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爲黨犧牲，有無上光榮”——讀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書信日記

偉大建黨精神的形成依託於中國共產黨革命實踐的經驗事實。作爲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意識的價值凝結，其呈現必然附着於特定的載體。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書信日記是承載、表達與確證偉大建黨精神的重要載體，不僅客觀記錄着黨史上的重要事件，更見證了偉大建黨精神醞釀、形成與發展的過程。系統研讀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書信日記，既可以揭示偉大建黨精神“從哪裏來”的精神密碼，又可以透析偉大建黨精神傳承的內在理路，爲新時代賡續和弘揚偉大建黨精神提供經驗參考。

以信仰爲炬的真理求索

中國共產黨人書信日記中關於理論思考與信仰追求的表述，記載了他們學習與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反映了他們探究與堅持真理的實踐歷程，同時也展現了他們將共產主義內化爲價值信仰的思想軌跡，彰顯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的偉大建黨精神。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主要通過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不斷探尋真理，並逐步實現從知識理解、接受到價值認同的躍遷。毛澤東通過閱讀《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等著作，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他在答覆“目前信仰何種主義”時寫道：“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陳雲也是在閱讀《馬克思主義淺說》《資本主義制度淺說》《共產主義ABC》等著作的過程中，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無獨有偶，楊闇公在日記中寫道：“午後閱《唯物史觀》的淺釋，始知馬克思學說真諦所在。”這與毛澤東、陳雲等人的閱讀經歷形成互證，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通過閱讀經典著作追求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基本路徑。此外，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投身革命鬥爭實踐中，實現了從理論認知到價值信仰的躍升。周恩來在致覺悟社社員的信中寫道：“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爲他宣傳奔走。”即使面對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肖勁光仍然強調“自己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是堅定不移的”，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在生死考驗前對信仰的堅守。

以行動踐諾的使命自覺

中國共產黨人書信日記中關於憂患意識與救國情懷的文本表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實現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的歷史使命，彰顯了“踐行初心、擔當使命”的偉大建黨精神。鴉片戰爭以後，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中國共產黨人將爲中國人民謀幸福、爲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爲自己的初心使命，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偉大斗爭。書信日記記載了他們挽救民族危亡的崇高使命和責任擔當。任弼時在赴蘇俄留學前寫給父親任思度的信中表達了自己報效國家的遠大抱負，“況現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聶榮臻雖然身在異國，但仍心繫祖國安危和人民疾苦，在給父母親的信中寫道：“男也雖不敢雲以天下爲己任，而拯父老出諸水火，爭國權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兒之有責！”俞秀松加入討伐陳炯明的北伐軍，痛斥反動軍閥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在給父母的信中強調“我要救中國最大多數的勞苦羣衆”，表達自己“救人民”的志向，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

以熱血鑄就的革命氣節

中國共產黨人書信日記中關於鬥爭意志與犧牲精神的文本表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爲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不懈奮鬥的堅定意志，彰顯了“不怕犧牲、英勇鬥爭”的偉大建黨精神。周恩來爲悼念黃愛烈士作詩《生別死離》：“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卻不用血來染他，天下哪有這類便宜事？”這表明中國共產黨人對於革命的艱鉅性和殘酷性有着清醒認識。同時，他勉勵覺悟社社員發揚不怕流血的精神，“種子散在人間，血兒滴在地上”，實現共產主義理想需要爲之奉獻，爲之犧牲。在民族危亡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人淬鍊出爲階級解放事業而不懈鬥爭的革命氣節。惲代英在上海組織工人運動時，被國民黨重金懸賞緝拿，但他不顧個人安危，始終奮鬥在一線，爲革命事業拼盡全力，“我爲此而獻身，也是死得其所！”後來，他在獄中寫下“我們並不怕死，勝利就在我們眼前”的詩句，體現了爲革命事業不怕犧牲的壯志豪情。即使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中國共產黨人依然保持崇高的革命氣節。陳延年在臨刑時面對劊子手的叫囂吶喊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視死如歸，只有站着死，決不跪下！”彰顯了寧死不屈的革命氣節。共產黨人黃競西在給嶽舅的遺言中寫道：“我爲黨犧牲，有無上光榮”，字裏行間飽含了視死如歸的堅定信念。在給黨內同志的訣別信中，他更是堅定表示“爲黨犧牲，是我心願，我愉快的，惟望你們繼續前進”，生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人爲革命事業而獻身的偉大精神。

以生命爲契的忠誠品格

中國共產黨人書信日記中關於組織紀律與人民立場的文本表述，反映了他們對組織紀律的自覺遵守和對人民利益的價值承諾，彰顯了“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1927年10月15日，毛澤東在湖南水口村葉家祠堂帶着六名新黨員宣讀入黨誓詞：“犧牲個人，努力革命，階級鬥爭，服從組織，嚴守祕密，永不叛黨”，生動詮釋了“對黨忠誠”的精神品格。此後，毛澤東始終堅持新黨員入黨要舉行宣誓儀式，體現了他對組織紀律的重視。在革命鬥爭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將對黨的忠誠放在首位。鄧穎超和周恩來之間約定“不要在一個具體部門共事”，並且“一定要在任何情況下都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機密”。歷經數十年風雨，他們始終謹守着這個約定，體現了無產階級政黨組織紀律性內化爲共產黨人個體行爲準則的過程。此外，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中始終以人民羣衆利益爲核心，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謝覺哉在目睹家鄉民衆苦難後，在日記中寫道：“同是人類而享受的生活，相差總有百千萬級。”大革命失敗後，董必武辭去湖北省政府委員、農工廳長和《漢口民國日報》經理的職務，“現既不能奉行鈞府法令，復無以慰地方人民，再四思維，惟有辭職”，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將人民利益置於個人得失之上的價值準則，彰顯了偉大建黨精神中“不負人民”的精神底色。

（作者分別爲中共一大紀念館·上海大學國家革命文物協同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華東師範大學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