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轉型的寶貴歷史經驗仍在啓示我們
於上海美術館（中華藝術宮）開幕的“其命惟新——廣東美術百年大展”，幾乎完整地呈現了近現代廣東美術的歷史。
上海美術館近年來一直致力於近現代中國美術史的研究，尤其是“何謂海派”系列展覽，通過對海派繪畫的研究以及海派繪畫與京津畫派、嶺南畫派的比較研究，梳理中國傳統書畫藝術現代轉型的歷史脈絡，探究這種轉型的社會學和文化學的意義。此次“其命惟新”大展，又爲這種探索提供了大量鮮活生動的實例。
中國繪畫由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變不是孤立的美術史事件，當我們將海派繪畫、嶺南畫派和廣東國畫研究會置於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中觀察，上海和廣東在傳統書畫轉型發展上表現出的異同，以及各自在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上的不同地位，便愈發清晰。
林風眠《青衣仕女》
19世紀末的上海已然形成了一個獨特的藝術生產場。這個場域的特殊性在於其混雜性：傳統文人書畫市場與新興市民文化消費並存，本土藝術傳統與外來視覺語言交融。早期海派畫家們的實踐，本質上是在重新定義藝術生產的規則。這種規則既不同於北京以皇權貴族趣味爲主導的審美體系，也迥異於廣州依託宗族網絡而編織的傳統市場，而是創造性地將藝術納入現代化城市的文化消費鏈條。這種轉變最直觀的體現就是公開成熟的書畫潤例制度，藝術家可以直接面向市場，不再完全依賴權貴贊助。
上海作爲通商口岸的特殊地位，塑造了其藝術場域的開放性，爲藝術創新提供了整個生態鏈的支撐。土山灣畫館培養了掌握西畫技法的本土畫家，商務印書館等現代印刷機構使藝術大規模快速傳播成爲可能，《申報》等媒體構建了藝術批評的公共空間。
上海的特殊性還體現在其藝術受衆的構成上。新興的市民階層、外僑羣體、江浙商人、知識分子的多元共存，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需求多樣性。這種多元需求直接刺激了藝術生產的創新，所謂“百貨中百客”，海派繪畫的雅俗共賞特質，正是對這種新型觀衆結構的精準回應。
高劍父《東戰場的烈焰》
嶺南畫派在上海的發展軌跡尤其值得玩味。嶺南畫派作爲文化生產場中的異端，其生存需要特定的社會空間；同時，新藝術觀念也需要找到適當的社會載體才能實現傳播。當高劍父等人帶着他們的革命藝術理念在廣東受阻時，上海這座移民城市以其特有的文化包容性爲他們提供了庇護。
廣東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嶺南畫派植根於廣東的僑鄉文化與革命思潮，將藝術納入“啓蒙—救亡”的宏大敘事，在上海通過藝術社團與華僑資助構建革命文化網絡。高劍父等人曾留學日本，主動嫁接日本朦朧體與寫實主義，將藝術救國理念注入創作，主張折衷中西，提出“新國畫”的概念，甚至創辦《真相畫報》直接參與政治宣傳，將藝術作爲視覺救國的武器。早期嶺南畫派成員通過舉辦展覽、出版雜誌畫集、在上海的美術學校任教等方式獲得認可，因此我們甚至可以把早期的嶺南畫派視爲海派繪畫的一部分。
黎雄才《迎客松》
廣東國畫研究會的堅守立場具有深刻的社會學和地緣文化傳統的根源。廣東地區深厚的宗族傳統和士紳網絡，爲國畫研究會提供了維護文化正統性的社會基礎。他們的堅守不僅關乎藝術理念，更是地方精英維繫文化領導權的方式。廣東國畫研究會以廣州爲中心，強調國粹保存，反對不中不西的折衷，黃般若等人通過《國畫研究會特刊》捍衛文人畫傳統，以東西文化差異論抵制西化，認爲中國畫的寫意精神優於西方寫實，試圖從傳統內部尋找現代性，充分體現了廣東地區士紳社會的文化防禦策略，通過書院教育和鑑藏圈子維繫文化正統性，繪畫藝術成爲他們的文化身份標識，用以區隔西化新派。這種文化正統主義與上海的藝術革新形成了有趣的對照。
嶺南文化和海派文化作爲中國地域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兩大分支，分別以珠三角和長三角爲核心區域，兩者都具有海洋文化的基因，均依託沿海地理優勢，形成開放包容的貿易文化傳統；相比較而言，嶺南文化更多體現“商紳共治”的實用主義，而海派文化則呈現出“布爾喬亞”式的市民趣味。可以這麼說，兩種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形成了有趣的對照：嶺南更注重傳統元素的現代轉譯，海派則擅長創造新的文化符號。
上海在20世紀中國藝術現代轉型中的核心地位源於其先行而獨特的社會結構轉型。當中國大部分地區尚處於傳統社會形態時，上海已經形成了現代都市的社會意識形式。這種社會基礎使得藝術創新不再僅僅是個人天才的靈光乍現，而成爲系統性的文化生產轉型，當時的上海更成爲新藝術的孵化基地。
關山月《綠色長城》
回望這段歷史，我們可以說海派繪畫的現代性不僅體現在畫面語言的革新，更在於其背後完整的現代意義上的藝術生產機制和社會文化生態的建立。在這個意義上，海派繪畫不僅是一種新的繪畫潮流和文化現象，更是一種現代化的藝術與社會的新型關係模式。
海派繪畫、嶺南畫派、廣東國畫研究會在傳統繪畫現代轉型道路上的差異本質上是傳統文化現代性焦慮的三種應對方案：海派繪畫通過市場化消解傳統與西方的對立，提示我們藝術和社會的共生關係；嶺南畫派以革命話語重構藝術功能，充分展現了傳統的可塑性和再生能力；廣東國畫研究會則試圖以文化本質論抵禦衝擊，提醒我們文化根脈的重要性。直到今天，這場轉型的寶貴歷史經驗仍在啓示着我們：真正的藝術創新從來不是憑空而來的靈感迸發，而是特定時代土壤中生長出的文化果實。藝術變革是對當下社會條件的回應與重構，藝術本質上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時代的鏡子，更是時代的塑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