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提到日本對華戰爭賠款的時候，有一種聲音稱，日本雖然沒有對中國進行賠款，然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

日本政府累計爲中國提供了3.65萬億日元的各類援助，在事實上充當了對中國的戰爭賠款

這種觀點，其實根本站不住腳，3.65萬億日元的數額看上去有些嚇人，但如果把這筆錢剖開了看

大多數都是需要償還的低息貸款，真正的無償援助，連可憐的5%都沒有，並且對華政府開發援助本身

充滿着政治算計與博弈，用這筆錢爲日本的戰爭責任開脫，事實上是對日本親華派的侮辱，同時也是對日本右翼的一次洗白

賠款

雖然在戰爭反省這個問題上，德日這兩個軸心國，做的都不完美，但即使是差生，也有高下之分

在聊日本之前，我們不妨先從德國身上看看，真正的賠款與謝罪，應該是什麼樣子

賠款的前提，首先是承認罪行，1951年，西德總理阿登納發表聲明，“以德國人民的名義犯下了難以言狀的罪行，必須要進行道德和物質上的賠償”

此後，西德通過了《聯邦賠償法》，將對戰爭受害者的賠償，上升爲聯邦德國的法律義務

因爲是賠償，所以幾乎所有都是直接的現金或物資支付，同時不僅有直接向國家支付的賠款，也有向受害者個人支付的賠款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今，德國戰後支付的各類賠償金額累計已超過900億美元，考慮到通脹

德國政府實際支出的賠償，僅從數額上看就三倍於日本對中國的政府開發援助，並且與日本不同

時至今日，德國依然在對二戰受害者進行着賠償，如在2023年就批准了14億美元，用於支付全球大屠殺倖存者的養老與醫療費用

當然德國的賠償並不全面，飽受詬病的只賠猶太人不賠斯拉夫人，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但德國至少跨過了謝罪的門檻，而與之相對，日本不僅毫無謝罪，對華政府開發援助之所以能實施，大平正芳之死，在其中扮演了一個極其黑色幽默的角色

大平之死

對於來自日本政府的援助，如果非要感謝，我們應該感謝的也不是日本，而是大平正芳這一個人

七十年代末，日本外務省和通產省，雖然有擴大對華貿易的意願，但對於直接提供政府貸款非常猶豫

當時中國是標準的社會主義陣營成員，且擁有核武器，而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系的“巴黎統籌委員會”

嚴格限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技術和資金轉移，向中國提供政府貸款，屬於踩紅線行爲，大平稍有不慎就會被扣上通共的帽子

向中國提供政府貸款的想法，全部出自大平所屬的“宏池會”的想法，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

日本對中國在道義上有虧欠，且一個貧窮且動盪的中國，纔是日本最大的安全威脅，因此，通過經濟援助把中國納入國際體系，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

所以即使是親華且務實的宏池會，在一開始也不是出於純粹的贖罪才向中國提供援助，長遠政治利益，纔是日本政府向中國提供貸款的核心動力

然而這樣一個務實的想法，在提出之初，就在日本國內收到了巨大的反對意見，以福田赳夫爲首的“福田派”，和以中川一郎、石原慎太郎爲首的極右翼團體“青嵐會”

強烈反對日本人出錢援助中國，他們不僅認爲日本應該把更多的錢投向東南亞，構建反華前線

同時一部分右翼分子，還厚顏無恥地表示，中國已經免除了日本的賠款義務，再給錢是畫蛇添足

如果在大平任期結束後福田派再次成爲日本首相，那麼對華援助計劃即使不被取消，也要變爲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

這項計劃之所以能夠真的開始實施，完全是因爲大平正芳被福田派氣死了

1980年6月12日，大平正芳突發心肌梗塞不治身亡，面對大平之死，前一秒還在爲大平不信任案通過歡呼的福田派嚇傻了

日本首相死在任上是足以震動整個政壇的晴天霹靂，這件事被迅速解讀爲一小撮右翼分子逼死了首相

福田派內部產生了分裂，開始了相互攻訐，而因爲大平死於任上，民衆對這位首相產生了巨大的好感

最終福田派在黨內的影響力大打折扣，但自民黨在日本的影響力卻有增無減，1980年7月17日

大平派的新任領袖、宏池會的另一名成員鈴木善幸成爲了日本首相，大平的死讓對華援助計劃變成一張無人敢撕毀的遺囑，順理成章地鋪滿了整個八十年代

援助

日本的錢是怎麼給的？從成分上來講，其中90%爲低息且長週期的貸款，5%爲用於人才培養、法律完善、環保技術轉讓的技術合作

僅有5%爲用於醫療、教育等民生領域的無償資金援助

從用途上講，大多數來自日本的貸款，都用在了基礎設施建設上，不管是大秦鐵路、首都國際機場還是寶山鋼鐵廠

許多八九十年代上馬的項目，背後都有日本政府貸款的影子

從時間上講，80%以上的援助，都發生在2000之前，所謂的一直提供到2022年，掩蓋了本世紀以來

日本的援助已經少到可以忽略不計的事實，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援助並非無償，且用途大多有嚴格的限定，站在日本的角度，他們不僅沒有付出什麼代價，反而因爲這些援助計劃，在經濟上贏麻了

經濟賬

事實上，日本的政府援助計劃，在投資角度幾乎是一場完美的生意，首先，日本政府提供的低息長期貸款看上去誘人

然而並非直接給中國政府讓我們隨便花，在這些貸款的協議中，中國在進行項目建設時，必須採購日本公司的設備、技術或服務，且日本成分至少要佔合同總額的30%以上

寶鋼在建設過程中，從新日鐵等日本企業引進了成套設備，三菱重工、日立等企業的電梯、空調和行李處理系統也藉機進入了首都機場

在80年代日本國內市場趨於飽和時，這些訂單，爲日本過剩的重工業產能，找到了巨大的輸出市場

同時還讓日本企業藉此機會，壟斷了中國早期的基建設備標準，並在2000年之後獲得了更多的訂單

本質上講，這些貸款和中國沒有關係，日本政府出錢，幫中國買日本貨，錢轉了一圈，從日本手裏出來，又回到了日本手裏

並且日本也不是什麼項目都願意提供貸款，事實上在貸款談判階段，中國的配套項目就已經爲日本經濟服務

在1978年簽訂的《中日長期貿易協議》中，中國承諾在1978到1985年間，向日本出口1000萬噸煤炭和4710萬噸石油

該條款完全服務於日本能源安全的國家戰略，爲了履行這項承諾，日本才願意通過援助計劃幫助中國建設大秦鐵路，以將山西的煤炭源源不斷地經由秦皇島煤碼頭，轉運到日本

不僅如此，在貸款的還款階段，日本還喫到了巨大的匯率紅利，中國與日本簽訂的大量貸款協定，都發生在1985年之前

這些貸款協定要求日本以日元的方式提供貸款，同時中國同樣要以日元的方式還款

然而在1985年，西方陣營內部達成了廣場協議，日元在其後幾年迅速升值，從八十年代初的1美元兌240日元，變爲了九十年代後期的1美元兌120日元

因爲當時中國並沒有大量的日元儲備，這意味着還款時，中國需要用美元兌換日元再把日元還給日本

以美元計價，中國償還給日本的貸款本息，其購買力已經遠遠超出了日本最初提供的貸款，所謂的“低息優惠”在匯率的波動下，也顯得意義甚微，甚至沒有意義

不過從本質上來說，日本政府的對華援助是一筆雙贏的生意，中國獲得了啓動資金，日本獲得了海外市場

如果只是在商言商，那麼雙方都滿足了自身利益，但問題就出在當日本右翼再度掌權之後，將這件有利於雙方的好事，徹底攪成了一灘渾水

大平死後，其繼承者與田中角榮的派系達成了長期的合作關係，兩者在自民黨內部的長期做大，是中日之間經濟合作，能夠持續下去的真正基礎

然而隨着田中角榮的去世與宏池會的分裂，這股曾經左右日本政壇的勢力。在世紀末逐漸式微

而從岸信介到福田的右翼軍國主義者，在二十年蟄伏後捲土重來，隨着福田派的後人森喜朗，在2000年重奪日本首相的寶座

修憲與爲歷史翻案的右翼路線，再次成爲日本政壇的主旋律，獲得權力之後，右翼分子一方面表示中國經濟已經好轉了，日本不需要再繼續給錢了，並大幅減少了對華援助

另一方面直接扭曲援助的本質，瘋狂宣傳對華援助就是戰爭賠款的歪理，試圖爲戰爭責任脫罪

更重要的是，在過去的二十年，即使失去日本首相的位置，右翼也並非毫無作爲，修改教科書所播下的種子，正在本世紀初，慢慢開始發芽