，急忙跑回去找周伯萍。

他語無倫次地對周伯萍說：“大使，我犯大錯誤了！”於是真相大白，但此時美國記者已經將這條“爆炸性新聞”刊發出去，現在已經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周伯萍當場心臟病都犯了，服下藥後他當機立斷採取三項補救措施。

向希臘外交部及相關國家使節說明情況，強調這純屬工作失誤，不意味中國外交政策有任何變化；立即向國內外交部報告並作初步檢查；向全館同志通報情況，要求吸取教訓。

外交部很快覆電同意補救措施，同時電召周伯萍回國，周伯萍只好和大家道別，他認爲自己這一回去，外交生涯也就結束了。

這場烏龍在被澄清之後，逐漸衰退下去，除了報社因此大賺一筆，並沒有導致其他後果。

回國後，周伯萍懷着忐忑心情向外交部報到，讓他稍感安慰的是，仲曦東、喬冠華兩位副部長雖然嚴肅指出他“闖了大禍”，但也肯定他態度良好，囑咐有心臟病的他不要過度緊張。

周總理得知此事後極爲震怒，在總結會議上，周總理語氣嚴厲地說：“美國出了個''水門事件''，主角是美國總統尼克松；中國出了個''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門不幸！”

周伯萍回家後連夜撰寫檢討報告，第二天一早便交給前來探望的西歐司司長王棟，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會議討論了這份檢討，一致認爲錯誤確實嚴重，但鑑於周伯萍認錯態度良好，建議免予處分，讓他繼續返回希臘工作。

外交部的報告於5月19日上報總理，總理立即批示同意，當時希臘副首相正在訪華，他因外交關係與周伯萍十分熟識，得知周伯萍回來了，十分驚訝，還以爲是中國特意召回來接待自己的，可能因爲種種原因回來晚了一步。

總理立即決定周伯萍參加接待工作後，再返回使館。

當這份報告送到毛澤東主席面前時，主席做出了出乎許多人意料的反應。

他提筆將報告中“十分嚴重、極爲荒唐的政治錯誤，成爲外交界的醜聞，影響極壞”一段話果斷劃掉，改爲“是沒有調查研究的結果”，還特意將周伯萍的“認錯態度較好”改爲“很好”。

副首相訪問完之後心滿意足的返回了希臘，風波在國際上又沒有造成什麼重大影響，再加上毛主席主張寬以待人，這場風波總算是平息了。

尾聲

周伯萍後來說：“我深感毛主席在這件事的處理上，體現了實事求是和寬厚待人的精神，深感是我莫大的幸運！”

周伯萍後來還擔任了駐阿爾及利亞大使等職務，一直工作到退休，於2012年去世，享年92歲，後來他再也沒有犯過這種錯誤。

“雅典事件”雖已過去半個世紀，但它留下的教訓依然鮮活。外交工作無小事，一字之差、一念之誤，都可能釀成難以挽回的影響。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一事件也展現了新中國領導人的胸襟與智慧。周恩來總理的嚴謹與毛澤東主席的寬厚相得益彰，既維護了外交紀律的嚴肅性，也給予了犯錯誤的同志改過自新的機會。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嚴謹細緻是外交工作的生命線，而寬厚包容同樣是成就大業的必備品格。這一看似矛盾實則統一的智慧，至今仍值得我們深思與借鑑。

參考信源：

周恩來仰天長嘆的“雅典事件”

2013年4月9日 黨史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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