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展現鄭振鐸爲國搶救珍本古籍的往事
“在紀念抗戰勝利八十週年的今天，重溫鄭振鐸和他的朋友們在上海的文化抗戰，是對我們民族信念的堅守。”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告訴記者。近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推出了她的專著《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她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書中大量運用了日記、年譜、書信、書話題跋、回憶錄、檔案文獻等第一手資料來呈現中國現代文學家鄭振鐸有勇有謀、堅韌不拔的文化抗戰，由他勾連起“文獻保存同志會”、開明書店文人圈、個體書商等組成的抗戰羣像。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衆多日方保存的文獻資料，吳真完成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這是一部驚心動魄的文化抗戰史，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從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人生經歷，講述他如何爲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如何與“文獻保存同志會”諸同仁相互支持，共同應對危險處境和複雜局面，如何機智勇毅地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他們爲國家賡續文化血脈，於亂世彰顯民族大義。
“爲什麼留居在上海？我不能逃避責任”
“日軍侵華期間，對中國文物文獻的掠奪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日軍在每一個師團均配備‘兵要地誌資料班’，在未佔領以前已經打探清楚，擬出‘接收’（沒收）清單，一伺佔領，立即展開掠奪。”吳真告訴記者，當她看到日本文獻檔案對“掠奪”的清晰記錄時，內心震驚而沉重。2009年，吳真赴日本東京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她在圖書館查閱資料時，偶然發現日軍隨軍記者寫的《廣東戰後報告》，涉及廣州各大學的圖書被日軍損毀的情況。她從母校中山大學被劫圖書開始查起，漸漸擴大搜索對象，關注抗戰時期中國各大公立圖書館被劫圖書情況。
2012年春，吳真博士後出站時，電腦裏已存超過10G的“中國被劫圖書”文檔。從2013到2019年，她每年寒暑假到日本訪學，一邊從事古代戲曲文獻的專業研究，一邊追查中國被劫圖書的相關資料。這兩條不同的研究路徑漸漸地聚焦於中國俗文學研究的奠基人鄭振鐸先生。從2015年開始，她決定從“書籍史”與“抗戰史”的角度深入追蹤鄭振鐸的文化抗戰。“我聚焦於抗戰時期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所搶救的古籍善本，將研究重點放在中日檔案文獻、鄭先生和相關人士的日記、回憶錄的查訪和梳理上。”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鄭振鐸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時任文學院院長的他面臨着去與留的抉擇。他決定，不躲藏、不撤退，留居上海，文化抗戰，等待天亮。“足足八年間，我爲什麼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區去呢？時時刻刻都有危險，時時刻刻都在恐怖中，時時刻刻都在敵人魔手的巨影裏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前四年，我耗心力於羅致、訪求文獻，後四年，我盡力於保全、整理那些已經得到的文獻。”吳真告訴記者，當她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公文書館等查閱了大量有關資料，她更加深切地理解鄭振鐸先生在《求書日錄》中寫下的肺腑之言，感受到當年他在“危難、艱苦、恐怖、紛擾的環境中”保存中華民族古籍文獻的艱苦卓絕與重要價值。他爲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保全民族文獻，一息尚存，決不放下”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史，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羣像。面對日本侵華戰火蔓延，多方勢力角逐上海的複雜歷史狀況，如何梳理出鄭振鐸文化抗戰的線索？在紛繁的資料中描述鄭振鐸搶救文獻典籍的主線？
吳真告訴記者，“在聽取責編的建議後，我放棄了已經寫好的4萬多字‘論文體’，重新明晰了時間線，將鄭振鐸抗戰八年的生命史作爲本書重點。”1937年—1945年，正值鄭振鐸三十九歲到四十七歲的人生黃金時期，他身處日寇鐵蹄下的歷史暗夜，始終以保存文獻古籍爲己任。
當時上海各大圖書館成爲日寇炮火襲擊的目標，著名大學及文化機構均遭破壞，大學圖書館損失更多，公家劫餘殘書，散落於市面，舊族私家藏書也流入上海。如果不能及時收購，搶救，就有釀成“史在他邦，文歸海外”的危險。
眼看着大量珍貴古籍在戰火中遭受空前洗劫，鄭振鐸憂心如焚。他自覺承擔起文化責任，他在《求書日錄》中寫道：“我們的民族文獻，歷千百劫而不滅失的，這一次也不會滅失。我要把這保全民族文獻的一部分擔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決不放下。”
1938年，鄭振鐸聽說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市，他立即行動與友人共同努力，集資購得珍品，後收歸國有。吳真在專著的“古書局中局”中披露了珍品孤本從發現到收購的過程。1940年1月，鄭振鐸聯合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中法大學教授張鳳舉聯名向國民政府教育部發電報，陳述江南文獻遭劫的危急狀況，強烈要求政府撥款搶救。最終他們祕密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後簡稱文保會），搶救散佚的古籍文獻。
“在這最難艱困苦的時代，擔負起保衛民族文化的工作！這工作不是沒有意義的！且不能與民族復興運動脫離開來的！”1940年7月，鄭振鐸在重慶出版《文陣叢刊》第1輯卷首以筆名“源新”發表《保衛民族文化運動》，主編茅盾、樓適夷在編後記中說：“他向戰鬥的文化人發出一個似乎迂遠而其實是急迫的呼聲。”
當年上海的文化中心有兩個主要的關係網絡：一個是學者、作家與出版界，另一個是收藏家與古舊書業、圖書館界，鄭振鐸正是這兩個關係網絡的中心人物之一。全面抗戰期間，鄭振鐸與敵僞周旋搶救文獻，得益於這兩個關係網絡的支持。他在愚園路的家，成爲正直的開明書店人以及留守知識分子的聚集地，他與“文保會”等文化人與敵人展開沒有刀槍的暗戰。
1940年9 月1日，鄭振鐸致“文保會”成員張壽鏞的信中說：“爲國家保存文化，如在戰場上作戰，只有向前，決無逃避。”他經常冒着危險，以個人名義進行祕密交易，收購文獻古籍，開展文化搶救工作。他和“文保會”在上海搶救洽購下來的古籍，既有如皇冠明珠的宋元珍本，更有構築國家文獻基本庫藏的史料文本。爲了防止被敵人發現，1940年開始，他們將陸續訪購的幾萬冊古籍分藏在四個不同地方。
1941年6月，鄭振鐸利用上海中國書店的外埠郵購書籍業務，將搶救下來的3200多部善本古籍，分裝成近3000個郵包，全部運往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保存。後來香港也淪陷，這批古籍竟然落入日軍手中，被作爲戰利品運回日本。難能可貴的是鄭振鐸發送郵包前，他爲所有書籍都細心編制了目錄，記錄着版本、題跋等具體信息。他的細緻工作最終成爲抗戰勝利後，中國政府向日本追索古籍的關鍵鐵證。1947年5月，這批古籍終於回到上海，迴歸中國的懷抱。
鄭振鐸在《蟄居散記》中，表達了他對中國書店等書業同仁的感謝:“我很感謝他們，在這悠久的八年裏，他們沒有泄露過一句話。”他們掩護了鄭振鐸，幫助了古籍文獻的外運。鄭振鐸與“文保會”、唐弢、許地山等，在上海搶救了海量書籍，共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正是中國書店的楊金華等人，利用民間商運躲避了敵寇追查，打通了一條隱祕的“孤島書路”。
吳真透露，她從查閱日方的歷史材料中，瞭解到他們當年行動被敵方緊盯的危險，多方博弈的細節。讓吳真感到特別幸運的是，從未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的日記於2023年底現身上海。鄭先生的後人鄭煒昊爲她提供了日記的清晰圖片，爲她呈現鄭振鐸的文化抗戰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材料，令“文保會”成立前夜的歷史處境，變得清晰起來。鄭振鐸寫下了許多文章描述他在八年全面抗戰時期的上海生活，爲戰爭中遭劫書籍留下大量文字記錄。1937年—1945年，他寫有《失書記》《劫中得書記》《劫中得書續記》《求書日錄》《售書記》《“廢紙”劫》等十幾篇文章，記有《長樂鄭氏紉秋山館行篋書目》等八部書目，還有與“文保會”搶救文獻書籍的工作報告及四百多通書信。他還有記錄個人訪書購書生活的多年日記，以及分散於各書籍中的數百則題跋書話。這些文字詳細記錄了戰爭對於書籍的損害，他所目擊的書籍劫難過程，不僅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對於中國書籍的文化暴行，還是書籍史和抗戰史上十分珍貴的史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中有過總結：“抗戰中爲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我在研究和寫作時，根據檔案資料專門做了統計，我的估算是鄭振鐸和他的友人們在上海保護了六萬多冊善本古籍。完成這本著作，也是我對自己從青年到中年的十五年研究與訪書經歷的真實記錄。”吳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