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蘇聯農民聞風喪膽的餘糧收集政策是啥？1918年12月15日新政實行-歷史-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薩沙歷史上的今天。

作者：薩沙

本文章爲薩沙原創，謝絕任何媒體轉載

讓蘇聯農民聞風喪膽的餘糧收集政策，究竟是什麼？1921年3月21日：蘇聯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實物稅的形式代替先前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餘糧收集政策。

集權社會的文化洗腦出現任何領域，哪怕是一個小小的詞彙。

稍微懂俄語的人都會知道，俄語中壓根沒有什麼“餘糧收集政策”。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развёрстка按照字面翻譯成中文，應該是“糧食攤派政策”或者“攤派性徵糧制度”，從沒有提到什麼“餘糧”“收集”這種溫和詞語。

什麼叫作餘糧？

就是農民家庭，除了口糧以外的糧食。

對於中國人來說，從古至今的徵稅都是針對餘糧。

歷朝歷代即便橫徵暴斂，也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不能剝奪中國農民家庭口糧。

爲啥？

如果農民連口糧都沒有，就無法生存，必然會餓死或者放棄土地流浪要飯，甚至直接武裝造反。

對於中國統治者來說，農民和土地是國家的重要資源。如果你將農民餓死了，等於是卸磨殺驢，會大大降低政府的稅收，得不償失。

爲什麼明朝末年天下大亂，明軍剿滅農民軍時幾乎百戰百勝，最終還是被攻破了北京城？

就是北方出現了大面積饑荒，明朝政府無力救災，甚至爲了打仗強行徵稅。老百姓連基本的口糧也沒有，眼見橫豎是餓死，乾脆直接武裝造反。

所以，農民軍越殺越多。李自成多次被明軍殺成光桿司令，隨後總能迅速聚攏數十萬甚至百萬大軍，東山再起。

這百萬大軍都是無法生存的饑民，這就是官逼民反。

對於中國人來說，徵稅是針對除了口糧以外的糧食，是不假思索的事實。

遺憾的是，蘇聯當時的政策絕對不是什麼“餘糧收集政策”，而就是“糧食攤派政策”，根本不是收集除了口糧以外的糧食。

“糧食攤派政策”是蘇聯內戰時期的一種經濟政策，也就是紅色政權通過暴力手段徵集農民的糧食，然後進行第二次分配，是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一部分。

“糧食攤派政策”有着三個特點：

第一，採用攤派性徵收農民生產的糧食，並不存在一定要留下農民口糧；

1919年1月11日，蘇俄人民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在產糧省份中攤派應歸國家支配的糧食和飼料》的法令，這就是“糧食攤派政策”法令。該法令明確指出：要規定在產糧省份的農民中攤派其應上交給國家的最低限糧食。徵收的辦法是，首先由糧食人民委員部根據國家需求制定徵收年度的徵收總額，然後再通過地方各級糧食機關逐級攤派給各產糧省、縣、鄉、村，直至每個農戶承擔，按固定價格強制向農民徵購。

這種糧食徵收政策是攤派性質，規定了當地需要交納糧食的數量。

這個數量不考慮被徵收農民的死活，而是要填補紅色政權的巨大糧食缺口，尤其是軍隊和核心城市的糧食。

很多農村地區被攤派了數量極高的糧食，導致農民必須將大部分口糧交納出來，根本無法生存。

爲落實法令，蘇俄政府派出了很多攜帶武器的徵糧隊，用軍事辦法徵集糧食和農產品。

徵糧隊常常將農民們的種子糧和最基本的口糧也徵集了上來，還將爲數相當多的中農甚至貧農當作富農鎮壓或懲處了，僅僅因爲他們私藏了部分口糧。這引發了農民階層與蘇維埃政權的離心離德，農民大規模暴動此起彼伏，紅軍疲於應付。

1920年底的一次紅色政權組織的農民代表會議上，喀山省農民代表直接說：“餘糧收得太多。請給我們定個標準，要不我們會把春播的種子都喫完。”

彼得格勒省農民代表說：“我們那裏發生過把手槍對着人家太陽穴這樣的強制行爲。人們很氣憤。”吉爾吉斯的農民代表說：“糧食被收集得像掃帚掃過一樣乾淨，一點也沒剩。”

我們看看小說《日瓦戈醫生》中的一段記載：女主角拉拉說道“咱們剛併入蘇維埃俄國，馬上便被它的崩潰所吞沒。他們用西伯利亞和遠東來堵它的糧食窟窿。可你什麼都不知道，你生病的時候發生了很多變化！把我們倉庫裏儲存的糧食，運往莫斯科。對莫斯科來說簡直是滄海一粟，這批糧食在莫斯科消失，就像倒進無底的洞裏，可我們便沒有糧食了。郵政不通，客車停止運行，只剩下運糧食的貨車了。城裏又像蓋伊達暴動前夕那樣怨聲載道，肅反委員會又像對待任何不滿表現那樣猖獗肆虐。”

這絕對不是什麼徵收農民除了口糧以外的剩餘糧食，而是直接將糧食全部弄走。

農民爲了活命，往往違抗政策，偷偷留下部分糧食。

小說中這麼說：“離這兒不遠的地方出了件兇殺案。一個孤單的寡婦在靠近布依斯科耶村的樹林子裏被人殺死了。她一個人住在樹林子裏。她愛穿帶鬆緊帶的男人皮鞋。她家門口鎖着一條兇狗，鎖鏈夠得着房子的周圍。那條狗叫‘大嗓門’。家裏地裏的活都是她一個人幹，用不着幫手。好了，誰也沒想到冬天突然到了。很早下了雪。寡婦還沒刨土豆呢。她上韋列堅尼基鎮找人幫忙。‘幫幫忙吧。’她說，分一份土豆也行，付錢也行。’

“我自告奮勇幫她刨土豆。我到她那兒的時候，哈爾拉姆已經在那兒了。他在我之前就非要上那兒去不可。她沒告訴我。可是，也不能爲這事兒打架呀。於是就兩人一塊兒幹活。在最壞的天氣裏刨土豆。又是雨又是雪，一片爛泥。刨呀，刨呀，點燃了土豆秧，用熱煙烤乾土豆。嗯，刨完土豆她同我們公平地算了賬。她打發哈爾拉姆回去，可對我使了個眼色，說還有事兒找我，讓我以後再來，要不就留下不走。

“過幾天我又上她那兒去了。‘我不想，’她說，‘讓多餘的土豆被人沒收，被國家徵收去。你是好小夥子，我知道你不會出賣我。你瞧，我什麼都不瞞你。我本來可以自己挖個坑，把土豆藏起來，可你瞧外面什麼天氣。我明白過來已經晚了，冬天到了。一個人幹不了。給我挖個坑，我不會虧待你。咱們烤乾了，倒進去。’“我給她挖了個坑，爲了藏得嚴實，挖得下邊寬，出口窄，像個瓦罐。坑也用煙燻幹、燻熱。那天正颳着暴風雪。把土豆藏好，蓋上土，該做的都做了。一點痕跡都沒有。我當然沒對任何人說起挖坑的事，對媽媽和妹妹們都沒說。決不能幹那種事呀！

這種私藏糧食的情況很普遍，畢竟農民也要活命。

強行徵收糧食不顧農民的死活，導致紅色政權控制區出現大面積的饑荒：1920年代初的蘇俄饑荒發生了人喫人的悲劇。全俄第九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來自發生大饑荒的薩馬拉地區的農民代表布爾馬特諾夫在自己的大會發言中指出，當地因爲饑荒而發生了人喫人事件。

會議休息期間，列寧找來薩馬拉省負責該省賑濟饑民委員會工作的領導人安東諾夫詢問“你們省的農民代表布爾馬特諾夫講得很好，但是，安東諾夫同志，他說他們那裏發生了人喫人的事情。”安東諾夫回答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志，情況不僅僅是這樣，人喫屍體的情況不僅僅只發生在那裏。”“人喫屍體？！”列寧驚詫地發問道，又立刻憤怒地指出“武裝干涉者要爲此受到懲處！”自然，他沒有提到武裝糧食徵集隊。

大饑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迄今尚無定論。1986年出版的《蘇聯農民史》稱大饑荒共造成了100萬人死亡。蘇聯學者達尼洛夫則在《集體化前夕的蘇聯農民》一文中稱，此次饑荒的死難者“有520萬人”。俄羅斯科學院俄國史研究所研究員季馬·費奧多羅維奇在2008年撰文指出，因爲飢餓和疾病死去了500多萬人。

第二，對於拒絕該政策的農民，採用暴力手段對待，往往是就地槍決；

《日瓦戈醫生》中說得很清楚：街上開始黑了。天亮前還來得及做很多的事。看掛在街上的法令也是很要緊的事。那時，這可不是鬧着玩的。由於無知而違犯某項行政命令可能會送掉性命。於是他沒打開房門，也沒放下把肩膀壓得痠痛的揹包，便下了樓，走到牆跟前，牆上各式各樣的印刷品貼了一大片。一張佈告通知道，本市糧食儲備充裕，只是被資產者藏匿起來，目的在於破壞分配製度，在糧食問題上製造混亂。通知用這樣一句話結尾，囤積糧食者一旦被發現就地槍決。

這可不是嚇唬人的，而是真的就地槍斃。

面對這些暴力鎮壓，民族性本來就強悍的蘇聯各民族農民開始造反：爲從農民手中強行收繳糧食，蘇俄政府組織了一支支“武裝徵糧隊”，對於抵抗的農民直接槍斃。

眼見橫豎是死，大量農民游擊隊出現了，開始反擊這些官方的武裝徵糧隊，有時候將徵糧隊打得潰逃，甚或全殲徵糧隊。

1920年底至1921年春，烏克蘭、俄羅斯東南部、中部、西伯利亞、伏爾加河沿岸先後都爆發了農民暴動，高潮在1921年2、3月，西伯利亞伊施姆一縣參加暴動的農民就達6萬多人，參加坦波夫省農民暴動的有5萬多人。

坦波夫省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糧食一度銷售到全俄與歐洲，十月革命前是俄國最富饒的省份之一。1917年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後，該地一直對餘糧徵集制消極抵制，並演變爲公開的農民武裝暴動。而隨着蘇俄政府對坦波夫省暴動農民的鎮壓，該省的經濟也滑落到整個國家的倒數第二位，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居民，淪落到養不活自己的境地。

蘇俄政府只得將肅反小分隊及紅軍部隊開到坦波夫省境內。農民暴動愈演愈烈，至1920年已席捲坦波夫全省。當年夏天，若干支零散的農民游擊隊逐漸組建成三個統一指揮的遊擊集團軍，宣告成立坦波夫游擊區民主共和國，仿效蘇聯組建了內衛部隊、警察局、檢察院等機構。1920年末至1921年初，暴動者的人數達30多個團。1921年1月底，蘇聯政府對坦波夫省的暴動農民武裝實施一次大規模的戰役，卻未獲成功。不少農民和工人出身的紅軍士兵加入了暴動農民的隊伍，暴動蔓延到相鄰的沃羅涅日省和薩拉托夫省。

面對這些農民的造反，紅軍進行多年的暴力鎮壓，使用了包括毒氣彈在內的各種武器。1921年8月22日，一個駐坦省的炮兵旅就消耗了82枚毒氣彈。

除了農民以外，紅軍戰士尤其是主要是農民的哥薩克士兵也開始造反：農民暴動期間，1921年2月28日爆發了喀琅施塔得軍人暴動。2.6萬名暴動水兵大多數來自農村，曾經在十月革命期間首先向冬宮開炮，此時卻因爲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集權和“餘糧徵集制”再度起義。

對這些情況，熟悉農村的蘇聯幹部都是毫不驚訝的：農民給各級蘇維埃政權和糧食機關寫了大量的申訴信和請求書，有的還直接寫信給列寧。僅在1920年9月至12月間，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就收到400份這樣的信。要知道，寫這種信在當時是很危險的，很可能會被認定爲敵對分子而遭到逮捕甚至處決。其中有一封由《貧農報》轉給列寧的信，信中提到“蘇維埃政權比沙皇政權還壞”。

1920年9月12日，奧洛涅茨省的一個地方的農民聯合起來，派代表到莫斯科與中央政府進行談判，在遞交的委託書中這樣寫着：“與窮兇極惡的資產階級強盜的戰爭已經持續三年了，這就需要國家作出越來越多的犧牲。作出極大的努力並忍受極度的困苦，而這一切都給我們帶來新的沉重負擔：一會兒動員馬匹，一會兒動員耕牛，各種各樣的勞役，徵收餘糧……儘管我們十分願意幫助國家，而國家向我們提出要求卻是無法完成的。”

坦波夫省葉拉託姆縣的紅軍士兵在給中央的信中，對一些人徵收餘糧時濫用職權提出了控訴：“農民的情緒已達到這樣的程度，即如果在我們縣不很快根絕這類現象，那就必然爆發暴動，這將不是富農的暴動，而是對正義的勝利喪失了任何希望的勞動居民的暴動。”

第三，取消自由市場，不允許農民私下買賣糧食。

爲了避免農民私下保留糧食，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不允許糧食買賣。

這樣一來，農民即便留下部分糧食也無法購買生活物品，爲了保住性命自然會減少留下糧食的數量。

自然，法不責衆，私下的糧食交易還是有的，只是參與者就很危險。

小說《日瓦戈醫生》有這麼一段描述：車站拐角後面，附近村子裏的農婦激動得彷彿等待算命似的，一個接一個彼此遮擋着躲在那裏，帶來的有黃瓜、奶酪渣、煮熟的牛肉和黑麥納渣餅，爲了防寒，都用縫好的棉套使這些東西保持住熱氣和香味。婦女們和姑娘們把頭巾扎到短皮襖下面，被一些水兵開的玩笑弄得臉像罌粟花一樣漲得通紅，同時又非常害怕，因爲各種反投機倒把和禁止自由買賣的行動隊大部分都是由水兵組成的。

農婦們不知所措的情緒沒有持續多久。列車停穩以後，其餘的乘客接踵而來。人羣開始混雜，生意馬上興旺起來。

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圍着這些做生意的女人轉圈子走着，把那條大毛巾搭在肩上，裝作要在車站旁邊用雪擦擦臉的樣子。人堆裏已經有人好幾次朝她喊着“喂，喂，那位城裏來的太太，想用毛巾換點兒什麼？”

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並沒停下來，和丈夫一起繼續朝前走。

在賣東西的行列最末尾的地方，站着一個女人，圍着黑底紅花紋的頭巾。她發現了那條繡花的毛巾，銳利的眼睛立刻一亮。她看了看兩側，確認不會有什麼危險，然後就快步走到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的緊跟前，把蓋住自己要賣的東西的布掀開，飛快地噴着熱氣悄聲說：

“看看這是什麼。大概沒見過吧？不流口水嗎？好啦，別划算太久，不然會被沒收的。用毛巾換這半隻鹹兔子吧。”

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沒聽清楚她最後這句話，心裏想着她好像說的是一條什麼毛巾，於是又追問了一句。

這女人說的就是她手裏拿着的那半隻從中間劈開、從頭到尾整個用油煎過的兔子。她重又說：“用毛巾換這半隻兔子。你還瞧什麼？興許以爲是狗肉吧。我男人是打獵的。這是兔子，是兔子呀。”

交換成功了。雙方都認爲自己佔了便宜，對方喫了虧。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感到很羞愧，覺得是不誠實地愚弄了這個可憐的農婦。那女人對這筆交易很滿意，於是急忙離開這塊是非之地，招呼一個也做完生意的女鄰居，踏上雪地上踩出來的向遠處延伸的一條小路，一同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