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封信三座橋，和絕望疾病賽跑的神經科學家

4.23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撰文 | 蘇惟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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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一個秋天的下午，神經生物學家梅林在北京的辦公室點開了一封電子郵件，作爲兩個孩子的父親，這封來信的內容，讓他整顆心沉了下去。

寄信人是西班牙塞利維亞的一位父親，他爲患先天性肌無力綜合症（Congenital Myasthenic Syndrome，CMS）的兒子而來。

這個才11個月大的孩子，剛出生就發病了，他的四肢肌肉疲勞無力、關節彎曲且僵硬、呼吸窘迫——這些都是先天性肌無力最典型的症狀。在臨牀上，90%左右的先天性肌無力新生兒患者最終都死於急性呼吸衰竭。

CMS是一種罕見疾病，西班牙報道的發病率約爲百萬分之1.8，發生在這個孩子身上的病情則更爲罕見。他同時繼承了父母雙方的基因突變，其中來自母親的N88K變異，之前已被梅林實驗室用小鼠模型證實會導致疾病發生。而來自父親的那一段A73D變異，直至2019年才被首次發現與肌無力的關係。

“我幾乎敢說我的兒子是第二個攜帶這種變異基因的病例，醫生們認爲，這種突變可能是我身上自發的（注：他們對孩子的祖父母進行了基因測序）。”

這位絕望的父親選擇跨過臨牀醫生，直接向科學界求助。當他得知梅林曾經構建相關致病基因小鼠模型之後喜出望外。

梅林半生致力於從分子層面研究神經系統，包括與神經相關的疾病，比如重症肌無力（Myasthenia Gravis , MG）、癲癇、精神分裂，其中一項重要的成就是揭示了神經肌肉接頭的發育機制。神經肌肉接頭主要將運動神經元的興奮傳遞給骨骼肌細胞，一旦其傳導功能受損，會引發多種疾病，其中就包括重症肌無力和先天性肌無力。十年前，梅林發現了一個影響神經肌肉接頭形成和維持的重要分子——LRP4，它的抗體當前已被應用於重症肌無力診斷，而LRP4和其他影響神經肌肉接頭髮育的分子突變會導致CMS。

“擁有這個小鼠模型是實現這種疾病基因治療的第一步，因此，我找不到比您更合適的人來諮詢”，這位父親在信裏寫道。

他叫西奧伊格納（化名），西班牙的一位獸醫科學博士，在兒子發病後，他花費了一番功夫才鎖定梅林。但在他準備寫信的時候，梅林已經離開美國凱斯西儲大學，回到北京，全職加入首都醫學科學創新中心（簡稱創新中心，CIMR）。

輾轉一個半月後，這位父親聯繫到了梅林。

他的求救被看到了。

在收到西奧伊格納寄來的更多的關於家族基因結果片段的資料後，梅林告訴這位父親，他的實驗團隊決定針對西奧伊格納兒子的案例，構建一種攜帶A73D等位基因的小鼠模型來進行研究，探究N88K和A73D雙重突變的發病機制和治療路徑。

這時，距離梅林收到這封患者來信，僅僅過去一週。

9700多公里外，7小時的時差，西奧伊格納和他的妻子哭着讀完梅林的回覆，三行，很短，但清晰有力。

“任何針對我兒子病情的研究都能令我丟掉科學理性的一面，直擊靈魂，因爲我是一個父親，”這位年輕的獸醫科學博士寫道，“我兒子故事的背後，是很多個可怕的夜晚，但我們至今仍感到自己是幸運的。”

“有什麼我能做的，請告訴我。”

現代醫學的座標軸上，一對父母和一位科學家相遇、共振。

不僅是“寫入教科書的發現”

這不是梅林第一次收到患者的來信求助，創新中心梅林實驗室的牆上，還張貼着另一封2015年的患者來信。

在美國時，他的實驗室也總時不時接到一些患者求助電話和來信詢問。

這都要歸功於他那項寫入教科書的發現。梅林和他的團隊發現了影響神經肌肉接頭形成和維持的重要分子LRP4，這項研究成果在2008年發表，此後被寫進許多神經科學教科書和美國大學生物系一年級通用教材《細胞分子生物學》（2015年版）中。

通過和臨牀醫生的密切合作，梅林團隊成員（現華中科技大學的張斌）在重症肌無力病人體內發現了LRP4的抗體——這被鑑定爲重症肌無力的病因之一。重症肌無力由此找到了一個新的、有效的診斷方法。

今天，如果一個病人要被確診爲重症肌無力，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是實驗室檢查——檢查幾種抗體是否呈現陽性，其中包括LRP4的抗體，這是目前國內外通行的做法。但在LRP4沒被發現之前，一些病人無法得到確診，更無從談及精準治療。

“他們中的很多人只是覺得自己肌肉沒有力量，但這個抗體沒有納入抗體譜之前，他們一直無法得到確診。如果沒有人做些研究，病人得不到明確的診斷，治療難以精確，生活質量會很低，”梅林說。

回到2015年，LRP4抗體檢測還處在實驗室階段，未被FDA批准。在當時的美國，也沒有幾個實驗室可以檢測LRP4。一位叫做拉莎·特里斯萊（化名）的年輕女性寫信給梅林，自己可能正在被重症肌無力所影響，也關注他的研究很久了，這次希望能夠通過檢測得到明確診斷。

梅林回想起來，自己當時的回信口吻還比較官方。“按照流程，作爲基礎科研的科學家，我們是不能幫助病人直接檢測的，拉莎需要通過律師簽署一些文件，通過她的醫生把樣本寄給我們學校（注：梅林當時就職於美國喬治亞醫學院，這是美國最早的醫學院之一）的醫生，醫生把她連同別人的樣本一起讓我們檢測。這些樣本都只有編號，沒有名字，因此結果出來後，我們只知道幾號樣本呈陽性，不知道是哪一個病人。”

如果沒有八年後的一封來信，這件事對於梅林來說，只是普通的科研日常碎片，沉沒在時光裏不起波瀾。然而，2023年，梅林已經辭去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系主任的工作，全職回北京工作後，他再次收到了拉莎的來信。

拉莎在信中附上了自己和丈夫的近照，告訴梅林，他的研究工作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當年經過檢測，她最終被確診爲重症肌無力，並接受了相應的治療。而在此之前，她已經殘疾，幾乎無法正常工作和生活，然而現在，她過着充實的生活。

“如果你對我的病例有任何想了解的信息，無論臨牀還是個人，我都樂意與你聯繫並分享。我希望你知道，你對我能重新過上好日子，有多麼重要。”

梅林將兩封來信打印出來，貼在實驗室的牆上，這一段故事，使每一個實驗室成員都備受鼓舞。“它讓我知道我在做的東西非常有意義，它們跟現實世界如此緊密，已經在產生影響。”這個故事最早的講述者是羅斌，他目前在創新中心做博士後。

對於西奧伊格納的兒子和拉莎來說，他們身體中那座橋樑中斷了信號傳導，但他們作爲人本身，發出的信號在世界另一頭被接收。四百年來，現代醫學就是這樣在研究者、醫生和患者的有效互動中誕生和發展。

從醫生到科學家、

從實驗室到臨牀

梅林說，成爲一名神經生物學家是偶然也是必然。他在人生關口有過很多不同的選擇，他可能會是一個卡車司機，或是一個醫生、一個生物醫學工程師。但是，他的性格也註定許多選擇存在必然性。

1959年，梅林出生在江西南昌。他的父親是兄弟姐妹5人中唯一一個從農村走出來的，和他的母親一樣都畢業於醫學院。1966年，文革開始，梅林的父母被下放到江西德安縣廖村當“赤腳醫生”。

在那裏，梅林一家人住在廢棄的村部，二層小樓背靠小山，他和弟弟會去後山採松針當柴火，也會去附近的小河游泳、釣魚。

跟梅林相識40多年的北京大學終身講席教授饒毅曾提到，“梅林不僅學習成績突出，經常第一名，而且動手能力很強。”饒毅笑言到：“梅林做過膜蛋白的生化提取（注：操作步驟繁瑣，稍有偏差可能導致樣本損失），他居然放棄自己的特長，跟我們一起去做神經生物學，簡直是人才的‘浪費’。”

梅林自己也說，他遺傳了自己的父親動手能力很強的特質，當然也有可能是在潛移默化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在家或者實驗室，很多東西都是梅林自己組裝。“開個玩笑，假如我去學習什麼工程專業，或者生物醫學工程，搞不好發展會更好。”

1975年，梅林高中畢業，按照當時的國家政策，家裏可以留一個孩子在城裏，他被留下，在印刷廠做了學徒，一年後去了國營單位江西省林業汽車運輸團。在當時，司機非常喫香，如果轉正，他的工資每月40多塊錢，那時，一斤豬肉大約0.52元，一個雞蛋4分錢。但在轉正前夕，梅林參加了1977年高考，成功考進江西醫學院。

本科畢業後，梅林做了很短時間的醫生。但在那時，他覺得“臨牀能真正解決的問題有限”。七年前，接受《知識分子》訪談時，他講過一個案例，一個車禍中受傷的男孩，白天在鄉鎮和縣裏的醫院輸液，送到市醫院後，醫生繼續輸液。幾個小時後，男孩發生肺水腫夭折。肺水腫是典型的“心臟受不了”的表現——每個病人每天輸液的量不能超過一定限額，否則心臟就會無法承受，在小孩身上更是如此。他認爲，這是醫生不負責任和判斷錯誤的結果，雖然醫院當時並沒有將它列爲事故處理。

也許只有做科研才能完全避免製造這類悲劇，當時的梅林是這樣想的。他考到軍事醫學科學院攻讀神經藥理學碩士，又前往美國亞利桑那大學醫學院，拿到了藥理毒理學博士學位。

梅林在國內讀碩士的時候，包括饒毅在內的一些同學已經前往美國讀博，“總有人覺得我在國內讀碩士是不是浪費了一些時間，但現在想想並沒有。”

他的基礎逐步奠定，也在這個過程中一點點確定了自己對科學的興趣。讀研時，藥理學藥物作用的基本機制，比如藥效曲線計算等等都對梅林之後的科研打下了堅實基礎。讀博也是一樣，在那裏，他學到了很多現在還在應用的科學方法和知識。

現在回看做臨牀醫生的那一段經歷，梅林也不覺得那是一段彎路，他甚至認爲，正是這樣的履歷成就了他的許多工作。

梅林還喜歡提到的一份工作是，在研究神經肌肉接頭的過程中，他們成功驗證了一個假設：通常被認爲是腳手架蛋白的Rapsyn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轉導蛋白。如果沒有這個蛋白，無法形成神經肌肉接頭，後者是運動神經元與骨骼肌纖維之間的突觸連接，對肌肉運動具有決定性作用。

所謂的腳手架蛋白，像修建房屋時搭建的腳手架上的柱子，只是具有承上啓下的功能。Rapsyn有沒有別的其他功能？沒有人知道。

上海科技大學研究員李磊那時還在梅林喬治亞醫學院的實驗室做博士後，他有一個假說，就是Rapsyn可能具有酶活性。爲了驗證這一點，他們對小鼠的某一個氨基酸（對酶活性有重要影響）進行突變，讓雜合子的小鼠交配。如果假說成立，新生的小鼠裏必然有生下來就死掉的小鼠，因爲沒有神經肌肉接頭，無法呼吸。

李磊有一天發現，一個突變的小鼠生下來很快就死掉了，它是突變的氨基酸基因純合子。李磊激動地給梅林打電話。梅林正在開車，他同樣激動地在路邊停下，追問李磊更多的細節。

包括這項工作在內，梅林一些新的探索和發現被他歸爲“臨牀醫生的破題思路”。“現在這麼多的信息和數據，關於哪個分子是不是參與一些疾病，這類文章很多。但是它怎樣參與這個疾病，參與疾病的哪一些過程，是不是可用於診斷新的生物標記物，或者是成爲治療的新靶點，這個是要花一番功夫的。”

當年研究LRP4抗體就是如此。雖然在實驗室發現了LRP4分子對神經肌肉接頭形成的重要性，但LRP4功能異常是否導致疾病還不清楚。得益於“臨牀醫生的背景”，梅林和底特律韋恩州立大學的Robert Lisak、希臘巴斯德研究所的Socrate Tzartos合作，最終在一些重症肌無力病人身上找到了LRP4抗體。

橋接基礎科研和臨牀，並不是敲開一扇門那麼簡單。一位大三甲醫院的院長提到，作爲臨牀醫生，他看到一些基礎科研人員“沒有醫學背景，提出的問題不是臨牀需求導向，只是基於個人興趣。舉個例子，我做了40年的大夫，沒有看到哪一個腦血管病人的恢復是靠神經再生換來的，但關於腦血管病神經再生的研究太多了。”

很多時候，基礎科研和臨牀，不在一個頻道說話，更不要談後續。“臨牀技術轉化的橋樑沒有搭建起來，就會造成一個結果，基礎科研說這個有效，臨牀上一看，沒有效果。”

梅林回國希望能搭建好這座橋樑。

2023年，謝絕院長的挽留，梅林辭掉了美國凱斯西儲大學醫學院神經科學系主任的職位，回國出任首都醫學科學創新中心創始主任，這家新組建的新型研發機構依託首都醫科大學，突破壁壘，建立基礎科研和臨牀的緊密合作—— 是這家機構的任務之一。

“我們的PI雙聘於首都醫科大學或其附屬醫院，這樣的雙聘機制促進和醫生緊密地合作溝通。我和神經科的醫生溝通，一起分析臨牀樣本，或者一些不知道病因的疾病，我們一起合作來研究機制，或者探索新的診療方法。這種合作基於共同的興趣和目標，有共同語言，迅速提高我們和醫生科學家解決臨牀重大需求問題的能力。”

梅林回北京後，在實驗室建立了兩個微信羣，一個羣名叫做“梅林實驗室再出發”，另一個叫做“盒子內外的思考”。

“盒子內的信息很重要，因爲你要有一定的知識積累，才能進行思考。但你一定要突破這個盒子，去想盒子外面是什麼？一些學生說，這些新的問題沒有人報道。我會問，如果已經有人報道，爲什麼還需要你？”

“創新不僅僅是科研的往前推進，它要找到新的生物標記物、新的靶點，闡明作用機制，不然我們的科研只是停留在一種表述或者描述的水平。”

兩張地圖，世界與中國

回到北京後，梅林自己張羅布置辦公室，他在牆上掛了兩張地圖，一張世界地圖，一張中國地圖。

“我從小就喜歡地理和天文，有的時候我總會想，人生活在浩渺的宇宙中，中國這麼大，世界這麼大，人其實很渺小。但是爲了後人，爲了未來，你總要做出一些貢獻，我對小孩也是這樣要求的，第一不要成爲社會負擔，第二要爲社會做一點貢獻。”

在他眼裏，只要是貢獻，普通崗位，比如解決社區裏頭的事情，和科學家的貢獻並無本質不同，“地球如果是一個村落，那每個房子，每個角落總要有人去打理”。

2013年，梅林是南昌大學（他的母校江西醫學院在2005年與南昌大學合併）的訪問教授，羅斌是當時實驗室的首批學生之一。

那時，梅林在美國當地時間每週一早晨凌晨五點，固定和南昌大學的同學們線上開組會，每次持續三四個小時。羅斌回憶，“他給學生極大的重視，那時他總給我們打電話，詢問科研生活上有沒有困難，有沒有不開心。當然，他對科研的要求始終沒有變，一直很高。”

梅林沒有選擇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而是選擇南昌。在一線城市和非一線城市科研資源懸殊的情況下，他認爲自己能夠對這種鴻溝做出一點力所能及的彌合—— “北大、清華可能不多一個梅林，但我在南昌大學可能貢獻會大一些”。

這個選擇一如十年後他離開凱斯西儲大學一樣。梅林說，自己可能是神經科學系任期最短的系主任。事實上，醫學院院長几次挽留，並在他離開時，給教職工們發了一封信，高度評價了他過去五年的工作，包括創建了神經科學本科——該專業後來被評爲美國頂尖的神經科學專業之一。

博士後馮欣然說，梅林跟學生講得最多的是，做科研不需要太聰明，但需要勤奮和努力。這句話對於羅斌來講，自有其意義，“尤其是不那麼自信的時候，這句話會讓你覺得，我雖然沒達到天賦異稟的程度，但是對於成爲一個好的科學家，能夠做好科研，我還是可以的。”

陶豔梅是梅林在喬治亞醫學院實驗室的博士後，她現在是東南大學醫學教授。2017年，在接受《知識分子》訪談時，陶豔梅說，梅林的妻子熊文誠也是一名出色的神經科學家、講席教授，夫妻二人對科研都極其嚴謹。

在喬治亞醫學院的時候，兩個實驗室的人一起開組會，每次輪到誰主講誰就特別緊張，臺下的聽衆都被梅林和熊文誠“訓練得很picky（挑剔）”，提問、質疑和建議一起湧來，狂風驟雨一般，講完心像被磋磨了一樣。

直到今天，梅林的博士後和博士們講述最多的也是他的嚴謹，以及對細節的把控。他辦公室的杯子上印着：“細節決定成敗”。

在創新中心，很多人會提及一個特色課程，文獻閱讀課（Journal Club），這是梅林組織發起的。學生和PI都要參與，報告者主要是學生，他們被要求讀一篇刊發在SCI正刊或者子刊的文章，從頭到尾把這篇文章批判一遍。有的時候，他們甚至會邀請文章作者出席。“同學們要講，這個文獻哪裏不好，如果是我做，我會怎麼做，有什麼不同和改進。我們期望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

在一次訪談中，梅林被提問，現在想對年輕的自己說什麼，他回答，“不要相信教條，不要盲目崇拜所謂專家。”

他講了一個故事。2004年的時候，梅林實驗室有兩個研究方向，一個是精神性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抑鬱症易感基因的研究；另一個是關於神經肌肉接頭的。有一次梅林向一位大咖介紹了自己接下來的工作，並徵求對方的意見。

對方明確說，不要再做神經肌肉接頭了，不會有什麼發展，你應該去做精神分裂症。“但是後來大家都知道，我們在神經肌肉接頭方面有了很重要的發現。我顯然沒聽他的，我們繼續研究神經肌肉接頭，一直到今天，有許多很有意思的工作。”

除了嚴謹、不盲從權威之外，在梅林實驗室工作的博士和博士後都會提到他活躍的思維和永不枯竭的動力。梅林的生活方式簡單和健康，不抽菸不喝酒，熱愛跑步，早晨四五點就開始工作。

羅斌告訴《知識分子》，梅林現在2-3天跑一次步，從之前的10公里一點點訓練上來，很快開始跑半馬，“他曾經是我們學校（注：江西醫學院）長跑記錄的保持者”。回國一年多，梅林參加了好幾場馬拉松，還把跑步成績張貼在實驗室的牆上，在那封患者來信旁邊。

梅林跑步時，會聽科學史、哲學史、世界史音頻，也會有很多新的靈感和想法爆發。任職創新中心後，他的日程塞得比之前任何時候要滿。

只有跑步的那一個半小時或兩個小時，是他自己的，只屬於他。

一段時間以來，“科學無國界”這個曾經被普遍認同的理念一再被動搖。但梅林依然會收到那些穿越國境和時差的患者來信；他在美國實驗室一直鼓勵多元化的文化背景，有來自中國、印度、韓國的學生，也有歐裔、西班牙裔的學生，他培養的中國學生回國後大都能獨當一面，並做出了許多開創性的發現；今天，他所在的位於北京的首都醫學科學創新中心大力吸納國際人才。

儘管歷史會因潮汐漲落而產生局部擾動，但科學總會自我校正，迴歸原本的軌跡。梅林能做的，是在這裏，成爲一座堅實的橋，將患者、學生、其他研究者，送往他們期待的對岸。

對話梅林：

辭去美國頂尖教職，

回國探索醫學研究新範式

《知識分子》：2017年，您離開了工作13年的喬治亞醫學院，前往凱斯西儲大學醫學院擔任神經科學系教授和系主任。這所學校的醫學院是全美最好的醫學院之一。在當時，華人科學家儘管在美國學術界影響力逐年提升，但擔任系主任的例子仍然很少，可以介紹下您在那裏做系主任時的主要工作嗎？

梅林：凱斯西儲大學在克利夫蘭，比較早建立了神經科學系，我是第三任系主任。當時的凱斯西儲大學神經科學系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有些落後了，一些老師或者離開，或者退休，我就任的時候，系裏只有7位教授。

我在那裏工作了五年，招聘了許多教授，離開時系裏的教授已經達到16位，在教學上改革，其中最大的是建立了一個神經科學的本科專業。

凱斯西儲大學像美國的其他的私立大學一樣，實行“專業未定”的錄取政策，本科生進來以後，可以選任何專業上課，學生在1-2年內探索興趣，但須在大二結束前確定專業。

大學本科專業設立一般都是人文學院的事情。因爲我們系在醫學院，我提出建立神經科學的本科專業時，許多人都不看好。神經科學家大部分都是在醫學院，人文學院也有一些神經科學家，但相對來說比較少，建立新的本科專業涉及跨學科和跨學院的結合，涉及很多政治關係以及經營資金的流動等等，但我們還是堅持把它建起來了。

這是基於這樣的理由：我們的神經科學系做得這麼好，爲什麼不培養下一代的神經科學家？新的神經科學本科專業對學校招生也有好處，本科生申請人數會因爲新專業的建立而增加，提高大學的學生質量。

我很高興看到，神經科學現在已經成爲凱斯西儲大學規模最大的本科專業之一。當時我們擬定商業模式計劃的時候計算過，如果建立一個新的本科專業，我們需要投入多少經費，招到多少學生纔不會虧損。根據當時的計算，招到20個學生或者25個學生就可以把這個本科專業維持下去，現在已經三四百個學生了。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因爲凱斯西儲大學每年只招收1500個本科生。

《知識分子》：您後來爲什麼選擇回國？

梅林：這些年，饒毅老師一直都沒有停止說服我回國。我可能是凱斯西儲大學任職最短的系主任，只做了五年。2022年底我向醫學院院長正式辭職後，他給所有的教授寫了一封郵件，總結了我在那裏的工作，其實還是挺感人的。

院長說，這些年，梅林一直想回去，“但我一直出於自私代表學院挽留他，但他決定時間已經到了，2月28日卸任系主任。”他對我的評價非常好，說我“到位後立即啓動新研究計劃並且從一流大學招募頂尖科學家。他創建神經科學本科專業的願景終於在2021年秋天實現，很快成爲國家最好的專業之一”。

美國私立大學醫學院的系主任幾乎是終身制（不像人文學院，系主任由教授輪值），我可以在再幹五年或者十年，看見院長的郵件，我就想也許十年後，對我的評價也許會增加一兩行字。但是回到北京就不一樣了，建立創新中心，建設首都醫科大學，培養人才，探索支持醫學科學創新的新模式等等，有很多工作要做。

克利夫蘭除了凱斯西儲大學，還有克利夫蘭診所、美國排名前五的榮民醫院，有幾百名神經科學家。醫學院院長在郵件裏說，梅林“採取合作和創新方式迎接健康難題，領導成立克利夫蘭腦計劃，促進科學家和醫生的合作，促進對腦疾病的理解和治療。”我是克利夫蘭腦計劃的創始主任。

美國有很充足的科研經費，雖然最近有些變化，經費相對其他國家，還是很多的。但是實驗室的科研總會受到一些制約，有時候評審時人會說，這個想法太超前了，不給資助，我們沒法做。但是創新中心，我們就可以做一些當時想做而不能做、甚至以前不敢做的科研。

《知識分子》：創新中心有什麼特點？或者說，創新中心這個平臺成立，多大程度上補足當前基礎科研的不足？

梅林：創新中心是首都教育系統第一個新型研發機構，和其他的研發機構不一樣，我們的核心問題是醫學。創新中心有幾個目標：搭建世界一流的團隊，開展源頭創新的研究；培養未來的醫學科學和醫學藥物的科學家；探索支持醫學科學創新的新模式，組織開展有目標的研究。

我們和其他新型研發機構另外一個不同的特點是，創新中心依託首都醫科大學建設，緊密聯繫校本部、附屬醫院，促進首醫的醫學科學研究和拔尖創新醫學研究人才培養，助力其發展成爲國際一流的醫科大學。我們的PI雙聘或三聘於首醫本部和/或附屬醫院，緊密地和醫院的醫生溝通，一起研究疾病的發病機制，探索新的診斷治療路徑。創新中心計劃推出一些全英文的精品課程，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創新意識。創新中心同時希望成爲服務北京國際科創中心建設的重要載體，助力北京成爲世界醫學科學研究和生物醫藥產業的高地。

爲了實現這些目標，創新中心需要國際化。2023年11月我們的理事會成立，創新中心進入實體化運行。截至目前我們已經有32位PI，包括3位非華裔科學家。其中Yuval Rinkevich教授，不到50歲，科研做得很好。他研究瘡疤修復，有一個發明也成了一個網紅，叫做無瘡疤或者是瘡疤減少的修復，很多美容的朋友就會很在意這一點。他在中國其他單位也進行過一些探索、面試，他很看重我們的科學家、營造的文化以及和臨牀的密切合作。

《知識分子》：您提到國際化這一點，90年代，您和蒲慕明、吳建屏、魯白、饒毅一起推動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建立，在搭建世界與中國在神經科學領域的聯繫方面做了很多嘗試。當時做了哪些比較大膽的嘗試？

梅林：1995年，魯白老師、饒毅老師和我在周光召老師、許智宏老師支持下，在上海建立了分子神經生物學聯合實驗室，也培養學生。實驗室當時在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中心，馮林音老師合作管理。

當時科學院提出改革，魯白請蒲慕明老師也到上海建立實驗室，蒲老師提議建立新的研究所，得到上海腦研究所所長吳建屏老師的熱情支持，蒲老師起草提議、五人聯名向科學院提出，建一個新的機構，神經科學研究所。

當時提出高要求，國際招聘，神經所成立時候的PI年薪10萬，現在看起來是一個很小的數字，但在那時候是一個天文數字。

蒲老師曾提出“七大雜誌”，包括Cell、Nature、Science、Neuron，Nature Neuroscience，PNAS，Journal of Neuroscience等。今天中國科學家在這些期刊上發表文章已經司空見慣了，但當時大家很難想象國內的PI可以做到這些事情。當然現在我們不應該簡單以雜誌評價文章。

《知識分子》：之前有人提到，不同時代回國的科學家的使命和定位不一樣，比如早期的科學家，回國建立新的知識體系，帶回新的器材，到完善科研體系，培養學生。今天創新中心和當年神經所的建立，有哪些不同的時代背景和需求？

梅林：科學需要一種文化，從長遠的角度看，回國的人越多越好。我覺得不應該把幾十年前回國、十幾年前回國的人和現在回國的人分成各種組別，或者刻意使他們異質化。

科學需要源頭創新的科學家，我們在科學管理的體制上也可以學習西方的一些先進經驗。

我們的創新中心，很榮幸有一些非常資深的科學家，他們在國外都擔任過系主任、副系主任或者研究所所長等等，都是講席教授，他們帶來一種比較新的文化和科研、教學管理的經驗。

《知識分子》：可以舉例介紹這些新的文化嗎？

梅林：舉例來說，創新中心的事務依靠各種各樣的委員會來確定和推動，比如說我們有儀器採購委員會，有研究生培育委員會，有學術委員會。委員會的成員是各層次的PI，這樣研究人員有參與感，能動性得到充分發揮。

我們PI有許多層次，有研究員、高級研究員、資深研究員，還有特聘研究員、青年研究員等，但是我們不論資排輩，網站上按姓氏首字母排序介紹。開會的時候，我們鼓勵PI和學生、博士後坐在一起，大家不指望有人來倒茶。

我們的學術活動廣告，如果您注意一下，跟其他地方不一樣，上面只介紹報告人是哪個大學的教授，不會羅列頭銜或帽子，拿了什麼獎勵和基金等。但是，廣告上會展示報告人提供的摘要和三篇代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