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兩千餘年的帝制史上，農民起義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破壞力之強，在世界範圍內堪稱獨樹一幟。從陳勝吳廣起義、黃巾起義，到黃巢起義、元末紅巾軍、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再到太平天國運動，幾乎每一次王朝更迭的背後，都伴隨着大規模的農民戰爭。

這些起義不僅推動了朝代更替，也常常導致人口銳減和社會生產力的嚴重倒退：秦末戰爭後人口不足戰前三分之一，東漢末黃巾起義後人口“十不存一”，太平天國起義甚至到了數千萬人死亡。類似慘劇反覆上演。

新中國成立後，官方史學多將這些起義視爲正義的、進步的農民反抗，強調其對腐朽統治的打擊，卻往往淡化其帶來的巨大破壞性。中國農民素以勤勞、溫和、忍耐著稱於世，爲何卻能屢屢爆發數十萬、乃至上百萬人的大規模起義？

筆者認爲，秦以來“大一統”帝國的形成，是導致農民起義規模宏大、破壞力極強的重要制度性原因。統一在帶來中央集權與廣闊疆域的同時，也爲起義的醞釀、爆發與蔓延提供了客觀便利。

一、統一帝國加劇了“羣聚”效應，便利了起義的組織與動員

大規模起義的前提，是人羣的聚集與情緒的共振。在羣體中，謠言、負面情緒與宗教迷信極易快速傳播，往往“一夫振臂一呼，萬人響應”。歷代專制統治者對此高度警惕：周厲王設“監謗”之制，嚴禁國人交談；後世對三人以上聚會、婚喪宴飲均需報官；乃至現代社會，對遊行、結社仍嚴格管控。

在秦統一之前，諸侯割據，人口被國界人爲分割，暴動難以跨國擴散，如楚國莊矯之亂僅限於楚地。然而統一帝國建立後，全國性“羣聚”成爲可能，主要表現爲兩種形式：

行政性羣聚 統一後，國防、基礎設施與救災需求劇增，中央常徵調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勞力戍邊、修渠、治河。以當時生產力水平，政府難以有效管理如此龐大的人羣，飢餓、疫病、過勞死頻發，怨氣極易積聚。戍卒手持兵器，民夫手握工具，一旦管理失控，便可瞬間轉化爲起義力量。

典型案例是陳勝吳廣起義。九百戍卒因大雨誤期，陳勝散佈“失期當斬”的謠言（實際秦律僅罰一盾，且大規模處決不現實），又以魚腹丹書、夜間狐鳴等迷信手段蠱惑人心，最終在短時間內點燃全國性叛亂。若在分封時代，南方楚人根本不會被徵調至北方戍邊，也就不會產生如此強烈的離鄉怨恨與聚集機會。

類似地，元末治黃河時，大量民工聚集，他們受“石人一隻眼”謠言蠱惑，迅速演變爲紅巾軍起義。正因畏懼羣聚生亂，許多朝臣在災年寧願不治河、不救災。

此外， 統一還消除了地域壁壘，便利了邪教在全國範圍的傳播與串聯。黃巾起義中，張角兄弟遍遊諸州，發展信徒數百萬人，設三十六方，約定同時起事，一個月內即燃遍七州二十八郡。宋朝之後，白蓮教幾乎每個朝代都要製造大規模暴動。若在戰國時代，這種全國性宗教組織與同步起義幾乎不可能實現。

二、流官制度加劇地方剝削，激化“官逼民反”

統一帝國爲防止割據，普遍採用郡縣制與流官制，官員異地任職、定期輪換，並嚴格執行迴避制。此制雖有效遏制地方勢力，卻帶來嚴重副作用：

流官視任職地爲臨時“牧場”，而非自家領地，缺乏長久治理動力。許多人“人浮於事”，或與本地豪強勾結，肆意貪腐。“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正是寫照。相比之下，西歐、日本封建領主視農奴爲私有財產，剝削雖重（有時達收成六成），卻不會輕易“殺雞取卵”。

中國曆代爲防民變，常宣稱“輕徭薄賦”，但實際執行中，層層加碼、額外盤剝極爲普遍。五代後唐趙在禮在宋州任上，離任時百姓歡慶“拔去眼中釘”，他卻申請續任一年，強徵每戶千錢，一年聚斂百萬。類似極端案例雖非普遍，卻反映了流官短期行爲帶來的惡果。

因此，農民的主要矛盾往往不是與地主、也不是與皇帝，而是與直接壓榨他們的官僚集團。起義口號也多爲“反貪官”而非“反皇帝”，李自成著名詩句“君非甚暗，臣盡行私”即是明證。地主階級甚至常參與或領導起義，因爲他們同樣深受貪官禍害。

三、廣闊疆域便利“流賊”生存與壯大

中國農民起義軍常被稱作“流賊”，得益於統一帝國遼闊的地理空間，使其可長期流動作戰、避實擊虛。黃巢起義軍縱橫南北，攻陷廣州、洛陽、長安；元末紅巾軍兵鋒遠達上都與朝鮮；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轉戰數省，最終滅明。

清朝時期，太平天國和捻軍更是橫掃十多個省，官軍擋不住、堵不住，經常也打不過。

流賊往往因天災引發，饑民在貪官逼迫下鋌而走險。他們所到之處“搶光、殺光、喫光”，被掠地區百姓爲求生只能加入，隊伍如滾雪球般膨脹。

地方官多隻有治安部隊，戰力不足、人數也不夠，無法抵擋；實力較強的將領又往往“保境安民”甚至“養寇自重”，不願主動圍剿，導致流賊愈發猖獗。

黃巢軍曾以人肉爲糧，轉戰全國，號稱“殺人八百萬”；赤眉軍所過之處“白地千里”。其破壞力不亞於特大自然災害。

相比之下，分封制國家領主將民衆保護在塢堡之內，流寇獲取給養代價極高，且各領主爲保自身財產，會積極聯合剿滅。東漢末黃巾軍數十萬人在幾年內即被各地豪強“義兵”撲滅。

在中國分裂時期，比如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時期，幾乎很少看到大規模農民起義。那些暴動只要一露頭，就被各地的諸侯給殲滅了，根本無法形成“滾雪球”效應。

同理，日本和歐洲之所以幾乎沒有超大規模起義，也是因爲其國內諸侯林立，能將農民起義扼殺於搖籃之中。

四、長期和平造成“馬爾薩斯陷阱”以及“超級內卷”

與此同時，統一會造就長期的和平。而和平帶來的，將是人口的大量增殖。由於中國擁有肥沃的土壤以及良好的光熱條件，加上中國多子多福的理念，使得只要到了和平時期，人口就會幾何式地增長。

西漢末年，人口達到了6000萬，是當時列國之最；北宋時期，中國人口第一次超過1億；到了清朝，中國人口更是突破了4億。

過量的人口並非好事，古代生產力有限、土地不足、農民抗災能力極弱，資源幾乎被利用到了極限。清朝有老照片，當時中國赤地千里，幾乎所有樹木都被砍光。曾經肥沃的關中被沙地侵蝕，甚至中原都出現了沙地。

由於人口過多，任何先進工藝都推進不了，因爲人實在太便宜，甚至部分地區連牛耕都被淘汰了，因爲人把牛馬的工作都取代了。只要能混口飯喫，當時人啥都能做。

我們可以發現，當時有個奇怪的規律，那就是開發越早越窮。特別是清朝，中華文明發源地——河南、關中都窮得驚人，要知道在漢代那裏還是中國最富裕發達的地區。其實答案很簡單，就是那裏人口基數大，把資源以及土地肥力都耗盡了。

那時候的人根本不會去想着保護環境、可持續發展，今天就要餓死了，還管什麼未來。

那個時代盛行一夫多妻制，導致大量貧困男性找不到伴侶。無兒無女、無牽無掛的男性，很容易成爲農民起義的參與者，例如清朝捻軍起義，就被稱爲“光棍起義”。因爲捻軍士兵很多人的要求很樸素，搶點錢娶老婆，或者直接搶個女人當老婆。

更可怕的，只要遭遇自然災害，或者官府盤剝過重，農民將毫無自我保障能力，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那便是農民軍“滾雪球”的開始。

而事實也充分證明，只要人口達到一定閾值，就會出現大起義。漢代生產力低，大概5000多萬人就會爆發大起義；清朝生產力高一點，如果人口到達3億，鋪天蓋地的起義就將爆發。

五、統一帶來的社會流動性，賦予農民“改朝換代”的野心與信心

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貴族制瓦解，社會流動性遠高於西歐、日本。儒家“有教無類”、墨家“尚賢”、法家“軍功爵”，加上秦漢以降平民可通過科舉、軍功入仕，使“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成爲深入人心的信念。劉邦以亭長出身建立漢朝，朱元璋乞僧出身建立明朝，給後世起義者提供了“布衣也可稱帝”的現實模板。

這也讓那些地方失意的豪強、破落知識分子，有了利用農民起義以翻身的念頭。比如黃巢，就是豪強（私鹽販子）以及失意知識分子（落第書生）的結合體。

而在西歐、日本，階級固化嚴重，騎士/武士武力遠超農民，平民幾乎無望翻身。多數農民起義僅求減輕賦稅，達成後即歸田，繼續受原有領主統治；少數更激進者也多以逃亡城市爲出路，而非推翻整個政權。

大一統給中國帶來了中央集權、廣闊疆域、文化認同等多重益處，卻也客觀上放大了農民起義的規模、頻率與破壞力，導致“王朝週期律”與週期性人口大滅絕，成爲歷史難以擺脫的悲劇。如何在維護統一的同時，有效防範大規模社會動盪、減輕官僚腐敗與災害衝擊，仍是值得每一箇中國人深思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