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連換5任總理，第四共和國政治危機爲何在法國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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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我的政府垮臺，法國面臨的問題依然會存在。”

在信任投票前，貝魯在國會演講中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請求議會理解、支持政府。

但法國的反對黨議員顯然並不買賬，這場貝魯爲推動預算法案主動發起的豪賭最終以194票支持，364票反對慘敗收場，貝魯隨後按照憲法規定，向馬克龍提交辭呈。

接受貝魯的辭呈後，馬克龍任命防長勒科爾尼接替貝魯，成爲新一任法國總理。

這是自馬克龍第二次上臺以來，所任命的第5位總理，也是自2024年以來的第4次總理換人。

如此頻繁的政府換屆，看起來像極了被戴高樂嚴厲批評法蘭西第四共和國。

混亂四共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面臨重建政府的重大問題。

由於第三共和國在二戰中的糟糕表現，法國民衆一致反對重建第三共和國，但對於未來到底要建設一個怎樣的國家，卻沒有達成共識。

當時在法國最有名望的臨時政府首腦戴高樂將軍力主建立一個超越黨派的總統共和國，以最大程度發揮政府的治理能力。

但戴高樂在議會當中沒有根基，而議會各黨派顯然不會樂見戴高樂大權獨攬，以議會更能體系民意爲由，堅持認爲法國應當採用議會制。

由於法國剛剛經歷過維希法國的法西斯統治，民衆對加強政府權力存在下意識的牴觸，最終議會派佔據了優勢。

1946年10月，法國公民公投通過了主張兩院制和議會制的新憲法草案，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就此成立。

早在第四共和國成立之前，戴高樂將軍就指出，第四共和國的制度必然會導致政治動盪，這會使得政府在應對內政外交問題時缺乏應有的強硬和決斷。

事情的發展也果如戴高樂將軍所料，在議會政治的模式下，各黨派在議會中各執己見，互不相讓，政府無論做出怎樣的選擇都會遭到反對派的攻擊，並因此垮臺。

在這樣的情況下，第四共和國政府爲了免遭議會攻擊，往往選擇儘可能地迴避問題。

別說是基礎建設、社會福利這些需要長期見效的問題被擠壓，就連在面對國家安全、外交政策這些亟待處理的問題時，也有得是政府選擇鴕鳥政策。

然而，問題不會因爲政府的迴避而消失，反倒會隨着時間的推移進一步發酵，引發更加強烈的社會不滿，最終政府還是會因處置不力遭到攻擊垮臺。

就這樣，法蘭西第四共和國以平均半年一屆的速度，不斷地更換政府，可以說政府還沒來得及梳理清楚國家情況，就該下臺了。

更加不幸的是，當時的法國正面臨嚴重的危機，內有國家被二戰摧毀，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外有舊殖民體系瀕臨崩潰，歐洲淪爲美蘇冷戰前線。

法國政府在如此關鍵時刻的不作爲，讓法國迅速喪失了大國地位，淪爲“美國的二流夥伴”。

法國民衆對第四共和國的無能十分不滿，開始渴望一個強有力的政府。

在這樣的情況下，1958年，戴高樂重回政壇，開始按自己的想法來改造法國政府。

戴高樂本就主張集權，又有第四共和國失敗的教訓，在設計第五共和國制度時，想了不少辦法維持政府穩定。

爲了防止議會的掣肘，新憲法不僅規定，總統可以將重要法案直接提交全民公決，更是賦予了總統解散議會的權力。

如此一來，雖然政府依舊要面對議會黨派衝突的詰難，但是有了實權總統在背後撐腰，底氣較之前充足了不少，總算能夠開始幹活了。

並且，哪怕是“多做多錯”，第五共和國的總理平均任期也達到了2.5年，不像第四共和國時期那樣頻繁更替。

法國衰落

有了強有力的政府支撐，法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迅速重回正軌，在1959年到1974年間平均增長率高度5.7%，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僅次於日本。

在殖民地問題上，戴高樂領導的法國政府順應民族獨立浪潮，以同意殖民地獨立爲條件，換取法國能夠儘可能維持其在殖民地的影響力。

同時，在國際關係上，戴高樂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退出美國主導的北約，與社會主義緩和關係，並審時度勢地在反共反蘇關鍵議題上配合美國，換取美國對法國脫離控制的寬容。

鑑於法國自身的國力遠不僅美蘇，戴高樂爲了在面對美蘇時有發聲的底氣，選擇團結其他歐洲國家的力量，積極推動由法德共同主導的歐洲一體化。

爲此，戴高樂不惜放下法德世仇，於1963年與德國簽署了全面和解合作的《愛麗舍條約》，奠定了西歐“法德軸心”的基石。

憑藉這一系列極限操作，法國成功在美蘇的防範打壓之下，重建了自身的大國地位。

然而，隨着美蘇冷戰以蘇聯解體告終，法國的平衡術失去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籌碼。

另一邊，美國在蘇聯這個最大的對手倒下之後，怎麼看有一體化趨勢的歐洲怎麼不順眼，萬分警惕歐洲可能成爲美國霸權的挑戰者。

偏偏歐洲也不懂得韜光養晦的道理，積極地推出歐元對抗美元霸權。

這自然引起了美國的強烈不滿，爲了打擊歐洲，美國拋開聯合國的決議，強行帶領北約下場科索沃戰爭。

歐洲滿心以爲美國是爲了反共和壓縮俄羅斯勢力範圍，還積極地陪着美國一起下場，殊不知自己纔是美國這場戰爭最主要的針對對象。

戰爭開打後，歐洲的地緣安全局勢急劇惡化，不出意外的出現了大規模資本跑路現象，歐元的價格迅速跳水。

剛一出爐就遭遇這般劇烈的匯率波動，令歐元的信譽受到了極大的打擊，徹底喪失了挑戰美元的能力。

更加可笑的是，歐洲付出這樣的巨大的經濟代價，卻也沒能達成將俄羅斯擠出南歐的政治目標。

導致這一政治失敗的原因，也相當耐人尋味：在戰爭即將結束之際，俄羅斯搶先北約一步，佔領了普裏什蒂納國際機場，迫使北約接受了俄羅斯在科索沃地區的存在。

俄羅斯部隊的規模僅爲200人，卻能順利突破波黑邊境美軍的防線，搶在北約之前抵達機場，還能在機場守衛戰中擋住兵力數十倍於自身的英軍，成功迫使北約接受俄羅斯的條件。

這顯然不太符合正常的軍事邏輯，更像是美國和英國在暗中配合。

就這樣，歐洲在這場戰爭中什麼好處也沒撈到，卻付出了歐元和歐洲經濟的代價，還要面臨因戰爭導致的難民衝擊。

更不幸的是，美國沒有就此停手，在這之後，有事沒事就要坑一坑歐洲。

美國軍工複合體急着找地方撈錢，首選在中東挑起戰爭，給歐洲送去難民危機；美國華爾街玩金融玩崩，要將轉嫁其他國家，給歐洲造成債務危機；美國因中美競爭意識到去工業化危害，主導工業迴流，也是先吸收歐洲的工業……

危機重演

在美國的不斷坑害下，歐洲經濟自2008年以來便停滯不前，考慮到通脹因素，甚至可以說是在衰退，法國作爲歐陸核心國家，自然也不例外。

面對美國的坑害，法國政府口頭上不滿，卻沒能做出任何有效的應對。

經濟的衰退，導致了政治氛圍的分化和極化。

傳統上佔據政治主流的中間派因應對危機不利招致了民衆的不滿，生活水平的下降也使得民衆期望改變，極左翼和極右翼的聲音越來越受到歡迎。

2022年法國大選，總統所在的中間派首次喪失了絕對多數地位，僅獲得了國民議會577個席位中的245席，政府重新開始受到議會反對派的掣肘。

馬克龍想要擺脫困境，重回絕對多數時的暢快，於是，在2024年極右翼在歐洲議會選舉大勝之後，馬克龍動用總統權力，解散議會重新選舉。

馬克龍以爲，以歐洲對極右翼的警惕，在看到極右翼崛起之後，會有極右選民轉投中間派，讓中間派重新獲得絕對多數地位。

然而，第一輪選舉的結果狠狠打了馬克龍的臉：極右翼獲得了33%的選票，遠超極左翼的28.5%和中間派的22%。

爲了狙擊極右，馬克龍不得不與極左聯合，約定同選區中排名靠後的候選人主動退選，無論如何不能讓極右登臺。

靠着這樣的方式，法國總算壓下了極右翼的勢頭，在第二輪選舉過後，極右翼僅獲得了143個議會席位，低於左翼聯盟的182席和中間派聯盟的163席。

但如此一來，總統所在的中間派連相對多數都不是了，法國政府的政策推行也因此變得愈發困難。

尤其是此時法國的財政問題已經十分嚴峻，已經容不得任何拖延，法國政府不得不去嘗試開源節流。

這種涉及到錢的議題，必然會引發利益相關方的不滿，無論政府如何決策，都會遭到左右翼的聯合攻擊。

於是，在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裏，法國接連“報廢”了2任總理。

算上在2024年1月同樣因爲養老金改革而辭職的博爾內，和在2024年7月爲議會選舉負責引咎下臺的阿爾塔，法國在短短2年之內，已經換上第5位新總理。

這種政府換屆速度，比之第四共和國時期也是不遑多讓，戴高樂極力想要避免的政治動盪危機，還是不幸在第五共和國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