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遊大同華嚴寺,總結四個亮點,角落裏的耿彥波罪己碑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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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別四年,再遊大同,印象中那個滄桑寂寥的晉北古都,竟搖身一變,成了炙手可熱的網紅旅遊城市。去年夏天黑悟空給整個山西帶來的流量熱度,一直延續到了今天。作爲一個鐘情山西人文底蘊的遊客,特別開心山西被更多人看到。

去了一些新景點,也回顧了一些之前去過的地方,和第一次來一樣,華嚴寺依舊是我們大同之行的第一站。直到今天,網上的大同旅遊攻略更新了一茬又一茬,但是華嚴寺始終出現在所有大同遊客的必去清單裏。這是我國三大遼構之一,比起繁複綺麗的宋構,簡樸大方又張揚肆意的遼構更像是唐構的最佳繼承者

第二次來了,所以選擇把有限的時間放在更值得參觀的地方。華嚴寺又分上寺與下寺,上華嚴寺以金代的大雄寶殿爲代表,下華嚴寺則以遼代的薄伽教藏殿爲代表。上寺與下寺僅一牆之隔,因此遊覽起來覺得並沒有明顯的界限。華嚴寺最近一次大修是在2008年到2010年,新建了不少仿古殿宇,形成了一個龐大完善的建築羣。


總結四個亮點,先替大家提煉一下華嚴寺的精華與特色。

一、建築朝向

華嚴寺坐西朝東而建,而不是傳統漢族寺廟的坐北朝南。因爲華嚴寺是遼代皇家主持修建的寺院,遼代的統治集團是契丹族,契丹族把太陽當作神和民族圖騰來崇拜,認爲萬物都與太陽有關,每天早晨都要朝拜太陽。因此華嚴寺無論上寺還是下寺,所有殿宇的大門都向東開,保證清晨的第一縷陽光即可照進大殿。

二、上寺的大雄寶殿

大雄寶殿始建於遼清寧八年(1062年),遼保大二年(1122年)毀於兵火,金天眷三年(1140年)在舊址上重建。大殿四平八穩地坐落在4米高的巨大臺基上,建築面闊九間,進深五間;長超過53米,檐高超過9米。在我國現存的單體古代木構建築裏,規模能與華嚴寺大雄寶殿匹敵的鳳毛麟角。

雖爲金代重建,但依舊能讓人領略到沉浸式的大遼氣魄。體量龐大到這個地步,倒是襯托得旁邊的現代建築有些弱不禁風。

屋頂正脊上兩處碩大的鴟吻很遠便能望到,4.5米高的鴟吻大得驚人,超過了故宮太和殿,爲全國之最。其中北面的鴟吻是金代遺物,南面是明代增補的;風采異同,可自行對比。

殿內現存32尊明代造像,中央佛壇端坐着背光爲火焰紋的五方佛;南北兩側有二十諸天,身姿前傾15度稽首來迎,以示對佛的虔誠和恭敬。四壁共有21幅巨型清代壁畫,填滿了多達5000個人物;頂部則是千餘塊彩繪明清平棋,共同組成了殊勝的室內空間。

三、下寺的薄伽教藏殿

這是華嚴寺最古老的建築,始建於遼重熙七年(1038年),是現今國內僅存的8座遼構之一,比重建的大雄寶殿早了100多年。大殿原是華嚴寺的藏經殿,面闊五間,進深四間,歇山頂,遼代殿堂建築的典型,同時承襲了唐代遺風。

雖然建築不算龐大,但是殿內31尊泥質彩塑中,有29尊爲遼塑,並且殿內屋頂的平棊和藻井上的彩繪亦是遼代作品,藝術價值極高。


這些佛像中,有一尊尤爲特別,那便是被鄭振鐸先生譽爲“東方維納斯”的合掌露齒菩薩。只見菩薩衣袂輕盈飄逸,如有微風吹過;身材曲線婀娜玲瓏,與印象中豐滿圓潤的菩薩截然不同;口脣微張露出牙齒,微笑穿越千年依然感染人心。這種大膽而反叛的藝術創造是我國古代佚名工匠的驚人創作,也是遼代雕塑的頂級之作。


由於過去是藏經殿,殿內圍繞着一週當時安置《遼藏》的經櫥38間及後壁當心間 “天宮樓閣” 五間。如今經書已失,壁藏猶存,經櫥設計精巧,使用斗拱竟有十八種之多。

尤其是天宮樓閣因巧奪天工,被梁思成先生嘆稱“海內孤品”。可惜天宮樓閣在後壁普通遊客無法見到,目前只能看到兩側的經櫥。倒是華嚴寺廣場上,能看到放大版的仿古天宮樓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四、耿彥波的聯與警示碑

說起大同古城,不能不提前大同市長耿彥波。耿彥波在2008-2013年擔任大同市長期間,開展了規模浩大的大同古城保護修復工程,核心是對古城牆、華嚴寺、善化寺等歷史遺存進行系統性修繕,並復建了一大批傳統建築,試圖將大同從“煤都”轉型爲“文化旅遊城市”。由於改造過於大刀闊斧,當時在大同本地引來不少爭議。

而站在現在的角度看,在古都城市普遍崇尚“文旅興市”的今天,耿市長當時的眼光不可謂不領先。後來隨着時間的推移,大同本地人也從最初的不理解,到感受城市改變帶來的便利後,轉變成了感激與敬佩。如今的大同早已沒了耿市長剛上任時的塵土飛揚,大同古城的形象也得到了質的改變,眼下大同得以成爲網紅旅遊城市,耿市長在任時打下的這些硬件基礎功不可沒。

華嚴寺作爲大同古城修復的重點項目,也留下了不少耿市長的印跡。在華嚴寺的山門與上寺復建的普光明殿門前,各有一副耿市長親自撰寫的聯——

山門楹聯

上聯:人生百年如朝露,活在當下

下聯:世間萬象皆浮雲,樂駐心中


普光明殿楹聯

上聯:世事熙熙從來富貴無了局到此說了就了

下聯:人生攘攘自古名利難放下如斯當放便放

從中不難看出個耿市長的處世智慧與人生格局,不知治癒了多少當代人的精神內耗。

而最耐人尋味的,還是普光明殿附近那個無人在意的小角落裏,那塊由耿彥波於2009年親自撰文的警示碑。

文中寫道:“華嚴寺周邊環境綜合治理工程建築羣,乃錯誤理念指導下之錯誤作品。其錯誤有三:
其一,未經國家文物局審批,擅自開工修建,乃嚴重違法之亂爲;
其二,未經專家論證,缺乏歷史考古依據,乃違背科學之蠻幹;
其三,建築體量,密度過大、過高,對國保單位形成干預影響,乃錯誤理念之惡果。
鑑於其投資浩大,影響惡劣,故暫爲保留,立此反面教材,引爲借鑑,警示後人,以免謬種流傳,重蹈覆轍。故勒石銘記,明恥彰過,痛記教訓,昭示來者。”

寥寥數語,耿市長立碑罪己,卻不忘恢復古城風貌的初心。碑文的 “警示” 本質上是對自身治理邏輯的 “自我錨定”——將文化遺產保護置於城市發展的優先地位,試圖爲後續治理劃定 “底線”。古城修復雖有爭議,但是那些歷史建築的更新,客觀上激活了古城的歷史密碼;讓差點被人遺忘的大同古城,以嶄新的姿態重新回到大衆的視野。

這讓我想起了紀錄片《中國市長》裏,耿彥波在忙完一天的政務後,仍然憂心忡忡地對鏡頭道:“ 大同這次再不起來,就再也起不來了,歷史不會給大同第二次機會。”且看現在的大同古城街頭,直到深夜依舊熙熙攘攘,喧囂鼎沸。此前所有是非功過,自有後人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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