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之名》導演傅東育獨家回應：在掌聲與爭議之間校準座標
由傅東育、鄭世龍執導，張譯、李光潔、蔣欣等領銜主演的檢察偵查劇《以法之名》日前正式收官。這部聚焦檢察偵查、直面司法腐敗的劇集，用三年多時間打磨，最終成爲年度現象級作品。
自從在CCTV8開播以來，該劇熱度持續走高，而收官當晚“爛尾”詞條衝上熱搜，導演傅東育微博坦然回應“反思”，再次將劇集的相關討論推向高潮。有人爲檢察官的堅守熱淚盈眶，有人因結局的“意難平”激烈爭論，更有體制內觀衆感慨“這就是我們真實的日常”。導演傅東育在接受《文匯報》記者獨家專訪時，將這場創作形容爲“在現實的土壤裏深耕掘進”，既要有觸碰社會痛點的勇氣，也要有守護人性溫度的細膩。
讓每個角色都帶着人間煙火
“所有故事的核心，都是講‘人’。”三年的時間裏，傅東育和主創團隊走訪了十幾個城市、採訪了上百位檢察官。在他看來，《以法之名》最打動人的從來不是離奇的案件，而是案件背後那些“會猶豫、會疲憊、卻始終守着底線”的檢察官。
“劇中的檢察官都是有出處的，他可能不來自於單一的原型，而是幾個人拼成了洪亮、幾個人拼成了李人駿……”走訪過程中傅東育遇到了一位資深檢察官，在移交案件時已收到某國企三倍薪資的邀請，卻因發現接手同事的辦案思路存在偏差而選擇留下。“他說‘如果我走了，這個案子的走向可能會改變很多人的人生’，後來又開着玩笑補了句‘也可能是對方給的不夠多，五倍說不定就動心了’。”傅東育將這些有溫度的原型融入創作，讓洪亮這個角色跳出了“高大全”的框架，多了幾分煙火氣的真實。
爲了讓敘事既專業又不枯燥，劇組做足了功課。從最高檢到基層檢察院，他們旁聽庭審、查閱卷宗，甚至跟着檢察官體驗辦案流程。劇中的王春祥爲嫌疑人爭取給父親上墳的機會，最終引發意外的情節，就源自基層的真實案例，“這種細節不親身體驗，是寫不出來的。”
這種對“人”的執着，貫穿在每個角色的塑造中。李人駿的掙扎，源自檢察官羣體面對“程序正義與結果正義”的普遍困境；鄭雅萍的銳利與柔軟，映射着女性檢察官在職業場域中的雙重身份；就連戲份不多的張文菁，也帶着年輕律師初入職場的理想。傅東育要求團隊“把每個角色都當成主角來琢磨”：“哪怕是反派，也要寫出他的人物邏輯，不能是爲了壞而壞的工具人。”
楊爍飾演的萬海、董晴飾演的張文菁成爲觀衆口中的“寶藏角色”，正是因爲“角色與演員的氣質天然契合”。“董晴爲了一場審訊戲的臺詞，提前二十天反覆打磨，拍攝時一條過，現場所有人都鼓掌。”
他特別提到蔣欣飾演的鄭雅萍：“有觀衆覺得她太銳利，不像傳統印象中的檢察官”。他坦言這個角色在劇作中功能性更強，“這種人物極其難演，很容易演成概念化的符號。”因此，當蔣欣主動請纓出演時，傅東育“驚着了”。“我給蔣欣的表現打100分。”她精準捕捉了當代檢察官的“知識分子氣”和專業分寸感，審訊時寸土不讓的專業，面對同事困境時的默默支持，甚至與洪亮爭執時的“咄咄逼人”，都讓這個角色落地生根。“最高檢審片時很多檢察官見到蔣欣都要握手擁抱，因爲這個角色終於不再像民警或刑警，有了檢察官自己的樣子。”傅東育表示，這比任何讚美都讓他感到欣慰。
用類型化觸碰社會“痛點”
“任何一個作品都應該有它的社會意義表達，這是一個藝術工作者應該有的自覺。”從《破冰行動》到《冰雨火》，再到《風吹半夏》和如今的《以法之名》，傅東育始終將社會關切作爲創作的核心驅動力，在現實題材的土壤中深耕。
《以法之名》的選題源於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邀約。最初優酷的敦淇提議拍“掃黑除惡”時，傅東育婉拒了，認爲已有《狂飆》等佳作在前。但當最高檢提出“懲治司法腐敗、刀刃向內”的檢察偵查題材時，他敏銳地捕捉到了其獨特性與深度。“在掃黑除惡過程中，檢察機關有兩項職能：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數。”傅東育解釋，現實中存在地方爲追求政績，將普通刑事案拔高爲涉黑涉惡的亂象，這違背了司法公正。“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這些痛點是老百姓真真切切的擔憂。創作者回避了，就是失職。”這種決心決定了作品的“硬核”底色。傅東育強調，觸碰社會痛點並非爲了獵奇，關鍵在於角度。“是懷着善意希望尋求改變，還是揭露醜惡以‘審醜’爲美？”傅東育選擇了前者——既要刺破現實，又要留存溫度。
在他看來，觸碰痛點的關鍵在於“不標籤化”。劇中的腐敗不是簡單的“壞人作惡”，而是滲透在“政績工程”等制度縫隙中的灰色地帶中；檢察官也不是完美的英雄，他們也會在“程序正義與結果正義”間搖擺。走訪過程中傅東育瞭解到，某地級市檢察官爲堅持起訴一個關乎地方政績的案件，頂着“上級未批覆”“市政府施壓”的雙重壓力，直到開庭前一刻才收到同意起訴的電子版文件……這些細節撕開了司法實踐中的複雜肌理——既有制度上的限制，也有個體在規則與良心間的掙扎。這種複雜性讓痛點有了真實的重量，“觀衆能從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困境，纔會真正共情”。
“檢察偵查工作太過專業，檢察官對着卷宗找線索、摳法條，怎麼讓觀衆看進去？這是創作中巨大的挑戰。”傅東育告訴記者。與公安題材常見的“動作戲”不同，檢察工作的核心是“文戲”，如何將枯燥的法律推演轉化爲有張力的敘事？他的答案是堅守涉案劇的類型化規律。劇集以“懸疑感”爲骨架，讓每個案件都成爲觸碰痛點的切口。洪亮調查的舊案如剝洋蔥般層層展開，逐漸暴露地方保護主義對司法獨立的侵蝕。“觀衆跟着檢察官的視角抽絲剝繭，既享受解謎的快感，又在真相大白時自然觸碰到背後的社會議題。”
審訊戲的處理尤其體現類型化巧思。劇中沒有歇斯底里的對抗，更多是“平靜下的暗流”：鄭雅萍審訊時突然拋出的一個細節讓嫌疑人慌亂，洪亮看似隨意的家常話實則瓦解對方心理防線。“檢察官的‘武器’是邏輯和證據，我們就放大這種‘智力博弈’的張力。”這種處理既符合職業特性，又延續了涉案劇的緊張感，讓“法條辨析”也能充滿戲劇張力。
在觀衆的反饋中校準創作座標
《以法之名》收官當晚，“爛尾”詞條衝上熱搜，傅東育發微博寫下反思：“開篇入戲慢，注水抻長度，演員選擇有失誤”——他認爲：“所有批評都認真反思”。“觀衆的意難平，恰恰證明他們在乎這個故事，在乎這些角色。”他認真剖析觀衆指出的問題：開篇爲鋪墊檢察偵查體系背景，節奏確實偏緩；部分支線爲豐富羣像而顯得冗餘；個別角色因演員與角色適配度不足，讓觀衆出戏。“這些都是實打實的問題，不賴別的，是我的責任。”
“我在微博上的反思是誠心誠意的。”對於“倉促結尾”的質疑，傅東育表示有兩重原因。主觀上，他刻意避免“爽劇式收尾”，希望留下思考空間：萬海死在監獄，秦鋒犧牲，許言午、蘭景茗的處理引發爭議。“我不喜歡‘好人必須好報，壞人必須嚴懲’的大團圓式結尾。”傅東育解釋，生活本就充滿遺憾，而正是這些遺憾，讓觀衆更能體會司法公正的珍貴——“當你看到檢察官們在體制內頂着壓力堅持起訴時，會明白公平正義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人用肩膀扛出來的。”而客觀上，主場團隊後期對故事做了多次修改，“有些情節改得有些支離破碎，只能用閃回來補充，這是技術上的失敗”。
傅東育的創作祕訣很簡單：下生活，挖人性，存善意。在爭議與掌聲中，這位導演始終清醒：“觀衆的眼睛是最亮的鏡子，能照見創作的優劣。只要守住對現實的敬畏，對人的尊重，就不怕前路坎坷。”“所有聲音都視爲進步的養分。如果藝術工作者還想進步就要傾聽所有觀點，哪怕是帶情緒的，都是必要且有幫助的。這絕不是客氣話！”
如今再看《以法之名》的全民熱度，傅東育仍覺意外。“沒想到會引發這麼多人對司法程序的討論。”他將這歸功於觀衆的成熟：“大家不再滿足於看個熱鬧，而是真的在思考‘我們的社會需要怎樣的公平正義’。”這種討論，正是他創作的初衷。從最初的選題確立，到拍攝中的反覆調整，再到播出後的全民討論，《以法之名》的每一步都像一場“負重前行”。但當看到觀衆因劇中情節討論“司法公正”，看到檢察官們說“終於有人懂我們的工作”，他覺得一切都值了。
劇集開播當天，最高檢檢察偵查廳正式掛牌成立。傅東育表示這是一個“美妙的巧合”。“有檢察官開玩笑說，這是給偵查廳做了免費廣告。”在他看來，這種巧合恰恰印證了作品的社會意義——當觀衆看完劇能知道“遇到司法不公該找誰”時，《以法之名》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讓更多人相信，總有一羣人在爲公平正義默默較勁，這就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